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让公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讨论。这份具有信息量和教育性的人口政策文件，引用了大量有用的数据，并询问公众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人口政策的指导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委员会建议香港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和培养能够持续支持和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使香港成为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个人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并着眼于提升所有居民和家庭的生活质量”。
　　那是很宏伟的目标，但是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想要多少人口”以及我们如何定义“质量”？
　　这都取决于环境和香港作为一个世界城市相对邻居和竞争者的地位。
　　让我们看看香港目前的情况。香港的人口增长缓慢，并且在快速老龄化。700万人口中，有31.2万外籍佣工（占劳动人口7%），失业率仅为3%多点，劳动人口将在2018年达到顶点，然后随着老龄化逐步下降。到2041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三分之一。
　　香港劳动力增长不足的原因在于人口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最低，甚至低于日本。出生率低可能是因为劳动人口工作过于勤奋，以至于无法养育更多孩子。
　　此外，香港技能较低的外籍劳动力（佣工除外）只占劳动人口0.1%，而新加坡和澳门该比例分别为28%和26%。
　　香港GDP平均增长率4%，其中劳动力增长贡献1%，生产率提高贡献3%。当香港2018年后劳动力增长率转为负时，就必须依赖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保持增长速度。相比而言，新加坡人口政策目标是每年1%-2%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率增长2%-3%，可以达到3%-5%的经济增长速度。
　　政策的困境在于，如何同时增加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收入和财富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如果一个经济体土地有限、并且限制通过移民或出生率增加人口，那么经济增长取决于通过生产率提高来培养人才和制造产品。
　　一些政治家用人口目标作为政策工具，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博士的著名建议：马来西亚应该拥有7000万人口（目前只有2900万）。新加坡2013年1月发布的人口政策白皮书建议，到2030年人口总数达到近690万人（公民360万-380万，常住居民50万-60万，其余是非常住劳工），使政府在上次选举中丢失了不少选票。
　　如果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是外国人，诸如新加坡和澳门，那么当地人对劳动输入的愤恨会不断加强，对此我表示赞同，但是劳动输入的数量当然取决于房屋可获得性、失业率和外来劳动力的质量吗？这需要在更具体的条件下，做出增长模型测算到2041年的情景。
　　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是，香港劳动力参与率为58.8%，略低于日本，比新加坡低8个百分点。指导委员会建议，既然15岁-64岁之间的人口“在经济上是闲置的”，那么可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工作，以及工作更长时间。但是，把因照顾家庭而没去工作的主妇作为“经济上闲置”，显然既不公平，也没有考虑性别差异。
　　当然，香港劳动人口的退休时间似乎比竞争者要早，55岁-59岁之间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1.7%，而日本为78.3%；60岁-64岁之间的劳动力参与率仅为37.7%，而新加坡为58.1%。
　　我认为，很难让公众去回答复杂问题，如“如果延长退休时间，如何减轻对年轻一代职业生涯的负面冲击”？
　　首先，并不确定延长退休时间是否会影响年轻人的职业前景。毕竟，如果老一代仍然活跃于经济领域，发挥创造性，并且有更高的消费能力，那么对年轻一代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二，如果香港不从全局更清晰的视角来提出它的整体人才政策，那么它可能会在人才战争中失败，因为今天的每个城市和国家都在提高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并雇佣全球最好的人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对人口增长和需求模式产生深远意义，例如医疗、教育和服务，都是香港的机会。老龄化香港，基本是服务经济，能否高效和有竞争力地持续服务经济增长的大陆和相邻经济体？
　　当然，要作正确的决策，可以有更多的技术性研究，评估如何权衡、成本和替代选择。所有这些意味着，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这些最终都是政治上的决策。
　　人口政策既然是关于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它都是政治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