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部队招兵，我有幸入伍成了一名新兵。
　　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我踏上西去的火车，坐在车皮里的麦草上，满满一车皮新兵，气氛凝滞，每个新兵稚嫩的脸上都表现出离家的不同表情。随着车站信号铃声响起，火车从我的家乡甘肃天水顶着凌冽的西风缓慢地向新疆边防驶去。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凝重。文革造成大学停办，高中毕业的我无学可上，回家务农又实在无法聊生。半年前父亲病逝，丢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才6岁。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说家徒四壁也一点不为过。生产队每个工值才7毛钱，一个壮劳力，除下雨下雪天外，努力出勤300多天，全年也就210多元。人均一年分粮不到两百斤，一到春天，家家饿得只能背着自家织的土布，跋山涉水去陕西等地换粮讨饭。
　　我家没有壮实的劳动力，只靠小脚、体弱多病的母亲拖带着全家七口，真是雪上加霜。這次我出去当兵，家里就能吃上生产队的平均口粮了。我坐在晃动不停的车皮里，惆怅不时袭来，怀念着卧床无钱治疗被病魔夺走了生命的父亲，想念着双手粗糙皲裂、不停劳作的母亲，思念着年幼无知、衣不遮体的弟弟妹妹，心如刀割。
　　在车皮里熬了五天五夜，我们这些新兵到达了吐鲁番车站。下了火车重新编组，每30人一辆大卡车，坐在自带的行李上，冒着风雪又向南疆开去。早起夜休，第七天傍晚才到达部队驻地———南疆巴楚县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放眼望去，茫茫戈壁，心中浮现出的只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样的凄凉诗句。营地没有房屋，全住“地窝子”土坑房，就是低于地面、挖出来的盖了顶的土坑，坑里铺着麦草，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床铺。
　　来到部队的每一天，我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家里的亲人，掰着指头等部队发每月8元钱新兵津贴的日子。我将每月的津贴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本子里，再苦再累，只要悄悄翻出积攒的这点津贴，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边疆严寒的日子格外漫长，手上冻裂的口子疼得像刀割一般，我也舍不得买一支棒棒油，趁在食堂帮灶时顺手拿了一小片肥肉，包在废纸里擦擦手。
　　年底到了，12个月刚攒出96元钱，好不容易从老兵那里借到了4元钱，凑够了100元，我要赶快给家里寄去过年，对这个家来说，这真是一笔天大的收入啊！终于盼到周日，请假去距离营地十多公里的团部驻地寄钱，一路上是我记事以来最高兴的时刻。哪知到了邮局，填好单子时却傻了眼，人家还要1元邮费。我愣了半天，包好钱，羞涩地走出了邮局。在回营地的路上，我盘算着再向谁去借这1元钱。
　　又挨到第二个周日，副班长借给我1元钱，我再次请假跑了十多公里，终于将钱寄了出去。我当时的心情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愉悦！
　　给母亲第一次寄出100元钱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