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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轲》是莫言历史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他以《史记》中荆轲刺秦王的情节展开剧本创作，同时对这一具有规范性的历史记载实现了解构，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与史传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内在品质上与如今社会的精神生态现状有了深度对接。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出发，通过剖析荆轲这一人物的塑造，展现莫言历史剧创作的历史观念与文本特点。
历史题材的戏剧如何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剧一定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这个现实主义的前提是不容商榷的。可是，判定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历史的真实性，要取决于历史的“现实观”。黑格尔在《美学》中已有阐释：“外在事物纯然历史性的精确，在艺术作品中只能算作次要的部分。它应该服从既真实而且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所以，历史之真实与否，关键看“今用”。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的定义为：“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这里的其他文本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这说明一个文本的创作必然会受到前人和共时社会历史文本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对前人文本的解讀。这便提醒人们，分析文本要着眼于现代世界，运用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文性关系来解释它。
一、荆轲之“死”
荆轲的形象在传统文本接受中基本都是正面的，但莫言笔下的荆轲成为荆轲形象的颠覆性存在，这被许多文学评论指责为亵渎历史、甚至“肤浅庸俗”。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荆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非单一真实的存在，而是多个文本叠合成的复杂混合体。据张海明的《谁的荆轲——荆轲形象论之一》综述，荆轲这一形象存在于《史记》《战国策》《燕丹子》中，并还有若干关于荆轲刺秦王的零散记载。它们渊源不同，各自的形象特征亦明显有别，这说明荆轲的历史形象存在多种可能性。他的真实历史面目纵然有无数猜测，但依然是空白的、扑朔迷离的。历史的能指链总是不断转换，古人在记载历史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自己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和理解，所以莫言认为，所谓的“忠于历史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荆轲在诸多文本塑造之下，历史形象早已湮没在长久的时间积淀里，留予后人的不过是一个个文本形象。
后人对于荆轲其人其事的认识，首先就是源于司马迁撰写的荆轲事迹，这是后世传播接受的第一文本，使人们在记忆和情感中对荆轲都有了非常稳定的形象——一个颇具悲剧美和崇高美的侠客。但在这一个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的不是历史上真正的荆轲，而是司马迁理解下的荆轲，时间积淀之下，荆轲的形象也由多元的文本可能变成了司马迁塑造的一元文本现实。
所以，莫言对荆轲的颠覆并不是对历史的解构重塑，而是对前人文本注入了当代人的思考，看到了荆轲的行为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悖谬之处，从而对司马迁笔下荆轲的文本形象进行了扬弃。
二、故事延承与精神出走
莫言的历史剧观，是旧瓶装新酒，在相同的历史事件框架下，装进当代人对历史的思考。毫无疑问，《我们的荆轲》的剧情走向是根据《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基本脉络来的，但他令荆轲的精神出走，实现了荆轲形象对历史的突围。
作者在访谈中有过明确表示，在读过《史记·刺客列传》后，他对当年的刺客表示了怀疑，在剧作中他也借燕姬之口对侠文化进行了直白否定：“所谓的侠士，其实是一些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可以看出，莫言从当代文化审视的角度，将侠文化定义为一种早该被批判和扬弃的价值存在：
“侠客这个行当的最高准则到底是什么？是追求真理与正义吗？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这样的。但……没有真理，也没有正义，因为他刺杀的人和指使他行刺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争名夺利、争权夺势。所以，侠客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职业，远没有想象的崇高……侠客的很多高大形象是我们当代人赋予的、塑造的。所以，研究了这些以后，我觉得把荆轲还原为俗人、平常人，还原为一个要成名成家的侠客，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是我认为的历史真实。”
纵然莫言的论断些许背离了司马迁所撰《刺客列传》的本意，但从他所秉持的现代意识而言，联系到现实因素中恐怖袭击、名利争夺等社会问题，即便是一家之言，也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莫言毫不避讳地说，他的戏的灵魂是很年轻的。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相互交融的时期，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也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宽松的人文环境，这就向文本创作与接受敞开了其更多的可能性，使多元的解读和阐释拥有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便为荆轲形象的再创作提供了社会现实语境。莫言是出于引发当代观众的思考这一角度去创作文本的，他想通过剧情的发展与演员的表演来让观众联想到现实，引发观众对自身的思索。虽然他为荆轲注入的精神品质带着自己的影子，但他的自我“跟这个时代、跟大多数的人具有很多的共性”，他的情感方式、情感经历、社会经验以及对问题的看法，能够跟大多数观众共鸣，这是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而莫言做到了。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历史众说纷纭。它的缺失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空白，存在多种塑造可能，而莫言选择了最适合当代社会架构思考模式的一个切入点，在历史剧情走向不变的情况下，对人物的动机心理进行了大胆揣测——他从“熙熙而来，皆为利来；攘攘而去，皆为利往”中得到启示，进而从文坛的追名逐利现象反观侠客的初心，打通了“我就是荆轲”的血脉流贯，找到了作品的精神核心。
名利的追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动机，生命延续的渴望和对爱情的追求更是人类自始至终探讨的话题，莫言的切入点正是人们所拥有的“共性”。文中荆轲对一刺成名毫不掩饰的渴望，对燕姬烈火一样炽热的爱情，对人类整体生存和存在状态的感性直观的追问，都流露出莫言深层的人文关怀与对普遍道德情感的认同，这与现当代以道德的普遍性、目的性（以人为目的）和自律性为精神底蕴的时代主流艺术观念也是一致的。莫言将这些共性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使荆轲彰显出以往史传或文学作品中“英雄荆轲”被历史所遮蔽的人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莫言童年生活十分艰辛，饥饿、恐怖伴随着他的成长。在文本中，荆轲少年时的贫困、乞食于燕国与莫言的童年经历有相通之处；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了改变命运、出人头地，他曾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贵人”相助，也曾经受过险遭灭顶之灾的政治批判，见过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名利争夺之战。这在剧作中也被一一具化，荆轲“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投靠豪门，希望得以提携重用，这与他当初为了改变命运而投身文学、渴望出人头地的目的也是相通的。荆轲在易水河畔发出的天问，是他自我生命意识的最终觉醒，也是莫言回望自己创作历程、反躬自省的新的觉悟与向往。莫言的坎坷经历令他对人生命运有着深刻的感悟，也为他重构荆轲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由此诞生的荆轲贴近现实、丰满鲜活。
莫言的这部历史剧，首先利用《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部分的情节敷设篇章，从而在两个文本间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司马迁笔下人物的改造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所以，莫言剧作中的荆轲与历史文本中的荆轲、莫言笔下的刺秦原因与历史真实存在的刺秦原因，他们关系的本质不是相似性，而是他性。《我们的荆轲》的艺术成就没有体现在其对历史文本的借鉴上，更重要的恰恰体现在对它们的“疏离”上。莫言对史料进行解读后，不仅运用了合理想象进行虚构，更“采用了化用前人作品的手法”，使历史文本让位于现实文本，与当今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保持了一致，并以荆轲这一人物道出了作者自身的精神品格与理想追求。
三、结语
文本作为历史的承载者，并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等选择性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作为描摹历史的历史剧，必然也不可避免地附着时代与个人色彩，其中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性思想也就由此显现出来。《我们的荆轲》亦是如此，它诞生于21世纪，融入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艺术观念，这为荆轲注入了古今相通的情感内涵，增添了剧作的时代性色彩和持久性魅力。
（山东大学文学院）
历史题材的戏剧如何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剧一定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这个现实主义的前提是不容商榷的。可是，判定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历史的真实性，要取决于历史的“现实观”。黑格尔在《美学》中已有阐释：“外在事物纯然历史性的精确，在艺术作品中只能算作次要的部分。它应该服从既真实而且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所以，历史之真实与否，关键看“今用”。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的定义为：“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这里的其他文本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这说明一个文本的创作必然会受到前人和共时社会历史文本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对前人文本的解讀。这便提醒人们，分析文本要着眼于现代世界，运用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文性关系来解释它。
一、荆轲之“死”
荆轲的形象在传统文本接受中基本都是正面的，但莫言笔下的荆轲成为荆轲形象的颠覆性存在，这被许多文学评论指责为亵渎历史、甚至“肤浅庸俗”。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荆轲在历史上的形象并非单一真实的存在，而是多个文本叠合成的复杂混合体。据张海明的《谁的荆轲——荆轲形象论之一》综述，荆轲这一形象存在于《史记》《战国策》《燕丹子》中，并还有若干关于荆轲刺秦王的零散记载。它们渊源不同，各自的形象特征亦明显有别，这说明荆轲的历史形象存在多种可能性。他的真实历史面目纵然有无数猜测，但依然是空白的、扑朔迷离的。历史的能指链总是不断转换，古人在记载历史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自己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和理解，所以莫言认为，所谓的“忠于历史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荆轲在诸多文本塑造之下，历史形象早已湮没在长久的时间积淀里，留予后人的不过是一个个文本形象。
后人对于荆轲其人其事的认识，首先就是源于司马迁撰写的荆轲事迹，这是后世传播接受的第一文本，使人们在记忆和情感中对荆轲都有了非常稳定的形象——一个颇具悲剧美和崇高美的侠客。但在这一个文本接受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的不是历史上真正的荆轲，而是司马迁理解下的荆轲，时间积淀之下，荆轲的形象也由多元的文本可能变成了司马迁塑造的一元文本现实。
所以，莫言对荆轲的颠覆并不是对历史的解构重塑，而是对前人文本注入了当代人的思考，看到了荆轲的行为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悖谬之处，从而对司马迁笔下荆轲的文本形象进行了扬弃。
二、故事延承与精神出走
莫言的历史剧观，是旧瓶装新酒，在相同的历史事件框架下，装进当代人对历史的思考。毫无疑问，《我们的荆轲》的剧情走向是根据《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基本脉络来的，但他令荆轲的精神出走，实现了荆轲形象对历史的突围。
作者在访谈中有过明确表示，在读过《史记·刺客列传》后，他对当年的刺客表示了怀疑，在剧作中他也借燕姬之口对侠文化进行了直白否定：“所谓的侠士，其实是一些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可以看出，莫言从当代文化审视的角度，将侠文化定义为一种早该被批判和扬弃的价值存在：
“侠客这个行当的最高准则到底是什么？是追求真理与正义吗？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这样的。但……没有真理，也没有正义，因为他刺杀的人和指使他行刺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争名夺利、争权夺势。所以，侠客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职业，远没有想象的崇高……侠客的很多高大形象是我们当代人赋予的、塑造的。所以，研究了这些以后，我觉得把荆轲还原为俗人、平常人，还原为一个要成名成家的侠客，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是我认为的历史真实。”
纵然莫言的论断些许背离了司马迁所撰《刺客列传》的本意，但从他所秉持的现代意识而言，联系到现实因素中恐怖袭击、名利争夺等社会问题，即便是一家之言，也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
莫言毫不避讳地说，他的戏的灵魂是很年轻的。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相互交融的时期，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也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宽松的人文环境，这就向文本创作与接受敞开了其更多的可能性，使多元的解读和阐释拥有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便为荆轲形象的再创作提供了社会现实语境。莫言是出于引发当代观众的思考这一角度去创作文本的，他想通过剧情的发展与演员的表演来让观众联想到现实，引发观众对自身的思索。虽然他为荆轲注入的精神品质带着自己的影子，但他的自我“跟这个时代、跟大多数的人具有很多的共性”，他的情感方式、情感经历、社会经验以及对问题的看法，能够跟大多数观众共鸣，这是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而莫言做到了。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历史众说纷纭。它的缺失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空白，存在多种塑造可能，而莫言选择了最适合当代社会架构思考模式的一个切入点，在历史剧情走向不变的情况下，对人物的动机心理进行了大胆揣测——他从“熙熙而来，皆为利来；攘攘而去，皆为利往”中得到启示，进而从文坛的追名逐利现象反观侠客的初心，打通了“我就是荆轲”的血脉流贯，找到了作品的精神核心。
名利的追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动机，生命延续的渴望和对爱情的追求更是人类自始至终探讨的话题，莫言的切入点正是人们所拥有的“共性”。文中荆轲对一刺成名毫不掩饰的渴望，对燕姬烈火一样炽热的爱情，对人类整体生存和存在状态的感性直观的追问，都流露出莫言深层的人文关怀与对普遍道德情感的认同，这与现当代以道德的普遍性、目的性（以人为目的）和自律性为精神底蕴的时代主流艺术观念也是一致的。莫言将这些共性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使荆轲彰显出以往史传或文学作品中“英雄荆轲”被历史所遮蔽的人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莫言童年生活十分艰辛，饥饿、恐怖伴随着他的成长。在文本中，荆轲少年时的贫困、乞食于燕国与莫言的童年经历有相通之处；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了改变命运、出人头地，他曾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贵人”相助，也曾经受过险遭灭顶之灾的政治批判，见过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名利争夺之战。这在剧作中也被一一具化，荆轲“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投靠豪门，希望得以提携重用，这与他当初为了改变命运而投身文学、渴望出人头地的目的也是相通的。荆轲在易水河畔发出的天问，是他自我生命意识的最终觉醒，也是莫言回望自己创作历程、反躬自省的新的觉悟与向往。莫言的坎坷经历令他对人生命运有着深刻的感悟，也为他重构荆轲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由此诞生的荆轲贴近现实、丰满鲜活。
莫言的这部历史剧，首先利用《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部分的情节敷设篇章，从而在两个文本间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司马迁笔下人物的改造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所以，莫言剧作中的荆轲与历史文本中的荆轲、莫言笔下的刺秦原因与历史真实存在的刺秦原因，他们关系的本质不是相似性，而是他性。《我们的荆轲》的艺术成就没有体现在其对历史文本的借鉴上，更重要的恰恰体现在对它们的“疏离”上。莫言对史料进行解读后，不仅运用了合理想象进行虚构，更“采用了化用前人作品的手法”，使历史文本让位于现实文本，与当今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保持了一致，并以荆轲这一人物道出了作者自身的精神品格与理想追求。
三、结语
文本作为历史的承载者，并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等选择性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作为描摹历史的历史剧，必然也不可避免地附着时代与个人色彩，其中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性思想也就由此显现出来。《我们的荆轲》亦是如此，它诞生于21世纪，融入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艺术观念，这为荆轲注入了古今相通的情感内涵，增添了剧作的时代性色彩和持久性魅力。
（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