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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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安部公房是日本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长期关注战后日本社会中人的荒诞、异化等现代社会问题。长篇小说《他人的脸》刻画了现代社会中被疏离的主人公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主人公回忆的书写入手,结合当时的日本社会,探讨作者对于日本人生存状态的认识。
  关键词:安部公房;他人的脸;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任丽(198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2
  一
  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小说家之一,被称为“日本的卡夫卡”。战后派文学大家野间宏曾说过“如果失掉安部公房的存在,日本的战后文学就如同失去了桶箍的木桶一样,四分五裂地向四周散落”[1]189,这足以显示安部公房在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地位。当日本作家都在写日本式的景物时,安部则“努力地迫近全世界共同的现代社会……”[2]
  长篇小说《他人的脸》以脸部丧失为题材,主人公“我”是月收入九万七千日元的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代理所长,一次意外事故中,由于液体空气发生爆炸,脸部受损,整张脸布满了水蛭窝一样的瘢痕。“我”认为脸部的损坏,意味着丧失了“与他人的通路”,为了从被社会疏离的孤独中逃离出来,重建与妻子、社会的关系,“我”打算制作精巧的假面来诱惑妻子,可是当“假面”轻易地完成和妻子约会,“我”却对妻子与“假面”私通的行为感到愤怒,同时也对“假面”产生强烈的嫉妒感。为了消除“假面”的存在以及自我矛盾的苦痛,“我”打算坦白一切来修复与妻子的通路。然而在妻子的回信中,妻子从一开始就识破了假面,只是配合“我”来演这出假面剧,收到三部手记并难以忍受羞辱的妻子,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小说主要由三本手记和妻子的回信构成,第一本《黑色手记》,记录的是失掉素颜的“我”的痛苦日常,以及秘密制作假面的经过;第二本《白色手记》讲述了假面制作完成后带有假面的主人公的异样体验;第三本《灰色手记》记录的是“我”一个人的两种身份经历,即“假面”以及“我”眼中折射出的妻子的行为。
  二
  早在日本近代小说中,第一人称追忆式的叙述手法并不少见,最初采用这一手法的是发表于1890年1月的《舞姬》(森鸥外,出版社)。这种写作手法有很多好处,首先,通过这一回顾记忆的方法,可以唤起叙事者“我”的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其次,也可以把这种独特的主人公的体验扩展到文本的内部世界。再次,通过自省式的方式回顾过去,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了故事的结局。因此,在明治二十年代的初期,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日本作家广泛采取了流行这种第一人称追忆式的叙述方式。
  《他人的脸》中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追忆的方式,“我”最初开始书写手记,实际上就是在与想象中的自己进行一种对话。同时后来打算交给妻子时,也就想象着与妻子进行对话性交流。他写道:“自从那次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一直断绝了关系。或许是我一边光在理论上说一些只承认脸仅仅具有附属性意义之类的话,一边却又东躲西藏,回避与脸的对决。但既然已被逼到这步田地,也就只能正面反击了。我似乎是想利用这一行为来证明:脸上的方格子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罢了。”[3]14“我”是一名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在其身上充满着强烈的冷漠和残酷。这种特殊的残酷,来自于“我”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是对高速经济增长下人们意识的解放力量及其局限性的极致呈现。在隔绝了与他人的联系下,“我”沉浸在自我脑中所勾勒的世界以及自我“表演”所带来的感觉,使“我”的一切活动正当化。在对假面的制作动机、制作过程的回忆与重述中,在不断呈现的内心的斗争中,充满了虚假、甚至残酷。对路人的轻蔑与敌视都披上了正当的外衣,从而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现实联系。假面本身的两面性本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我”则始终关注假面遮蔽他人视线的好的一面,并将这一判断当作对纯粹欲望的感受和体验,“假如有人正在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着假面那种贪婪的样子的话,无疑会紧皱眉头吧。但值得庆幸的是,假面本来谁也不是,所以,无论别人怎么想,他都无所谓,根本感觉不到痛痒。既没有耻辱的必要,也没有辩解的必要。这样一种解放感是多么令人惬意的尤物。特别是从羞耻心中解放出来,使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宛如起着泡沫似的音乐之中。”[3]143这一强烈的自我意识,最终使得“我”与妻子之间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中间犹如隔了一堵厚厚的墙。
  “我”与妻子的关系表明,一切都出自“我”,又折返于“我”。换言之,在经历了种种体验后,“我”始终遇到的只是我自己。这使得作为丈夫的“我”与妻子的关系呈现了自我乖张。“我”急切地希望修复与“你”的关系,这其中体现了“我”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感受,然而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对欲望的投射性认同。回忆式叙述的三部手记中,“我”在面对着“妻子”这一客体时,直接导致了“我”将自我与妻子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相连的纽带直接的切断了,并且形成了一种概念化的自我循环。这一极端的自我意识和感受,用带有“假面”不断逃避各种道德限制,使“我”遭遇了幻灭的自我王国,最终造成了无法走向他者的残酷。妻子的来信使“我”意识到,主人公的“我”过于关注自身的感觉和欲望,因此也遮蔽了丧失假面后周围的具体丰富的真实情境,导致了情感的冷酷。正是上述这一自我的乖张性,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社会疏离的“我”在谋求与“妻子”这一他者的关系修复中是如何造成残酷与悲剧的。
  三
  对“假面”一词的使用和理解两人也呈现出不同,“我”使用的“假面”是指在共同体中的带有仪式感的存在,假面的匿名性使得“我”在社会中把自己的名字仅仅当做供奉品而献上,假面说到底就是共同体的象征。但是,“你”在信中说“假面就是真面,真面就是假面”,对于妻子来说,假面只是现代社会下个人体现表情的场所。因此,仅从“假面”这一词就可看出,“我”和妻子在言语问题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在我们膨大的自我意识中,妻子尝试对丈夫做不同观点的礼貌说明,可是信中无一不体现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來说也是“我”的手记的一种变形。
  在小说临近结尾处“我”在手记中讲述了电影《爱的一方》,这部电影对探究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存在具有深刻意义。影片描述了主人公少女曾在广岛原爆中受伤,右边脸留下了瘢痕疙瘩,伤好后在日本旧陆军的精神病医院做志愿者,她终日期盼着战争的爆发,希望人们注意到相比外形而言生命更重要,精神病院的患者们也不清楚战败的事实,依旧忠实地活在20年前的时间里。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可以说少女也失掉了与世界共同的时间。影片的结局,这位少女把脸部的伤痕当做自身的悲惨命运选择了自杀,像白色的鸟一样消失在大海中。安部在此处采取了一个叙事包容和囚禁另一叙事的模式,很契合作品幽闭的主题。作为讲述者“我”对影片中少女持有的是指责的态度,少女不去追究行凶者的责任,只停留内心的伤痕,并一再忍受悲剧。
  小说主人公“我”和电影中的少女有着相似的经历,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深知失去了脸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与他者的共同时间,因此“我”努力抗争这一自我存在的困境,渴求恢复脸(制作假面)、找回“我”所属的时间的共同体,并对他人、集体、社会进行责任追问,然而我却没有得到答案。在安部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社会下,人类似乎无法超越自我意识的局限性,而深深地囚禁于回忆的书写中。
  参考文献:
  [1][日]栗坪良樹.けものたちは故郷をめざす――<境界線上>の衝動[M]//佐々木基一.作家の世界·安部公房.東京:番町書房,1978.
  [2][日]奥野健男.安部公房の追悼文[N].朝日新聞,1993-09-22.
  [3][日]安部公房.他人的脸[M].杨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日]安部公房.砂漠の思想[M].東京:講談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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