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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恐怖主义直接威胁着国家安全和城市安全。由于我国目前尚无《反恐法》之规范，以致现行的反恐防恐体制和机制与社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尚存在一些不适应，甚至某些领域或区域的反恐防恐对策尚有空白。对此，必须针对现有的反恐防恐现状和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结合智慧城市建设之需要和国家“大安全”概念的延伸，以战略的思维，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之基础上，科学地建立“大联勤大联动”之反恐防恐网络等有效对策。
【关键词】恐怖主义城市安全反恐防恐对策
自恐怖主义产生以来，恐怖与城市之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现代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既是恐怖分子生活的重要区域，也是其威胁的主要目标。可见，城市安全不仅是建设现代智慧城市的基本保障和城市功能的重要表现，而且也是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的重要内容。笔者针对云南昆明“3·01”事件，结合对美国“9·11”以来的部分案例比较和对我国反恐工作现状的调查分析，就建设智慧城市与反恐对策略陈浅见。
一、现状
应当肯定，随着不断探索和实践，我们的政法机关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反恐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打击与防范的职能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职能作用与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反思新疆“7·5”、西藏“3·14”和云南昆明“3·01”等重大“涉恐”事件的发生，以及从反恐工作的现状上看，我们的职能作用和对策还显得有些苍白。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防范上有“三个不到位”
一是技术监控不到位。据对个别案件剖析，有的监控视角仍有“盲区”，个别重点区域或要害部位的监控尚未“全覆盖”。有的因经费问题相互扯皮，使技术监控工程长期搁置；有的在城市改造或智慧城市建设中忽视安全设施的科学设计和投入，使监控设施与工程建设不配套、不同步；也有的监控设施年久失修而成为摆设，或是因技术更新滞后而丧失图像分辨或数据储存等功能。
二是人力值勤不到位。主要原因在于个别同志过于依赖技术监控而忽视人力作用。有的则是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随意离岗、脱岗，或是不按规定交接勤务和严密衔接，以致某些监控情况失控，或是不认真规范地建立勤务“台账”和情况备案积累；也有的虽然在岗值勤，但对监控内容却“眼不见为净”，即便有可疑情况，也是以消极作为或不作为的态度不及时认真地对监控情况加以分析比对、印证和数据研判，致使监控形同虚设。
三是战略预防不到位。所谓战略是指在确保现实斗争需要的同时，要以“大安全”为理念，以立足现实、长期打算、有备无患为导向，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建立多领域多层次地布置集现实与预备为一体的反恐防恐力量和以“大联勤、大联动”等“网格化”工作网络为基础的工作预案和预警机制。而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往往是只顾眼前而轻视长远；只重传统而弱化非传统；只看现实绩效而忽略基础工作的潜在作用。以致某些战略预防工作尚有空白，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则应对仓促。
（二）在应对上有“三个不适应”
一是理论研究不适应。纵览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恐怖活动已不再是普通的犯罪活动和单纯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原因的复杂性、行为动机的针对性和侵害目标的多元性等特性既决定了其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其特征和态势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新兴学科学。同时，剖析反恐的成功案例，理论研究的成果无不起着积极的预警作用。反之，既难以应对“涉恐”的突发性，又难以提高全社会的防范意识。实践中，我们的工作重点通常是打击现行和对防恐的硬件投入。而对反恐的理论研究既缺乏系统性，又缺乏反恐防恐实践性的课题确立及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国家反恐立法的滞后和社会公众反恐防恐意识的薄弱。
二是信息利用不适应。及时准确的“涉恐”信息是有效打击和防范恐怖活动之关键。除了专门机关的情报职能作用之外，某些间接性的“涉恐”信息或已经发生的案例，甚至某些社会公开信息都有可能“再加工”成为可用信息。而实践中，我们习惯以“现在进行时”的思维去关注行动类的信息，而轻视“过去时和将来时”的信息研究和预测。其中对“过去时”的信息几乎不予顾及。而对某些不太明朗或“涉恐”要素不全或间接性信息也极少以发展、联系和因果关系的思维去科学推理，或从中寻找规律和挖掘其信息价值。而实践证明，恰恰就是非专业部门获取的某些不被特别关注的民间信息或一些间接性信息经综合研判和印证推理往往也能起到意外的作用。
三是协调指挥不适应。由于恐怖行动的预谋性、手段的多元性、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活动区域的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反恐工作必须具有“多元化立体作战”之体系和战术，这就需要指挥系统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协调性。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无《反恐法》等法律规范，以致缺乏执法的专门机构和专业化力量，并在体制和机制上使现有的反恐力量过于分散，或政出多门、信息多头、职能重叠、协调脱节及部门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存在而影响了“多兵种大联勤大联动”的整体作战合力与效能的最大化。
二、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不仅对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无疑有着划时代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而且对建设智慧城市中的反恐工作而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遇和挑战。然而，纵观我们现有的军队、武警、政府和政法机关兼有的“反恐”机制和现状，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得不要清醒地面对恐怖主义日益凸显的国际化、政治化、多元化、军事化、智能化和隐蔽化等特点给国家安全和城市安全带来的严重挑战。而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就必须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意义和“大安全”概念的拓展与反恐的战略态势上积极梳理现有法律和政策，整合现有工作力量，尽快制定和颁布《反恐法》和依法组建专门的反恐防恐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对策。
（一）内设专门部门，提升权威性、专门性、独立性
一是设置集中的信息中心。该中心既是高度集中的反恐中枢神经，又是高度统一的决策中心。即建立以专门机关为主体，融国家安全、武警、驻军、消防、海关、交通、电力、救护、城建、旅游等社会有关职能部门信息为一体，且能综合共享并网运行的信息中心。其主体机关之信息既要涵盖本地方各职能部门和社会相关部门之信息，又能涵盖全国范围内和相关国际协作关系的有关信息。其意义在于一旦投入反恐实战或防恐演练则便于信息的高效综合、集中研判、统一调度传递和国际协作，以形成具有大联勤、大联动效能的立体化应战信息网络。
二是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该机构之职能是系统性地分类汇总国内外各类“涉恐”案例、分析研究国内外各类静态和动态“涉恐”信息和政策法律。其中重点要根据信息中心的信息综合，定期分类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并适时以分析报告或专题报告等形式提出各类工作计划和预案以供相关职能部门决策参考；或针对形势需要开展研讨交流活动和组织各类常规性反恐防恐演练。同时，该机构具有工作指导、督察督办和绩效评估与考核等职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中的问题，收集有关工作意见和建议，并提出可行性工作对策；分析和总结各类案例和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指导和督促检查各项反恐防恐工作政策与法律、机制与措施、国际协作机制等的执行落实情况，并通过调查研究和材料汇总，积极为完善工作机制和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三是设置权威的指挥平台。指挥的效能取决于权威的定位。因此，该平台必须具有法律地位和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其权利特征在于国家性、命令性、统一性和服从性。具体包括实战状态的信息发布、决策形成、指令传达、力量调动、部门协调、国际协作、后勤保障、中心指挥和现场指挥、情况反馈和战后总结、事迹表彰和责任追究等权限。而每一权限和环节必须有法有据、职责明确，步调一致地服从统一指挥。从而体现法令政令畅通、高效统一之指挥和管理功能。
（二）制定反恐规划，强化核心性、谋略性、战略性
一是立足现实，突出核心。要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现实需要出发，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借助“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等现实平台，以区域全覆盖、工作全时段、措施全方位为要求，制定和建立与“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相配套的反恐防恐工作规划和机制。该规划和机制要在明确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的同时，要着重突出打击和防范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这一核心任务。并围绕该核心任务由专门机关负责建立健全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社会防线和打防机制。
二是拓展资源，善用谋略。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同样，对于反恐工作而言，运用谋略不仅会减少工作成本，而且对于分化瓦解和孤立敌对势力有着积极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善于以谋略为理念，无论是规划制定，还是实际工作，都要以积极引导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谋略运用为提高工作水平的主要途径。要善于利用对方矛盾和针对“涉恐”主体结构的复杂性和侵害客体的多样性等特点，主动创造条件拓展一切可用资源。如，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有效打击现实危害活动，更要深层次地分析和研究恐怖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谋略对策。在谋略运用上，既要保持传统的工作方法，又要盘活各种积极因素，利用可用资源灵活地开展分化瓦解、化敌为友等谋略工作。
三是着眼长远，谋划战略。所谓长远，就是在反恐防恐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针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超前的思维和战略防御的理念延伸工作触角和措施。如：在智慧城市规划中，既要考虑恐怖主义对城市安全的现实威胁，又要考虑不确定因素对城市安全的潜在危机；在战略战术上，既要重视应对恐怖和突发事件的实战战术，又要重视对各种危机影响城市安全的科学预测和战略。在力量整合上，既要有快速反应的现实力量和充足的预备力量，又要有跨区和跨国的协作力量。
（三）调整评价内容，突出基础性、网络性、防范性
一是综合评价，强化基础。反恐工作具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特点，而该特点又决定了其较强的基础性。因此，评价反恐工作的标准应重在基础。这里的基础主要包括现实力量和储备力量在“条、块、点”的布局上是否全面科学；信息和应急联动机制是否正确可行；应急物质保障体系和协调机制是否有力；各责任主体和部门职责是否清晰；联勤联动预案和体系是否翔实完善等内容。
二是个案评价，检验网络。评价反恐工作的成效在于实战个案的检验。而个案的绩效则取决于各项工作网络的现实作用。因此，要善于通过实战或日常的预演等途径来检验各项网络覆盖的作用，以利于不断地完善工作机制和对策。如：信息是否准确、全面、及时则取决于信息网络的内幕性和快速性；力量的主动发现能力和应急应战能力是否有效则取决于力量布局网络和联动网络的有机性和科学性；指挥系统的指令是否高效、统一、畅通取决于各项网络的协调性、合力性、周密性等要素。
三是抽样评价，重在防范。反恐工作重在打防并举，而最终目的则是防范。对此，要通过不定期的阶段性抽样检查和考核等方法，以检验和评价日常的工作绩效。其中重点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城市安全和社会防范为内容，评价其防范对策与城市功能各要素的适应情况，及防范知识的普及率和应急硬件的投入率；防范机制运作的常态性和应战性；防范措施落实的基础性和长效性等。
总之，恐怖主义对我国家安全和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和挑战日益严峻。唯有坚持以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以战略、科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才能有效实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安全和稳定之目标。
刘向东，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对外联络办公室副调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
图片新闻
“国际大都市人口与未来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第116次新智库论坛
2014年6月6日，本刊编辑前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参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116次新智库论坛。智库论坛请来了韩国人类居住与环境研究院院长、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京焕（Kim Kyung-Hwan)和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局首任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Inermit Gill)谈大都市人口与未来的发展。
金教授以韩国首尔的城市发展为研究基础，认为目前首尔政府对工厂、学校、事业单位的选址的控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数据统计来看，这一政策并没有带来人口的疏散，反而造成了一些副作用，丢失了一些投资机会，都市经济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都市圈的竞争力的加剧，现在还面临了一些大的挑战。首要的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气候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所以，城市管理对都市发展尤为重要，地区之间的平等问题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金教授认为，人口流动才能增长经济发展，简单地控制人口增长并非是个好办法。
吉尔教授对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调研，他提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市场，户口对消费的限制。从当前中国人口居住与消费来看，中国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工作在城市消费却是农村，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他举出数据，日本和韩国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50%，而中国只有12%，就算是巴西发展到中国这样的水平，中产阶级的比例也是25%。此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会带来中国城市疾病管理的危机。他对此有三个建议。第一，必须改革农村土地交易，政府应该放弃对农村土地的垄断。第二，户口政策应该放弃，这对未来很多代的影响深远。第三，应从原来的信贷指导者变为整个金融的管理者。
论坛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期间许多学者与演讲嘉宾做了很好的互动，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许多问题。■
文· 图/凌燕
【关键词】恐怖主义城市安全反恐防恐对策
自恐怖主义产生以来，恐怖与城市之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现代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既是恐怖分子生活的重要区域，也是其威胁的主要目标。可见，城市安全不仅是建设现代智慧城市的基本保障和城市功能的重要表现，而且也是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的重要内容。笔者针对云南昆明“3·01”事件，结合对美国“9·11”以来的部分案例比较和对我国反恐工作现状的调查分析，就建设智慧城市与反恐对策略陈浅见。
一、现状
应当肯定，随着不断探索和实践，我们的政法机关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反恐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打击与防范的职能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职能作用与现实斗争的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反思新疆“7·5”、西藏“3·14”和云南昆明“3·01”等重大“涉恐”事件的发生，以及从反恐工作的现状上看，我们的职能作用和对策还显得有些苍白。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防范上有“三个不到位”
一是技术监控不到位。据对个别案件剖析，有的监控视角仍有“盲区”，个别重点区域或要害部位的监控尚未“全覆盖”。有的因经费问题相互扯皮，使技术监控工程长期搁置；有的在城市改造或智慧城市建设中忽视安全设施的科学设计和投入，使监控设施与工程建设不配套、不同步；也有的监控设施年久失修而成为摆设，或是因技术更新滞后而丧失图像分辨或数据储存等功能。
二是人力值勤不到位。主要原因在于个别同志过于依赖技术监控而忽视人力作用。有的则是工作严重不负责任，随意离岗、脱岗，或是不按规定交接勤务和严密衔接，以致某些监控情况失控，或是不认真规范地建立勤务“台账”和情况备案积累；也有的虽然在岗值勤，但对监控内容却“眼不见为净”，即便有可疑情况，也是以消极作为或不作为的态度不及时认真地对监控情况加以分析比对、印证和数据研判，致使监控形同虚设。
三是战略预防不到位。所谓战略是指在确保现实斗争需要的同时，要以“大安全”为理念，以立足现实、长期打算、有备无患为导向，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建立多领域多层次地布置集现实与预备为一体的反恐防恐力量和以“大联勤、大联动”等“网格化”工作网络为基础的工作预案和预警机制。而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往往是只顾眼前而轻视长远；只重传统而弱化非传统；只看现实绩效而忽略基础工作的潜在作用。以致某些战略预防工作尚有空白，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则应对仓促。
（二）在应对上有“三个不适应”
一是理论研究不适应。纵览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恐怖活动已不再是普通的犯罪活动和单纯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原因的复杂性、行为动机的针对性和侵害目标的多元性等特性既决定了其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其特征和态势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新兴学科学。同时，剖析反恐的成功案例，理论研究的成果无不起着积极的预警作用。反之，既难以应对“涉恐”的突发性，又难以提高全社会的防范意识。实践中，我们的工作重点通常是打击现行和对防恐的硬件投入。而对反恐的理论研究既缺乏系统性，又缺乏反恐防恐实践性的课题确立及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国家反恐立法的滞后和社会公众反恐防恐意识的薄弱。
二是信息利用不适应。及时准确的“涉恐”信息是有效打击和防范恐怖活动之关键。除了专门机关的情报职能作用之外，某些间接性的“涉恐”信息或已经发生的案例，甚至某些社会公开信息都有可能“再加工”成为可用信息。而实践中，我们习惯以“现在进行时”的思维去关注行动类的信息，而轻视“过去时和将来时”的信息研究和预测。其中对“过去时”的信息几乎不予顾及。而对某些不太明朗或“涉恐”要素不全或间接性信息也极少以发展、联系和因果关系的思维去科学推理，或从中寻找规律和挖掘其信息价值。而实践证明，恰恰就是非专业部门获取的某些不被特别关注的民间信息或一些间接性信息经综合研判和印证推理往往也能起到意外的作用。
三是协调指挥不适应。由于恐怖行动的预谋性、手段的多元性、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活动区域的广泛性等特性决定了反恐工作必须具有“多元化立体作战”之体系和战术，这就需要指挥系统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协调性。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无《反恐法》等法律规范，以致缺乏执法的专门机构和专业化力量，并在体制和机制上使现有的反恐力量过于分散，或政出多门、信息多头、职能重叠、协调脱节及部门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存在而影响了“多兵种大联勤大联动”的整体作战合力与效能的最大化。
二、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不仅对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无疑有着划时代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而且对建设智慧城市中的反恐工作而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遇和挑战。然而，纵观我们现有的军队、武警、政府和政法机关兼有的“反恐”机制和现状，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得不要清醒地面对恐怖主义日益凸显的国际化、政治化、多元化、军事化、智能化和隐蔽化等特点给国家安全和城市安全带来的严重挑战。而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就必须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意义和“大安全”概念的拓展与反恐的战略态势上积极梳理现有法律和政策，整合现有工作力量，尽快制定和颁布《反恐法》和依法组建专门的反恐防恐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考虑以下对策。
（一）内设专门部门，提升权威性、专门性、独立性
一是设置集中的信息中心。该中心既是高度集中的反恐中枢神经，又是高度统一的决策中心。即建立以专门机关为主体，融国家安全、武警、驻军、消防、海关、交通、电力、救护、城建、旅游等社会有关职能部门信息为一体，且能综合共享并网运行的信息中心。其主体机关之信息既要涵盖本地方各职能部门和社会相关部门之信息，又能涵盖全国范围内和相关国际协作关系的有关信息。其意义在于一旦投入反恐实战或防恐演练则便于信息的高效综合、集中研判、统一调度传递和国际协作，以形成具有大联勤、大联动效能的立体化应战信息网络。
二是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该机构之职能是系统性地分类汇总国内外各类“涉恐”案例、分析研究国内外各类静态和动态“涉恐”信息和政策法律。其中重点要根据信息中心的信息综合，定期分类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并适时以分析报告或专题报告等形式提出各类工作计划和预案以供相关职能部门决策参考；或针对形势需要开展研讨交流活动和组织各类常规性反恐防恐演练。同时，该机构具有工作指导、督察督办和绩效评估与考核等职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中的问题，收集有关工作意见和建议，并提出可行性工作对策；分析和总结各类案例和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指导和督促检查各项反恐防恐工作政策与法律、机制与措施、国际协作机制等的执行落实情况，并通过调查研究和材料汇总，积极为完善工作机制和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三是设置权威的指挥平台。指挥的效能取决于权威的定位。因此，该平台必须具有法律地位和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其权利特征在于国家性、命令性、统一性和服从性。具体包括实战状态的信息发布、决策形成、指令传达、力量调动、部门协调、国际协作、后勤保障、中心指挥和现场指挥、情况反馈和战后总结、事迹表彰和责任追究等权限。而每一权限和环节必须有法有据、职责明确，步调一致地服从统一指挥。从而体现法令政令畅通、高效统一之指挥和管理功能。
（二）制定反恐规划，强化核心性、谋略性、战略性
一是立足现实，突出核心。要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现实需要出发，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借助“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等现实平台，以区域全覆盖、工作全时段、措施全方位为要求，制定和建立与“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相配套的反恐防恐工作规划和机制。该规划和机制要在明确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的同时，要着重突出打击和防范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这一核心任务。并围绕该核心任务由专门机关负责建立健全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社会防线和打防机制。
二是拓展资源，善用谋略。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同样，对于反恐工作而言，运用谋略不仅会减少工作成本，而且对于分化瓦解和孤立敌对势力有着积极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善于以谋略为理念，无论是规划制定，还是实际工作，都要以积极引导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谋略运用为提高工作水平的主要途径。要善于利用对方矛盾和针对“涉恐”主体结构的复杂性和侵害客体的多样性等特点，主动创造条件拓展一切可用资源。如，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有效打击现实危害活动，更要深层次地分析和研究恐怖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谋略对策。在谋略运用上，既要保持传统的工作方法，又要盘活各种积极因素，利用可用资源灵活地开展分化瓦解、化敌为友等谋略工作。
三是着眼长远，谋划战略。所谓长远，就是在反恐防恐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针对社会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超前的思维和战略防御的理念延伸工作触角和措施。如：在智慧城市规划中，既要考虑恐怖主义对城市安全的现实威胁，又要考虑不确定因素对城市安全的潜在危机；在战略战术上，既要重视应对恐怖和突发事件的实战战术，又要重视对各种危机影响城市安全的科学预测和战略。在力量整合上，既要有快速反应的现实力量和充足的预备力量，又要有跨区和跨国的协作力量。
（三）调整评价内容，突出基础性、网络性、防范性
一是综合评价，强化基础。反恐工作具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特点，而该特点又决定了其较强的基础性。因此，评价反恐工作的标准应重在基础。这里的基础主要包括现实力量和储备力量在“条、块、点”的布局上是否全面科学；信息和应急联动机制是否正确可行；应急物质保障体系和协调机制是否有力；各责任主体和部门职责是否清晰；联勤联动预案和体系是否翔实完善等内容。
二是个案评价，检验网络。评价反恐工作的成效在于实战个案的检验。而个案的绩效则取决于各项工作网络的现实作用。因此，要善于通过实战或日常的预演等途径来检验各项网络覆盖的作用，以利于不断地完善工作机制和对策。如：信息是否准确、全面、及时则取决于信息网络的内幕性和快速性；力量的主动发现能力和应急应战能力是否有效则取决于力量布局网络和联动网络的有机性和科学性；指挥系统的指令是否高效、统一、畅通取决于各项网络的协调性、合力性、周密性等要素。
三是抽样评价，重在防范。反恐工作重在打防并举，而最终目的则是防范。对此，要通过不定期的阶段性抽样检查和考核等方法，以检验和评价日常的工作绩效。其中重点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城市安全和社会防范为内容，评价其防范对策与城市功能各要素的适应情况，及防范知识的普及率和应急硬件的投入率；防范机制运作的常态性和应战性；防范措施落实的基础性和长效性等。
总之，恐怖主义对我国家安全和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和挑战日益严峻。唯有坚持以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以战略、科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才能有效实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安全和稳定之目标。
刘向东，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对外联络办公室副调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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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人口与未来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第116次新智库论坛
2014年6月6日，本刊编辑前往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参加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116次新智库论坛。智库论坛请来了韩国人类居住与环境研究院院长、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京焕（Kim Kyung-Hwan)和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局首任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Inermit Gill)谈大都市人口与未来的发展。
金教授以韩国首尔的城市发展为研究基础，认为目前首尔政府对工厂、学校、事业单位的选址的控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数据统计来看，这一政策并没有带来人口的疏散，反而造成了一些副作用，丢失了一些投资机会，都市经济最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都市圈的竞争力的加剧，现在还面临了一些大的挑战。首要的是人口老龄化，其次是气候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所以，城市管理对都市发展尤为重要，地区之间的平等问题也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金教授认为，人口流动才能增长经济发展，简单地控制人口增长并非是个好办法。
吉尔教授对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调研，他提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市场，户口对消费的限制。从当前中国人口居住与消费来看，中国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工作在城市消费却是农村，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他举出数据，日本和韩国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50%，而中国只有12%，就算是巴西发展到中国这样的水平，中产阶级的比例也是25%。此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会带来中国城市疾病管理的危机。他对此有三个建议。第一，必须改革农村土地交易，政府应该放弃对农村土地的垄断。第二，户口政策应该放弃，这对未来很多代的影响深远。第三，应从原来的信贷指导者变为整个金融的管理者。
论坛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期间许多学者与演讲嘉宾做了很好的互动，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许多问题。■
文· 图/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