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导演黄建新近些年来逐渐转向幕后做起了监制，不过经他手监制都是《投名状》这样的大部头。可最近这一次，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一部制作资金没有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小电影中，还为这部《愤怒的小孩》拉来了强大的明星阵容：张嘉译、江珊、范伟、陈坤……导演黄雷是黄建新的儿子，他说，最开始也没想过找父亲来做监制。因为父亲很忙，黄雷觉得自己这种规模的片子父亲不可能来帮他。“我很像电影里的那个小孩，总觉得和父母的距离有点儿远。”黄雷说。“我渴望所有孩子到最后都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我很幸运，做完一个片子，找回来了一部分东西。”
黄建新说，给黄雷做监制的这段时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儿子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那段时间很多电影来找黄建新，他都拒绝了。那时候，黄建新就隐约感觉到他们父子之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化，而这个变化对于黄建新的一生来讲是最重要的。
BQ：怎么想起做这样的一部电影？
黄雷：最开始是想做一部大家看了都高兴的片子，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喜剧。而我知道的一些好的国产喜剧，基本都是一种类型，从《疯狂的石头》开始，一直到2012年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差不多都是这种模式的。我们就想尝试做一种新形式的喜剧，正好我的故事里还有孩子，所以就想到了借鉴美国的《小鬼当家》这种阖家欢类型，所有人都可以看，老少皆宜，孩子和大人在一起看的时候，各有各的观影乐趣，各有各的笑点。而带孩子去观看电影，还能建立亲子时间。其实最开始想做这种类型的电影也是因为中国这种类型的电影还非常少，相对来说压力小一点而已，没有人和你争。
黄建新：阖家欢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凸显正能量。因为喜剧很多时候以讽刺为主，阖家欢喜剧要保证正能量，最后一定是皆大欢喜的温馨团圆结局。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从选材到组合上难度也很大，对立面一定不是暴力系统的对立面，设置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喜剧规则中。这种片子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也是觉得其实对电影的技巧要求也是很高的，比方说制作技巧、叙事技巧，如果平铺直叙趣味就变低了。所以我们看西方的阖家欢类型电影有很多有趣的视觉段落来满足观众的观赏。我们全组做这样的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挑战，我以前拍的戏是有幽默感在里面的，但还不完全是喜剧，而是幽默，冯小刚的戏是另外的一种幽默，《泰囧》也是，有一些黑色喜剧成分在里面。
黄雷：最开始想做阖家欢类型电影的时候，因为国内没有同类的片子可以借鉴，所以最先找的是《小鬼当家》。但是《小鬼当家》是建立在美国家庭观念和以美国为主的社会上展开的，而我们中国和他们的价值体系与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做得像一个中国故事，就得套用一些大家普遍认可的、有共识的中国元素和人物关系，这部电影里也牵扯了社会上很多现象。总之要得到观众认同，这事儿才好办。
BQ：拍小孩会比拍成人难吗？
黄雷：相对来说比较难，比成人演员要难。因为孩子可能更自然，自发的东西比较多，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不能对他有太多的限制，跟他拍戏你就是要给他讲故事，带着他玩儿。影片中的小孩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四岁，所以不能给他看剧本，只能跟他说，跟他陈述，要给他一个良好的气氛。
黄建新：这个小孩最大的好处就是天生有演出欲望。在片场也非常活跃，精神头非常足。
BQ：作为监制，你（黄建新）为这部电影做了什么？
黄建新：最开始我没想要当他们的监制，他也是拿剧本让我看看，想让我提点意见。对我来讲就是我从事电影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接触到这种类型，这是引起我好奇希望的、能够做的原因，我觉得中国过节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的。第二个是他们年轻，有可能他们能完成的事，我们完成不了。因为我们的家庭概念和他们不同，就像他（黄雷）说和我有隔阂，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实际上因为他的关系，我才对青年导演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实我帮助他的主要一部分是在电影演员身上。我也跟他们说，不要请来一个好的演员，就给他们编一场戏，除了张译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其他的所有人都是完整的配角，都要贯穿始终，起到作用。我帮他们也是从制作的角度，包括电影里的特技，和更多的设备，包括制作班底——比如配备了优秀的摄影师，他会把整个的视觉效果拍到非常完整，经验要比他们多，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会捕捉到想要的视觉效果。还有就是一些拍摄计划，我也会去帮助他们。因为这部电影里的明星，都是来支持这样的年轻的导演，而且电影里演员也是拍了很多场戏，都很辛苦。每个演员在这部影片里都占据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也是和我有关系的。他们的片酬也是象征性收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们来演这些角色，而且付出了那么长时间给这部电影。因为父子的关系，我不能特别主观。电影制作的资金也没有超过一千万，但是电影的制作给人感觉并不是那么便宜。像我们这些监制投资方给的权利很大，常常很主观地表达很强硬的态度，但是对他（黄雷）的要求还是不能降低。这个电影至少在戏剧逻辑错乱还是没有的。有时候现场发生的一些问题，也都是我帮他来解决的。
BQ：说说这次父子档的感受吧。
黄建新：从他小时候我没带过他，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他从一两岁就跟着奶奶，直到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他大学读的是数学系，是我替他选的，跟我也是一个大学，西北大学。他考进西北大学数学系的时候，我觉得做这个挺好。后来有一年他说想考研究生，我说那好，然后他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去年我母亲去世，我们去西安，突然发现在情感上那种悲痛的情绪他是远远超过我的，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奶奶身边生活。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点情感上复杂的变化，因此才支持他拍这部电影。他拿来给我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的钱来拍。
电影学院其实有着特定的常规，就是你必须要拍一部作品，才能拿到毕业证。当时要拿一百多万来拍这个电影，我看完觉得好像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就说这样，你们去改这个剧本，然后我帮你们一次，把它做成一个面对市场的东西。后来得到了《十月围城》的编剧郭俊立的帮助，帮助他们去捋顺了故事的结构，一年以后就把剧本做出来了。在给他做监制的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他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所以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觉得我和他的心近了。因为他从小就没跟着我，虽然是父子关系，他也对我非常尊敬，但我还是隐约感到一点儿情感上的隔膜。通过这次拍片，也增加了我们父子的情感。那段时间很多电影来找我，我都拒绝了，多大的电影我也不能接。当时我就隐约感觉到我们父子之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我一生来讲是最重要的，推掉所有的工作来帮他监制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最重要的情感转化过程。
黄雷：最开始也没想过找父亲来做监制，因为他特别忙。我当时觉得这种规模的片子他不可能来帮我。为了这部电影父亲出了很多力，我也能感觉到他非常在意。其实这个电影和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我很像电影里的那个小孩，总觉得和父母的距离有点儿远。但是这次拍这个片子，父亲有时间就会来片场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传授经验。我觉得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交流最重要，不怕你争执，就怕你不说，只要你在说就是有交流的。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不管对父母高兴地说也好，不高兴地说也好，感情还都在那儿放着，也等于是我自己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渴望所有孩子到最后都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我很幸运，做完一个片子，其实我找回来了一部分东西。
黄建新说，给黄雷做监制的这段时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儿子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那段时间很多电影来找黄建新，他都拒绝了。那时候，黄建新就隐约感觉到他们父子之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化，而这个变化对于黄建新的一生来讲是最重要的。
BQ：怎么想起做这样的一部电影？
黄雷：最开始是想做一部大家看了都高兴的片子，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喜剧。而我知道的一些好的国产喜剧，基本都是一种类型，从《疯狂的石头》开始，一直到2012年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差不多都是这种模式的。我们就想尝试做一种新形式的喜剧，正好我的故事里还有孩子，所以就想到了借鉴美国的《小鬼当家》这种阖家欢类型，所有人都可以看，老少皆宜，孩子和大人在一起看的时候，各有各的观影乐趣，各有各的笑点。而带孩子去观看电影，还能建立亲子时间。其实最开始想做这种类型的电影也是因为中国这种类型的电影还非常少，相对来说压力小一点而已，没有人和你争。
黄建新：阖家欢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凸显正能量。因为喜剧很多时候以讽刺为主，阖家欢喜剧要保证正能量，最后一定是皆大欢喜的温馨团圆结局。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从选材到组合上难度也很大，对立面一定不是暴力系统的对立面，设置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喜剧规则中。这种片子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也是觉得其实对电影的技巧要求也是很高的，比方说制作技巧、叙事技巧，如果平铺直叙趣味就变低了。所以我们看西方的阖家欢类型电影有很多有趣的视觉段落来满足观众的观赏。我们全组做这样的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挑战，我以前拍的戏是有幽默感在里面的，但还不完全是喜剧，而是幽默，冯小刚的戏是另外的一种幽默，《泰囧》也是，有一些黑色喜剧成分在里面。
黄雷：最开始想做阖家欢类型电影的时候，因为国内没有同类的片子可以借鉴，所以最先找的是《小鬼当家》。但是《小鬼当家》是建立在美国家庭观念和以美国为主的社会上展开的，而我们中国和他们的价值体系与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做得像一个中国故事，就得套用一些大家普遍认可的、有共识的中国元素和人物关系，这部电影里也牵扯了社会上很多现象。总之要得到观众认同，这事儿才好办。
BQ：拍小孩会比拍成人难吗？
黄雷：相对来说比较难，比成人演员要难。因为孩子可能更自然，自发的东西比较多，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不能对他有太多的限制，跟他拍戏你就是要给他讲故事，带着他玩儿。影片中的小孩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四岁，所以不能给他看剧本，只能跟他说，跟他陈述，要给他一个良好的气氛。
黄建新：这个小孩最大的好处就是天生有演出欲望。在片场也非常活跃，精神头非常足。
BQ：作为监制，你（黄建新）为这部电影做了什么？
黄建新：最开始我没想要当他们的监制，他也是拿剧本让我看看，想让我提点意见。对我来讲就是我从事电影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接触到这种类型，这是引起我好奇希望的、能够做的原因，我觉得中国过节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的。第二个是他们年轻，有可能他们能完成的事，我们完成不了。因为我们的家庭概念和他们不同，就像他（黄雷）说和我有隔阂，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实际上因为他的关系，我才对青年导演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实我帮助他的主要一部分是在电影演员身上。我也跟他们说，不要请来一个好的演员，就给他们编一场戏，除了张译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其他的所有人都是完整的配角，都要贯穿始终，起到作用。我帮他们也是从制作的角度，包括电影里的特技，和更多的设备，包括制作班底——比如配备了优秀的摄影师，他会把整个的视觉效果拍到非常完整，经验要比他们多，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会捕捉到想要的视觉效果。还有就是一些拍摄计划，我也会去帮助他们。因为这部电影里的明星，都是来支持这样的年轻的导演，而且电影里演员也是拍了很多场戏，都很辛苦。每个演员在这部影片里都占据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也是和我有关系的。他们的片酬也是象征性收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们来演这些角色，而且付出了那么长时间给这部电影。因为父子的关系，我不能特别主观。电影制作的资金也没有超过一千万，但是电影的制作给人感觉并不是那么便宜。像我们这些监制投资方给的权利很大，常常很主观地表达很强硬的态度，但是对他（黄雷）的要求还是不能降低。这个电影至少在戏剧逻辑错乱还是没有的。有时候现场发生的一些问题，也都是我帮他来解决的。
BQ：说说这次父子档的感受吧。
黄建新：从他小时候我没带过他，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他从一两岁就跟着奶奶，直到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他大学读的是数学系，是我替他选的，跟我也是一个大学，西北大学。他考进西北大学数学系的时候，我觉得做这个挺好。后来有一年他说想考研究生，我说那好，然后他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去年我母亲去世，我们去西安，突然发现在情感上那种悲痛的情绪他是远远超过我的，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奶奶身边生活。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点情感上复杂的变化，因此才支持他拍这部电影。他拿来给我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的钱来拍。
电影学院其实有着特定的常规，就是你必须要拍一部作品，才能拿到毕业证。当时要拿一百多万来拍这个电影，我看完觉得好像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就说这样，你们去改这个剧本，然后我帮你们一次，把它做成一个面对市场的东西。后来得到了《十月围城》的编剧郭俊立的帮助，帮助他们去捋顺了故事的结构，一年以后就把剧本做出来了。在给他做监制的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他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所以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觉得我和他的心近了。因为他从小就没跟着我，虽然是父子关系，他也对我非常尊敬，但我还是隐约感到一点儿情感上的隔膜。通过这次拍片，也增加了我们父子的情感。那段时间很多电影来找我，我都拒绝了，多大的电影我也不能接。当时我就隐约感觉到我们父子之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我一生来讲是最重要的，推掉所有的工作来帮他监制这个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最重要的情感转化过程。
黄雷：最开始也没想过找父亲来做监制，因为他特别忙。我当时觉得这种规模的片子他不可能来帮我。为了这部电影父亲出了很多力，我也能感觉到他非常在意。其实这个电影和我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我很像电影里的那个小孩，总觉得和父母的距离有点儿远。但是这次拍这个片子，父亲有时间就会来片场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传授经验。我觉得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交流最重要，不怕你争执，就怕你不说，只要你在说就是有交流的。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不管对父母高兴地说也好，不高兴地说也好，感情还都在那儿放着，也等于是我自己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渴望所有孩子到最后都能有个圆满的结局。我很幸运，做完一个片子，其实我找回来了一部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