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时会面对与天命间的关系。人对天命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还是积极主动，有所作为？在这样的时候，孔子的态度十分坚定，他的回答令人过目不忘。
　　《孔子家语》中有《五仪》篇，其中记载说：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在鲁哀公看来，国家的存亡祸福，可能确实由天命注定，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当他向孔子请教时，孔子却认为存亡祸福都源于自身，反时反常的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
　　在孔子看来，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是用来儆戒人主的，各种梦异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戒人臣的。灾异妖孽不能胜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不能胜过良好的品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达到了天下大治，只有贤明君主才能做到。既然如此，为政治国应当谨慎戒惧。
　　在通常的认识中，孔子一向重视天命。在孔子那里，“天命”的含义比较复杂。孔子说到“天”很多，大要归结，都可理解为具有主宰的意义，对于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尊卑贵贱、贫富穷通，乃至国家的盛衰存亡，具有某种决定意义。那时，人们认为“天”很抽象，它无形无影，飘渺虚幻，却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天”似乎又很具体，它仿佛能够主宰世间的一切，可以洞悉事理，秋毫必察。 “天”有时又捉摸不定，变幻难测，常常性情乖戾，恣意肆虐；有时又好像懂得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
　　对于“天”和“天命”的看法，孔子与殷周以来的认识一致，也与春秋以来对于“天”与“天道”、“天命”的认识相应。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这正是那时人们对于“天道”认识时代潮流的概括。由对“天”的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天命”的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天”与“天命”不可捉摸，因此应用心致力于人事，此即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
　　孔子认为必须“知天命”。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他又认为应该“畏天命”，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因为“知天命”而敬畏天命，这样，他才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孔子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与重视天命相比，孔子更注重人事，更主张尽人事以待天命。
　　孔子的“知天命”与荀子的“制天命”应当是一致的。《荀子·天论》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制”与“裁”可以互训，因而后人多将“制”、“裁”连用。关于《荀子》的这句话，唐代学者杨倞注解说：“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若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清朝学者王先谦《荀子集解》也这样理解。
　　可见，传统上所谓“制”，有利用、顺应、顺势之意，并没有所谓“与之对抗”、“斗争”、“征服”的意思。与孔子一样，荀子也并非单纯地去适应自然，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实际反映了荀子对于天命自然的态度。
　　但是，无论对孔子还是对荀子，人们的认识往往出现偏差。对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后人理解却衍生出“控制”、“征服”、“制服”、“战而胜之”等意义，进而理解为“人与天斗争”，又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例如，有学者理解为：“顺从天，而歌颂它，哪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呢？”“利用”或者“顺应”则可，“控制”或者“对抗”则不可！
　　实际上，将“制”字解为“制裁”、“控制”等是今人的主流看法，由此，荀子也成为所谓“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十分渺小，违背自然规律，常常遭致失败乃至灾祸。人何以能够“胜天”呢？
　　《郭店楚墓竹简》有《穷达以时》一篇，给人以很好的启示。孔子与荀子都“明于天人之分”，这也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无论“知天命”还是“制天命”，当然都不是单纯在谈论“天命”，他们关注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
　　后世所谓“人定胜天”思想可能渊源很早。据《逸周书·文传》，殷商末年，周文王就曾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这里强调的同样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中未必包含有“与天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