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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家新10年（2011~2020）扶贫开发规划已着手启动，四川彝区应在巩固现有扶贫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使其更有效地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扶贫政策。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扶贫尤其是四川彝区的扶贫开发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以期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族地区 四川彝区 扶贫开发 研究述评
一、引言
贫困，作为一个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扶贫开发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以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扶贫开发也正在进入一个转型跨越的主要时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重大调整，必将引起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更多的探索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彝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3）：“二六”温饱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0）：“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第三阶段（2001~2010）：新阶段前十年；第四阶段（2011~2020）：新阶段后十年。其中，前三个阶段已经顺利完成验收，2011年正是第四个阶段的开局之年。四川彝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取的辉煌成就急需要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同时，彝区扶贫开发工作也进入深水区，面临大量的新情况需要研究、出现的新难题需要攻克。本文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四川彝区扶贫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以期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扶贫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二、扶贫开发研究现状
1.关于民族地区贫困根源的研究
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挤压”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物质资料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贫困是“绝对必然的结果”。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短缺是阻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在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方面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与纳克斯这一理论基本相似的还有纳尔逊(R. R. Nelson)1956年提出的“低水平陷阱”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 Myrdal)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教育文化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在国内的学者中，郑长德（1997）认为“边际”地理区位、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民族地区的贫困。张培刚（2001）认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如山区、边缘地区、热带地区等。这些地区普遍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极差，许多地区又缺乏可供开采和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朱乾宇、姚上海(2005 )认为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以及自然经济基础的根深蒂固，是其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2.关于扶贫开发对策措施的研究
关于扶贫开发对策措施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2.1扶贫战略调整论
冯永宽、赵曦、王思铁等（2010）的课题组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受到挑战，在新阶段中国缓贫战略需要适时调整，主张以需求战略取代增长战略。
2.2目标瞄准机制论
郑长德（1998），郭佩霞 (2007)认为“瞄而不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固有弊病。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进行重构，并提出具体设计办法。
2.3人力资本论
朱乾宇、姚上海( 2005 ) ，杨云 (2007) 等认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民族地区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建议以专业人才的输入为主解决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匮乏困境。
2.4新闻传播论
李端生、朱丽（2003）认为新闻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文明成果，新闻传播能对消除贫穷、愚昧与落后现象起有力推动作用，主张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手段。
2.5激励制度安排论
张跃平、周基农(2002)认为激励制度安排是民族地区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建议调整现行扶贫制度安排，以调动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3.关于扶贫政策绩效衡量方法的研究
扶贫政策绩效是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体系。刘朝明、张衔(1999)从经济社会总产出、增长与结构、贫困动态和资金效率四个方面对扶贫绩效进行综合分析，以四川民族地区（甘孜、阿坝、凉山）为样本点进行了实证，证明其方法不仅适用于反贫困的理论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各地区验收脱贫及其效益衡定等方面。姜锡明(2007)利用西部民族8省的数据，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力度与扶贫效果。郭佩霞（2009）研究现行主流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主要局限在经济效益尤其是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与增收方面的评价，认为合理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需要从民族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特性出发，秉持效率、全面、动态、地域、民族、人文关怀、可行的思想与原则，重新构建民族地区扶贫效益评价体系。
4.关于民族地区扶贫资金使用的研究
关于民族地区扶贫资金使用的研究，王卓(2007)认为社会上存在大量享受扶贫好处却回避为此支付的搭便车者；扶贫资源漏出严重；扶贫资金的政府管理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庄天慧、杨宇（2010）通过构建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的影响综合指数模型，综合评价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反贫困所取得的进展。
5.关于四川彝区扶贫开发的研究
张衔(2000)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扶贫攻坚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扶贫攻坚使民族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但相对贫困状况却有扩大趋势。来仪（2004）根据国际通行的“参与式”农村扶贫模式，考察四川民族地区农村的扶贫实践，认为该模式在扶贫工作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显示出了积极的效果；但该模式在被引进和应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也受到了若干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与变革中的现实社会存在冲突、适应和改造的过程。王永莉（2007）根据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的PPT(pro- poor tourisn)概念，考察四川民族地区如何通过旅游来缓解贫困。王卓等(2006)课题组成员以凉山州喜德县为例，深入解剖彝族贫困乡村的贫困现状和新世纪的扶贫实践。杨小柳（2009）通过对四川省美姑县的典型调查，认为“久扶不脱贫”问题是贫困人口所处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发展理念和实践互动的结果，需要在反贫困实践中建立一套整体理解贫困人口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全方位贫困观。崔楚、郭佩霞（2011）以凉山州11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为例，对其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
三、总体述评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现有研究成果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理论探讨的多，实证研究的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分析的少；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少。大多数学者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集中在贫困的原因、扶贫开发的措施、扶贫资金监管、扶贫绩效衡量方法等方面，研究还不够系统，具体体现在：①扶贫开发离不开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而多数学者的建议都是泛泛而谈，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②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对现行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而针对新阶段后10年（2011-2020）扶贫开发的前瞻性研究不多；③与国外反贫困研究相比缺少理论基础，不能很好地对扶贫开发进行确定性的实证检验；④现有大部分成果要么局限在民族村寨的个案陈述，要么从民族地区的总体层面做宏觀概述，而从中观层面针对某一个特定民族集聚区扶贫开发的系统性研究十分少见。
参考文献：
[1]王卓.新世纪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扶贫问题研究-以喜德县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06（2）.
[2]赵曦，刘慧玲.农村反贫困战略的目标及思路考察[J].改革，2007（12）.
[3]郭佩霞.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建构-基于凉山彝区的分析[J]. 农村经济，2008 (3) .
【关键词】民族地区 四川彝区 扶贫开发 研究述评
一、引言
贫困，作为一个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扶贫开发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以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扶贫开发也正在进入一个转型跨越的主要时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重大调整，必将引起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更多的探索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彝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3）：“二六”温饱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0）：“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第三阶段（2001~2010）：新阶段前十年；第四阶段（2011~2020）：新阶段后十年。其中，前三个阶段已经顺利完成验收，2011年正是第四个阶段的开局之年。四川彝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取的辉煌成就急需要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同时，彝区扶贫开发工作也进入深水区，面临大量的新情况需要研究、出现的新难题需要攻克。本文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四川彝区扶贫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以期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扶贫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二、扶贫开发研究现状
1.关于民族地区贫困根源的研究
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挤压”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物质资料难以满足需要，因此贫困是“绝对必然的结果”。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短缺是阻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在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方面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与纳克斯这一理论基本相似的还有纳尔逊(R. R. Nelson)1956年提出的“低水平陷阱”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 Myrdal)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教育文化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在国内的学者中，郑长德（1997）认为“边际”地理区位、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民族地区的贫困。张培刚（2001）认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大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如山区、边缘地区、热带地区等。这些地区普遍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极差，许多地区又缺乏可供开采和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朱乾宇、姚上海(2005 )认为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以及自然经济基础的根深蒂固，是其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
2.关于扶贫开发对策措施的研究
关于扶贫开发对策措施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2.1扶贫战略调整论
冯永宽、赵曦、王思铁等（2010）的课题组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受到挑战，在新阶段中国缓贫战略需要适时调整，主张以需求战略取代增长战略。
2.2目标瞄准机制论
郑长德（1998），郭佩霞 (2007)认为“瞄而不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固有弊病。需要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进行重构，并提出具体设计办法。
2.3人力资本论
朱乾宇、姚上海( 2005 ) ，杨云 (2007) 等认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民族地区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建议以专业人才的输入为主解决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匮乏困境。
2.4新闻传播论
李端生、朱丽（2003）认为新闻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文明成果，新闻传播能对消除贫穷、愚昧与落后现象起有力推动作用，主张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手段。
2.5激励制度安排论
张跃平、周基农(2002)认为激励制度安排是民族地区扶贫取得成效的关键，建议调整现行扶贫制度安排，以调动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
3.关于扶贫政策绩效衡量方法的研究
扶贫政策绩效是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体系。刘朝明、张衔(1999)从经济社会总产出、增长与结构、贫困动态和资金效率四个方面对扶贫绩效进行综合分析，以四川民族地区（甘孜、阿坝、凉山）为样本点进行了实证，证明其方法不仅适用于反贫困的理论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各地区验收脱贫及其效益衡定等方面。姜锡明(2007)利用西部民族8省的数据，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力度与扶贫效果。郭佩霞（2009）研究现行主流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主要局限在经济效益尤其是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与增收方面的评价，认为合理的扶贫效益评价体系需要从民族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特性出发，秉持效率、全面、动态、地域、民族、人文关怀、可行的思想与原则，重新构建民族地区扶贫效益评价体系。
4.关于民族地区扶贫资金使用的研究
关于民族地区扶贫资金使用的研究，王卓(2007)认为社会上存在大量享受扶贫好处却回避为此支付的搭便车者；扶贫资源漏出严重；扶贫资金的政府管理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庄天慧、杨宇（2010）通过构建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的影响综合指数模型，综合评价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反贫困所取得的进展。
5.关于四川彝区扶贫开发的研究
张衔(2000)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扶贫攻坚以来四川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扶贫攻坚使民族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但相对贫困状况却有扩大趋势。来仪（2004）根据国际通行的“参与式”农村扶贫模式，考察四川民族地区农村的扶贫实践，认为该模式在扶贫工作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显示出了积极的效果；但该模式在被引进和应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也受到了若干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与变革中的现实社会存在冲突、适应和改造的过程。王永莉（2007）根据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的PPT(pro- poor tourisn)概念，考察四川民族地区如何通过旅游来缓解贫困。王卓等(2006)课题组成员以凉山州喜德县为例，深入解剖彝族贫困乡村的贫困现状和新世纪的扶贫实践。杨小柳（2009）通过对四川省美姑县的典型调查，认为“久扶不脱贫”问题是贫困人口所处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发展理念和实践互动的结果，需要在反贫困实践中建立一套整体理解贫困人口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全方位贫困观。崔楚、郭佩霞（2011）以凉山州11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为例，对其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
三、总体述评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现有研究成果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理论探讨的多，实证研究的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分析的少；研究成果数量较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少。大多数学者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集中在贫困的原因、扶贫开发的措施、扶贫资金监管、扶贫绩效衡量方法等方面，研究还不够系统，具体体现在：①扶贫开发离不开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而多数学者的建议都是泛泛而谈，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②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对现行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而针对新阶段后10年（2011-2020）扶贫开发的前瞻性研究不多；③与国外反贫困研究相比缺少理论基础，不能很好地对扶贫开发进行确定性的实证检验；④现有大部分成果要么局限在民族村寨的个案陈述，要么从民族地区的总体层面做宏觀概述，而从中观层面针对某一个特定民族集聚区扶贫开发的系统性研究十分少见。
参考文献：
[1]王卓.新世纪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扶贫问题研究-以喜德县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06（2）.
[2]赵曦，刘慧玲.农村反贫困战略的目标及思路考察[J].改革，2007（12）.
[3]郭佩霞.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建构-基于凉山彝区的分析[J]. 农村经济，2008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