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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农”是关中道上农民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实行“罢农”的一种形式，又叫“拥城”“拥堂口”，是针对官府横征暴敛和地主残酷压迫剥削开展的斗争。本文参照已有学人的成果，针对陕甘边照进苏区的交农运动，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其进行探究。
关键词：交农运动 陕甘边地区 照金
一、交农运动的开展
1932年麦收前，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领导下的“交农运动”，她是耀县附近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劣绅的一次革命斗争，并揭开了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群众工作的序幕。“交农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陕西耀县，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耀县地区土地多为地主阶级所拥有，农民中60%以上的人都是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业。由于农民土地收益比较少，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租粮又很重，再加上耀县在当时又多天灾与人祸，统治阶级对当地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当地贫苦农民生活的极度困难。耀县一带瘟疫“虎列拉”流行，全县因瘟疫而死的人将近数千，“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省的饥民又不断向照金地区流入，陕甘境内发生连年灾荒，赤地千里、灾民流离、卖妻鬻子，饿殍载道的惨象，而当地统管富平、同官、耀县地区的保卫团团长胡景铨，却不顾人民死活，强派民夫自带口粮、工具为其修建东营，县府也趁机向农民增派田赋。”[1]
为了使当地穷苦的群众得到及时救助，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张仲良（时任石人堡小学教员）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麦收的前期，秘密发动附近贫苦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和烧毁地主豪绅剥削穷人的地契文约运动，并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农具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不久官府派来三个下乡征粮的差役来收捐，也被当地的农民捉拿，并且被绑在新城堡的一棵柳树上接受当地农民的各种质问。此后，周边乡村的农民都积极响应这里的斗争活动，一些贫苦农民当众宣布不给地主种田，不再向地主纳租。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冲进县城，砸毁了象征着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县政府税收机关，并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照金苏区的贫苦农民肩扛杈把、扫帚、锄头等工具，在石人堡汇合后，沿路向西门挺进。在沿途挺进的过程中他们高呼“‘农民要吃饭，大家起来干’，‘废除粮捐，减轻农民负担’，‘停建东营，惩办胡三’等口号，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些贫苦的农民赶到西城门前后，将他们带来堆成小山的农具用草帽点燃后，放火烧了西城门楼。在群众的压力下，民团总指挥长胡景铨（胡三）因受到惊吓后，逃往庄里镇的老家进行躲藏，耀县当地的驻军旅长唐嗣桐见到群众斗争的情形后，怕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安全，他主动向农民许诺停建东营。“当时的耀县县长李建堂也迫于形势的严峻，不得不站在城墙上向城外农民连连鞠躬作揖，并说道：我是李县长，东营不修了，粮捐不要了，请大家都回去吧！一场‘交农’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二、交农运动开展的意义
党领导的这次“交农运动”是发生在陕甘边地区较早的一次革命运动，并成功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安地区形成了有力打击。当时，照金地区由于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毫无保障，统治阶级又对人民群众进行严厉的剥削与压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的艰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同压迫阶级采取烧地契、分配财物，并捉拿腐官等有力的反抗措施，迫使当地驻军统领、特别是县长李建堂收回以前的成命，向人民群众低头认错，交农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次运动处在特殊的环境，促成革命斗争的形成。照金地区在当时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人民生活十分艰辛，但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生活的艰辛，依然对人民采取严厉的剥削与压榨，激化了社会矛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走向了与统治阶级对抗的道路。第二，照金地区“交农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领导并参与了这次群众工作。
“交农运动”对于扩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党的形象，以及在唤起民智进行民主斗争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最终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次群众工作没有发展成为直接革命暴动，因此也就没有走向更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第一，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在照金地区，还处于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起步阶段，自身力量薄弱，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比较薄弱，还不具备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的能力。第二，照金地区的受苦民众以农民阶级为主，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易于满足当前的现状，在革命取得一定成功并获得了一定的胜利果实后，就不再愿意自主的进行革命斗争，只是安于现状，党的宣传在启发革命觉悟方面还尚不足以打破他们的局限。
为了进一步的解救当地群众于苦难之中，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革命势力，党随后又在照金苏区及时领导当地广大群众开展了建立红色革命武装、分粮和土地分配等群众工作，这些有益的探索，对于开辟和建设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耀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96.
作者简介：
辛一凡（1989-），男，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渭南师范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研究。
关键词：交农运动 陕甘边地区 照金
一、交农运动的开展
1932年麦收前，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领导下的“交农运动”，她是耀县附近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劣绅的一次革命斗争，并揭开了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群众工作的序幕。“交农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陕西耀县，主要是由于当时的耀县地区土地多为地主阶级所拥有，农民中60%以上的人都是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业。由于农民土地收益比较少，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租粮又很重，再加上耀县在当时又多天灾与人祸，统治阶级对当地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当地贫苦农民生活的极度困难。耀县一带瘟疫“虎列拉”流行，全县因瘟疫而死的人将近数千，“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省的饥民又不断向照金地区流入，陕甘境内发生连年灾荒，赤地千里、灾民流离、卖妻鬻子，饿殍载道的惨象，而当地统管富平、同官、耀县地区的保卫团团长胡景铨，却不顾人民死活，强派民夫自带口粮、工具为其修建东营，县府也趁机向农民增派田赋。”[1]
为了使当地穷苦的群众得到及时救助，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张仲良（时任石人堡小学教员）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麦收的前期，秘密发动附近贫苦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和烧毁地主豪绅剥削穷人的地契文约运动，并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农具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不久官府派来三个下乡征粮的差役来收捐，也被当地的农民捉拿，并且被绑在新城堡的一棵柳树上接受当地农民的各种质问。此后，周边乡村的农民都积极响应这里的斗争活动，一些贫苦农民当众宣布不给地主种田，不再向地主纳租。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冲进县城，砸毁了象征着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县政府税收机关，并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照金苏区的贫苦农民肩扛杈把、扫帚、锄头等工具，在石人堡汇合后，沿路向西门挺进。在沿途挺进的过程中他们高呼“‘农民要吃饭，大家起来干’，‘废除粮捐，减轻农民负担’，‘停建东营，惩办胡三’等口号，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些贫苦的农民赶到西城门前后，将他们带来堆成小山的农具用草帽点燃后，放火烧了西城门楼。在群众的压力下，民团总指挥长胡景铨（胡三）因受到惊吓后，逃往庄里镇的老家进行躲藏，耀县当地的驻军旅长唐嗣桐见到群众斗争的情形后，怕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安全，他主动向农民许诺停建东营。“当时的耀县县长李建堂也迫于形势的严峻，不得不站在城墙上向城外农民连连鞠躬作揖，并说道：我是李县长，东营不修了，粮捐不要了，请大家都回去吧！一场‘交农’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二、交农运动开展的意义
党领导的这次“交农运动”是发生在陕甘边地区较早的一次革命运动，并成功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安地区形成了有力打击。当时，照金地区由于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毫无保障，统治阶级又对人民群众进行严厉的剥削与压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的艰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同压迫阶级采取烧地契、分配财物，并捉拿腐官等有力的反抗措施，迫使当地驻军统领、特别是县长李建堂收回以前的成命，向人民群众低头认错，交农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次运动处在特殊的环境，促成革命斗争的形成。照金地区在当时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人民生活十分艰辛，但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生活的艰辛，依然对人民采取严厉的剥削与压榨，激化了社会矛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走向了与统治阶级对抗的道路。第二，照金地区“交农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领导并参与了这次群众工作。
“交农运动”对于扩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党的形象，以及在唤起民智进行民主斗争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最终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次群众工作没有发展成为直接革命暴动，因此也就没有走向更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第一，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在照金地区，还处于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起步阶段，自身力量薄弱，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比较薄弱，还不具备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的能力。第二，照金地区的受苦民众以农民阶级为主，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易于满足当前的现状，在革命取得一定成功并获得了一定的胜利果实后，就不再愿意自主的进行革命斗争，只是安于现状，党的宣传在启发革命觉悟方面还尚不足以打破他们的局限。
为了进一步的解救当地群众于苦难之中，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革命势力，党随后又在照金苏区及时领导当地广大群众开展了建立红色革命武装、分粮和土地分配等群众工作，这些有益的探索，对于开辟和建设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耀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96.
作者简介：
辛一凡（1989-），男，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渭南师范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