每年9月到12月，联合国大会都在纽约召开常会，那是外交官和翻译官们兴奋而忙碌的时刻。略懂国际外交基本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联合国有六大官方语言，或称“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阿拉伯语。
　　由于英语在当今世界的通用语种地位，不少国人习惯性地将其他外语一概称作“小语种”，尽管其中一些语言并不小众。值得思索的是，联合国使用上述六种工作语言，而不是看起来颇有影响的日语、德语或者一些使用人口更多的语言，是何缘故呢？

“小语种”的逐渐加戏

　　联合国是由二战几大胜利国倡导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防止战争发生，为各国提供对话平台。既然是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其媒介和载体——语言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国际外交舞台上仍流行“欧美中心论”。由于国联最初的倡导者——美国因故未曾加入，三种欧洲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成为国联的法定工作语言。
　　其实，最初定下“国联”法定名称时，有英、法、德、西四种语言版本，而在讨论国联工作语言时也有人提到德语，但当时的法国坚持认为，使用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都是战败国，德语“没有资格成为国联官方语言”，因此最终“定稿”的国联工作语言只有英、法、西三种。
　　但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国联作为国际组织，应该使用一种独立、中立的语言。国联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法律学家（也是193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塞西尔勋爵主张，将当时颇为“新潮”的人造语言——世界语，定为联合国工作语言。1921年，他正式向国联提交引入世界语的报告，国联成立了专门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
　　1923年委员会建议批准塞西尔的建议，不料却被国联常任理事国法国的代表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一票否决。法国否决世界语的目的，是唯恐影响“法语的崇高地位”，而它的这一做法也让曾被认为很完美、很有前途的世界语，从此变成无法落地的“死语言”。
　　和一战不同，二战范围更广、全球代表性更强，《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最初就有英、法、俄、汉、西五种语言文本。其第111条规定，五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但当时并未规定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
　　1946年联大第一次会议发表声明，规定除国际法院外，其余联合国机构在议事规程中都可使用上述五种“正式语言”，但只承认其中两种即英语、法语为工作语言。这一规则被1947年通过的联大第173（II）号决议列入“永久议事规则”。

　　联合国秘书处自始至终只有英、法两种工作语言。

　　但这个“永久”只维持了一年就被打破：1948年12月11日，联大第262（III）号决议将西班牙语列入工作语言。
　　1968年，在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当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拥有联合国正式席位）建议下，俄語被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至此，联合国成立时规定的五种“正式语言”，只有汉语仍然不是工作语言。

　　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758（XXVI）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切合法席位，此后中国一直致力于为汉语争取应有的工作语言地位。1973年，联大将汉语列入工作语言，同时承认阿拉伯语为“联大及其主要委员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口超过4.8亿，将其列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23个。

　　1980年，联大宣布六种工作语言“地位相等”，至1983年1月1日宣布“改革完成”。但实际上在个别机构，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工作语言仍被限定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三种，直到1992年，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除秘书处外）内，“六种工作语言地位相等”才在法律层面完全落实。而联合国秘书处自始至终只有英、法两种工作语言。
　　不难看出，联合国机构中“小语种”的“戏份”，是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里逐步添加的。

工作语言有强大“背景”

　　一位持联合国护照、已在联合国机构工作30年之久的资深翻译，曾提出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说法：联合国工作语言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小语种”（狭义）。
　　事实如何呢？以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作为母语或通用语言的总人口达28亿以上，联合国成员国中逾半数以这“六大”之一为官方语言。
　　英语，母语人口近4亿，被67个国家、27个地区列为官方语言，是全球出版物总数最多、非母语者学习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词汇最多的语言。
　　以法语为第一、第二语言的人口约3.38亿;多达29个国家、4个地区将法语列为官方语言;法语也是英语之外，被各国际组织采用为工作语言最多的语种。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口超过4.8亿，将其列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23个。目前美国3.27亿人口中，有超过4000万人说西班牙语，且在10年之内很可能超过西班牙本土人口数量。 　　汉语虽只被中国、新加坡两个主权国家和若干个地区列为官方语言，却是世界上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以汉语及其不同方言为母语的人口多达10亿以上。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口约3亿，共计27个国家将阿语列为官方语言。
　　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口约1.54亿，目前有10个国家、地区将俄语列为官方语言。
　　以上六种语言使用人口均超过一亿，且都被不止一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列为官方语言，在全球拥有广泛的“母语人口”分布。
　　如今人们将英语视作联合国工作语言乃至“国际语言”中的“大语种”，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美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先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英美联盟又是二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联盟。它们在战后国际秩序中扮演“游戏规则制订者”的角色，而战后科学、文化、传播业的发展，“英语系”也长期“执牛耳”。
　　尽管英语在全球母语人口数量上仅列第三（不及汉语和西班牙语），但却被最多国家、地区列为官方语言（这和英国曾是第一殖民大国息息相关），更被最多非母语人口列为需要学习的“第一外语”。在许多国际场合，尤其是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场合，都需要英语作为媒介。英语几乎成了“国际通用语”的代名词，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大语种”的地位应该无虞。
　　法语在1000年前，曾是汉语以外全球最通用的国际语言，且因为表达精确，直到20世纪初仍是当时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第一工作语言。由于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其殖民遗产同样遍布全球，尤其集中在非洲（非洲有33个国家或将法语列为官方语言，或通用法语），因此法语在全球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代表性，尤其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特殊——许多非洲国家人口不多却部族繁多，不同部族间语言大相径庭，彼此间只能靠法语进行交流。
　　而在“工作语言的故乡”欧洲，法语不仅是法国，也是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安道尔、摩纳哥等国的官方语言，是欧洲主权国家采用为官方语言最多的语种。鉴于此，法语在联合国和世界许多国际组织中“工作语言”的地位近乎不可动摇。而自尊心很强的法国人也始终执着地认为并反复强调，法语是“大语种”，而绝不是什么“小语种”。

　　西班牙语是英、法语以外，最早被联合国及其前身“国联”接纳为官方语言暨工作语言的语种，这和西班牙在欧洲和世界近代史上独特的地位有关。西班牙是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和第一批崛起的殖民帝国，其陆军、海军一度称雄欧洲乃至世界。尽管后来在荷兰、法国、英国等打击下渐趋衰落，它却在拉美、菲律宾和赤道几内亚等地，建立起幅员辽阔的“西班牙文化影响区”。
　　19世纪前期，拉美爆发独立运动，自墨西哥至阿根廷，整个拉美崛起了一系列独立国家。而在一战前拉美各独立国家中，除巴西（葡萄牙语）、海地（法语）等个别例子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构成当时国际版图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正因如此，西班牙语才得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早早奠定其“国际组织工作语言”的地位。可以说，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国势不振、在国际舞台上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的西班牙，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昔日拉美殖民地的光，才让西语跻身联合国工作语言的。
　　汉语自不待言。近代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屡受欺凌，却始终保持着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在一战、二战中都是战胜国，更在反法西斯同盟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汉语是地球上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在中国恢复其应有国际地位、分量后，汉语在联合国工作语言中地位的恢复、提高，可谓水到渠成之事。
　　俄语在被确立为联合国工作语言时，其实只有苏联一国将之列为官方语言，但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且是唯一一国内拥有不止一个联合国正式会员的国家。这个最像“小语种”的联合国工作语言，是靠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塞”进入的。不过苏联解体后，多个独立并加入联合国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继续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反倒让俄语“国际语言”的成色有了很大改观。

　　安南在推动“半官方语言”政策时，遭遇现实困难和阻力。

　　至于阿拉伯語，母语人口说多不多（在20世纪下半叶，长期只有一两亿），说少不少（经历40年人口膨胀，现已增至约3亿）。更重要的是，二战后众多阿拉伯国家独立，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联合使用“石油武器”牵制欧美发达国家（使之不敢过于支持以色列），造成二战后西方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伯地区在全球的重要性得到普遍承认，阿拉伯语也就此迈入联合国工作语言之林。
　　就“国际性”（如电视新闻曝光率）而言，阿拉伯语堪称“大语种”，其之所以在国际组织工作语言范畴被列为“小语种”，是和当代阿拉伯世界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大国”息息相关的。

真正的“小语种”

　　如果说，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其实都可以算“大语种”，那么联合国平台有没有真正“小语种”的存在？
　　有。
　　截至2018年6月，联合国官方新闻媒体工作语言中不仅包括上述“六大”，也包括葡萄牙语和斯瓦希里语，而在联合国部分文件、官方网站上，还不同程度使用了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印地语、马来语、克里奥尔语等“小语种”。
　　这些“小语种”的使用，都有各自的背景和需要。
　　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都是南亚国家的通用语言，分别被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定为官方语言（或之一），是这三个多民族国家各自制订的“普通话”，理论上的使用人口均过亿，且上述三国都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蓝盔兵）的提供大户。 　　葡萄牙语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分布广泛（从安哥拉到莫桑比克，从佛得角到几内亚比绍）的语言之一，论母语人口比德语、法语还多。葡萄牙是殖民时代开启时，全球最早的两个殖民大国之一（另一个是西班牙），如今新兴大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五）巴西又是说葡语的，所以这个“小语种”也不容小觑。
　　斯瓦希里语（kiswahili）是东非众多国家的官方或通用语言，有“非洲普通话”之称，和北非的阿拉伯语及西非的豪萨语并列“非洲三大本土语言”。豪萨语与阿拉伯语同属于闪含语系，而斯瓦希里语则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班图语族。不过，斯瓦希里语曾以阿拉伯字母拼写，19世纪才改以拉丁字母来拼写。它也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借词，连语言的名称“斯瓦希里”都是来自阿拉伯词汇中的“濒海地区”。
　　马来语是东南亚各地最通行的语言之一，是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官方语言，也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另三种是英语、汉语和泰米尔语）。印尼独立以后，印尼官方所使用的马来语则被改称为印尼语。
　　克里奥尔语也分布广泛。“克里奥尔”原意为“混合”，泛指世界上那些由葡萄牙语、英语、法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美国南部、加勒比地区以及西非的一些地方所说的类似语言，也被统称为克里奥尔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多个“小语种”国家或国家联盟相继表示，要力争把自己的母语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其中有官方正式表态的例子，包括印地语（2007年印度政府、2015年尼泊尔政府先后正式发出呼吁）、孟加拉语（2009年孟加拉国时任总理哈西娜）在联大演讲中正式提出）、葡萄牙语（2008年葡共体CPLP八国领导人正式提出）、土耳其语（2011年9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提出）等。
　　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些“小语种”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的难度都不小。其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等，都只被一个国家用作官方语言，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也并不具备很强号召力;葡萄牙语不同方言间差异极大，尽管葡共体致力于“葡语通标”，但至今进展有限;印地语则在很大程度上距“印度通用语言”都尚有一段距离——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许多人不懂印地语，却可娴熟地掌握英语。

　　为缓和联合国工作语言“僧多粥少”、许多“小语种”望门兴叹的尴尬，本身来自“小语种国家”（非洲加纳）的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于2002年提出，在联合国框架内给所谓“半官方”和“地区”语言提供一定地位，以便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这一建议在安南及其继任者潘基文（Ban Ki-moon）两位来自“小语种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鼓励下，一度得到热烈讨论。
　　被提名纳入这一范畴的语言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如缅甸语、日语、韩语、波斯语、泰国语、越南语、豪萨语，也有通行于较多人口中的地方语言或方言，如齐切瓦语、他加禄语、约鲁巴语、古吉拉特语，甚至包括中国方言中的粤语和上海话，还有国际手语、国际盲文、世界语等“人造语言”。
　　但安南在推动“半官方语言”政策时，遭遇现实困难和阻力。除了“六大工作语言”母国的“不合作”外，最现实的障碍是钱：如果在联合国增设如此众多的“准工作语言”，就要增加相应的翻译人手和工作量，这对于经费捉襟见肘的联合国而言，是完全做不到的。
　　此外，不少联合国人士也从工作效率层面，反对增設更多“小语种”为工作语言。他们指出，拥有最多工作语言（24种）的欧盟已成为国际组织中效率低下的典范。一个只有28个成员国（包括即将“脱欧”的英国）的国际组织尚且如此，联合国拥有193个成员国和两个观察员国，一旦放开“小语种成为工作语言”的口子，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正因上述情况，安南和潘基文两位“小语种秘书长”相继卸任后，“准工作语言”的讨论也趋于低潮。
　　实际上，在现有六大工作语言中也存在严重的“大小语种不平等”问题。2001年，西语国家联合提请时任秘书长安南注意“联合国过度使用英语、损害工作语言平等性”问题。对此，安南无奈回应道：“六大工作语言彻底平等，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2008和2009年，联大两次通过决议，敦促联合国秘书处“尊重六大工作语言的平等地位，尤其在新闻传播领域”;2011年，联大通过《关于平等使用联合国多种工作语言的决议》，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充分确保所有联合国工作语言在联合国范围内得到同等有利的工作条件和资源”——不过该决议同时无奈承认“联合国机构内多语种使用和普及率远不如预期”。
　　简单说，即便在“六大”中，“大小语种”的不平等仍客观存在，就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真正小语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