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本人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看，其忧患意识表现出文韬武略、知行合一的特质。一般说来，忧患意识应该是人们忧心与忧行，忧志与忧功，也即知忧与解忧的辩证统一。集将、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德足以传世”的范仲淹，其忧患意识正是如此。他不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有憂天下之心”，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事功伟绩。范仲淹忧患意识还表现出“至诚许国、进退如一”和“是非循环、忧乐一体”的内在特质。他即使无端遭贬，身退江湖之远，也难以真正“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而是“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议当深典。可无退省，抑有所闻。”正如后人所评价云：“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范仲淹忧患意识不是悲观绝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种自觉而强烈的担心、牵挂和关爱。
　　后人常将范仲淹与诸葛亮、韩愈等称颂为史上“五君子”，这足见范仲淹包括其忧患意识在内的功业文章与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范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影响着其同时代的韩琦、富弼、苏舜钦、欧阳修、孙复、胡媛、石介、李觏、张载和王安石等人的教育、政治和军事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二程、朱熹、陈亮、叶适、陆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宋元时期的理学思想。明清时期，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影响尤为突出。康乾二帝同赞他是“济世良相，学醇业广”，褒扬他具有忧乐与民的高义品质：“希文古大臣，不与伊葛殊。特达圭璋器，心迹如天日。庙堂而江湖，忧乐与民俱。”“文正本苏人，坟山祠宇新。千炼传树业，一节美敦伦。魏国真知己，夷维传后尘。天平森翠笏，正色立朝身。”李贽、王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就深受其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距离范仲淹时代越是久远，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是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广泛而深远；越是处于求新求变、救国救民的非常时期，其影响也不是越来越式微，而是越来越重大而深刻。范仲淹忧患意识对近现代，尤其是对熊十力、胡适和钱穆等人的忧患意识之影响，它大大超过上述两个历史阶段。
　　范仲淹忧患意识，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只有懂得了忧患意识，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乐观精神，也才能知道希望在哪里。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们越应增强风险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强化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沉着应战，及时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周边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中华文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今天，知识分子更应不辱使命，站在时代前列，将忧国忧民之心，爱国利民之志化为具体行动，以促进各阶层间的意见沟通，各民族间的文明对话，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文明、宗教间的价值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