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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外交角力和对周边地区的争夺开始加剧。以海外扩张为国策的日本开始冲击着极力维持华夷体系的中国所确立的东亚格局。而这种传统平衡在70年代以后的20年多年中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并最终引发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华夷体系的最终崩溃和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领头羊。然而，中国方面的失败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战略保守和一味妥协。本文将试图从两国战前二十余年的实力对比和各自的内外环境入手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 华夷秩序 军备建设 东亚秩序
1869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标榜融入近代文明国家行列，对内清理积弊，进行现代化改革，对外争取同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向外扩张。而作为日本外部空间的最前沿——东亚，更是日本战略经营的重点。整个70年代，日本都在中日之间的各个战略要地谋求利益，并开始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早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的1874年，日本便借口台湾土著杀害漂流民，以保护属地为由发动了针对中国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次年，日本更是有模有样的学起了西方国家，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用实际行动来执行所谓的“征韩论”与“海外雄飞论”。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却又不甘心听任日本如此得逞。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曾质问中国官员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漂流民中国方面应作何处置，中国方面先是措辞失当，说台湾生番是化外之民，不归中方管辖，让日本有了“保民逞凶”的出兵口实。而当日军征调海陆军入侵台湾并攻克当地抵抗的土著营地后。清政府方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立即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台防，接着李鸿章又调遣唐定奎率6500名淮军支援，并派遣了以扬武号巡洋舰为首的船政舰队跨海入台，震慑日本舰队。然而，在当时中日陆海军实力对比清国方面占优、日兵在台湾死伤很多（绝大多数是瘟疫病死）、日方军费不继等诸多有利条件下。清廷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中日双方开始和谈，其实此时日方在财力军力上也无力支撑下去。中国以支付给日本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军撤兵。再说朝鲜方面，1875年云扬号事件之后，日本曾派森有礼前往北京试探清廷的态度。中国一方面宣称：“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致使日本顺利同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迈出了渗透朝鲜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李鸿章却授意朝鲜方面以开放国门，融入国际社会的名义同欧美列强各国也缔结相关条约，其制衡日本的意味十分明显。
很多论者在评价这时期的清国对日外交时都极力批评清廷的苟且妥协以及李鸿章的避战求和。认为当时的日本刚刚走上近代化改革，实力尚处弱小，而清廷的过分软弱则丧失了中国在朝鲜、琉球问题上的主动性。然而外交上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强硬与妥协。对日让步原因更多的应该从当时的中国周边形势与内部问题的大环境来综合考量。19世纪70年代，清国刚刚摆脱太平天国和捻军内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巨人。而由洋务派推行的近代化改革此时也才刚刚步入正轨，整个国家亟待从积弊与混乱中挣脱出来。而在外部方面，作为清帝国身边最强大，最贪婪的宿敌俄国此时正和中国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双方围绕新疆问题一度处于兵戎相见的地步。不仅如此，这个时期整个清国最重心的问题是如何保住大西北。左宗棠率兵平剿西北回部暴乱和阿古柏入侵。巨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都被应用消耗于此，仅军费一项开支便多达4000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以几十万两白银换取东部的平安和主权的完整，避免对日节外生枝既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又是现实中的无奈之举孤悬海外的琉球和西北近六分之一的领土相比，一海之隔的日本和陆地毗邻的俄罗斯相比，清政府自然不能不做掂量。
再退一步说，从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对比来看，中国也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在1874年台湾冲突之时，日本陆军在台湾小受挫折，海军舰艇的吨位和先进程度也不及当时的船政舰队。但是也只是稍有不及而已，并没有质和量的巨大差距。况且当时中国还有新疆问题和俄国威胁的牵挂，不得不把大量陆军主力应对西北的陆地防御。而到了1979年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中日军力的差距却在拉大。就在上文李鸿章说出那句关于琉球不足以让清国出兵之言后，紧接着又意味深长的在信中提到：“（日本）所购铁甲船，闻甲有四寸，似非铁皮五六分厚者可比李鸿章所提到的铁甲船，是日本刚刚从英国订购来的三艘二等铁甲舰比睿，扶桑，金刚。在当时亚洲而言，实力和性能是独步天下的。而当时的清帝国，虽然在海防大筹议之后组建了北洋和南洋两支国家舰队，但是实力尚处在真空期。北洋仅仅有几艘400吨级的蚊炮船用以守口。根本没有出海能力，换言之。即使李鸿章想干涉琉球，也没有作为支持他的军事后盾。因此，清国才对琉球问题鞭长莫及，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延缓日本的吞并步伐。
70年代围绕中日两国的这三个事件，对日后的东亚地缘政治所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最先引起的反应就是贯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日海军军备竞赛。牡丹社事件后，李鸿章就敏锐的判断：“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北洋水师成立后的最主要战略威慑对象和外交活动也几乎都是针对日本而来。在1882年和1884年两次的朝鲜冲突中，虽然中国在事件善后的外交处理中由于对国际事务的经验稚嫩而让日本的权利在朝鲜得到拓展，但是在单纯的军事行动中却尽挫日军威风，无论是新式陆军淮军还是刚刚拥有新式军舰的海军，都在朝鲜事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成果让自己在对日交涉中处于一定的上风。甚至在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北洋水师访问的日本舰队一度对日本进行了炮舰外交式的的威胁。这一时期，也是中日关系最稳定、东亚秩序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两国的军备建设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一方面日本痛感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而加紧了海军建设与实力扩充，发售海军公债，兴建横须贺船厂，并且大力从英国、法国购置新锐军舰，终于在1893年的时候海军跃居亚洲第一位。而中国却在几年的奋发急进之后戛然而止。帝国的痼疾让自己满足于浅尝辄止的改革，在初步脱离了严峻危机之后便开始恢复了惰性。中国海军的建设在现实困难（财政压力）和人为内耗（帝党和清流的攻击与掣肘）双重打击下于1888年陷入停顿。从此一蹶不振被日本甩开。不独海军，陆军力量的情况更为严峻。清军空有数十万所谓八旗和绿营的庞大军队，却没有丝毫的战斗力，每年还要吃掉国家大量的军饷，而担负国防军角色的淮军却从国家经费中拿不到一分钱，只能靠李鸿章等人自筹经费供养。所以部队缺编严重，人数有限。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而即使这样，这些在清国内仍算翘楚的军队人数仍然不过三四万人而已。至于训练，虽说装备了部分新式武器，但是同真正西式操练，制式装备强大武器的现代化军队仍然相差甚远，早在中法战争中，淮军就已经暴露出类似问题，同法国职业军队作战的所谓淮军，大多是临时招募编入部队的农民，战斗力奇差，甚至连开枪瞄准这种基本素养都不具备，可惜的是，由于中法战争中国尚未大败亏输，所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教训总结。而日本海军借鉴英法、陆军则师承法国和德国，从训练，募兵到指挥体系再到制式装备全盘采用欧洲式的制度。二者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至甲午战前。淮军各个营总和兵力不过38642人，加上一些奉军和直隶练军14639人，也不过53281人。这是大清帝国可堪作战部队的全部力量。而日军在当时拥有七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且由于学习了德国的总动员制度。开战之时可以立即扩充成50万人。可以说，单比军力，在甲午前日本已经完全赶超了清国。
力量对比的差距就意味着均势的失衡。中日之间在亚洲地缘政治地位和利益划分势必要经过新一轮的洗牌。唯一阻碍日本的是尚未有一个发动事变的导火索和对中国海军力量的一定忌惮（受之前挫折的影响）。而对清国而言。要维系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继续军备下去，补足自己的实力来继续保持力量均势。但是清帝国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保守派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虽然李鸿章本人和手下的海军将领在1891年访日归来之后就有了很敏锐的察觉并多次呼吁清廷改善军备和后勤。但是换来的只是中央一次次的冷漠和束之高阁。
当然在1890年-1892年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曾出现短暂的微妙变化。那就是发生在日本的俄国皇太子被刺事件。一名狂热军警的莽撞刺杀，无疑让日俄本就日益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由于自忖难以承受强大俄国的军事压力。日本在一方面极力示好俄国的同时，也在积极向中国伸出橄榄枝，邀请清国舰队访问日本。是为1891年北洋海军二度访日，日本试图凭借这次活动来向外营造一种中日友好，甚至是潜在军事同盟的印象。因此，在那段时期，中日出现了短暂的关系缓和的迹象。在这里有必要伸延讨论一下，甲午战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战略，并非单纯的只有一种取代中国独霸亚洲的零和思维。以胜海舟为代表的一些维新元老和民间人士也持联合中国，共同领导亚洲走向文明复兴之路的观点，称之为“兴亚派”。然而现实的利益冲突与清帝国顽固的拒绝近代文明改革，使日本政治力量中持“兴亚”观点的呼声越来越薄弱。在初步扩张东亚利益的努力被中国阻挡后，一直主张“海外雄飞”观点的萨长派更加决心走武力扩张之路。而日本政坛终明治一代则始终是这一派把持。所以，虽然迫于俄国外压，中日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然而这种表象的“双赢路线”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便昙花一现般的消失。大津事件的影响刚刚淡去。中日之间的矛盾又上升到了两国间的首要问题。
1894年，朝鲜东学党的叛乱成了引发日清战争的导火索。早在中日双方就共同撤兵谈判僵持之时，作为这场战争中方实际的前敌指挥的李鸿章就已经在预测一旦发生战争后，中方的前景将会如何。其实，之前交代的双方军力差距已经让这场战争的胜负悬念越来越小。深知其中利害的李鸿章心中忧急的首要事情就是怎样才能尽一切手段来阻止这场冲突的发生，无论是以国际公法来申辩，还是极力恳求列强来调停。在日人看来，这些都是苍白无力的手段，在光绪小皇帝为首的保守力量看来，这是在向东瀛蕞尔小国示弱。然而，自信满满的日本人和同样自信满满的大多数国人都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爆发的战争彻底结束了中国东亚大国的地位和东亚维持了20多年的中日平衡。此后的东亚，成为了日本一家独大的新局面，由此迈入了东亚新秩序。
注释：
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3页，十二月二十二日《给日本国公使森有礼照会》
②《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 卷八P4370 时代文艺出版社98年版
③《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 卷八P4371 时代文艺出版社98年版
④日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极秘《征清海战史》第四卷，未刊稿影印本，P286-289
⑤日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一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P64-65
（作者单位：大庆第六中学）
关键词 华夷秩序 军备建设 东亚秩序
1869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标榜融入近代文明国家行列，对内清理积弊，进行现代化改革，对外争取同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向外扩张。而作为日本外部空间的最前沿——东亚，更是日本战略经营的重点。整个70年代，日本都在中日之间的各个战略要地谋求利益，并开始了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早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的1874年，日本便借口台湾土著杀害漂流民，以保护属地为由发动了针对中国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次年，日本更是有模有样的学起了西方国家，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用实际行动来执行所谓的“征韩论”与“海外雄飞论”。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却又不甘心听任日本如此得逞。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曾质问中国官员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漂流民中国方面应作何处置，中国方面先是措辞失当，说台湾生番是化外之民，不归中方管辖，让日本有了“保民逞凶”的出兵口实。而当日军征调海陆军入侵台湾并攻克当地抵抗的土著营地后。清政府方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立即派出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台防，接着李鸿章又调遣唐定奎率6500名淮军支援，并派遣了以扬武号巡洋舰为首的船政舰队跨海入台，震慑日本舰队。然而，在当时中日陆海军实力对比清国方面占优、日兵在台湾死伤很多（绝大多数是瘟疫病死）、日方军费不继等诸多有利条件下。清廷却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中日双方开始和谈，其实此时日方在财力军力上也无力支撑下去。中国以支付给日本50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军撤兵。再说朝鲜方面，1875年云扬号事件之后，日本曾派森有礼前往北京试探清廷的态度。中国一方面宣称：“朝鲜虽隶属中国，一切政教禁令，完全自主，中国从不与闻”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致使日本顺利同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迈出了渗透朝鲜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李鸿章却授意朝鲜方面以开放国门，融入国际社会的名义同欧美列强各国也缔结相关条约，其制衡日本的意味十分明显。
很多论者在评价这时期的清国对日外交时都极力批评清廷的苟且妥协以及李鸿章的避战求和。认为当时的日本刚刚走上近代化改革，实力尚处弱小，而清廷的过分软弱则丧失了中国在朝鲜、琉球问题上的主动性。然而外交上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强硬与妥协。对日让步原因更多的应该从当时的中国周边形势与内部问题的大环境来综合考量。19世纪70年代，清国刚刚摆脱太平天国和捻军内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巨人。而由洋务派推行的近代化改革此时也才刚刚步入正轨，整个国家亟待从积弊与混乱中挣脱出来。而在外部方面，作为清帝国身边最强大，最贪婪的宿敌俄国此时正和中国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双方围绕新疆问题一度处于兵戎相见的地步。不仅如此，这个时期整个清国最重心的问题是如何保住大西北。左宗棠率兵平剿西北回部暴乱和阿古柏入侵。巨大的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都被应用消耗于此，仅军费一项开支便多达4000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以几十万两白银换取东部的平安和主权的完整，避免对日节外生枝既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又是现实中的无奈之举孤悬海外的琉球和西北近六分之一的领土相比，一海之隔的日本和陆地毗邻的俄罗斯相比，清政府自然不能不做掂量。
再退一步说，从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对比来看，中国也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在1874年台湾冲突之时，日本陆军在台湾小受挫折，海军舰艇的吨位和先进程度也不及当时的船政舰队。但是也只是稍有不及而已，并没有质和量的巨大差距。况且当时中国还有新疆问题和俄国威胁的牵挂，不得不把大量陆军主力应对西北的陆地防御。而到了1979年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中日军力的差距却在拉大。就在上文李鸿章说出那句关于琉球不足以让清国出兵之言后，紧接着又意味深长的在信中提到：“（日本）所购铁甲船，闻甲有四寸，似非铁皮五六分厚者可比李鸿章所提到的铁甲船，是日本刚刚从英国订购来的三艘二等铁甲舰比睿，扶桑，金刚。在当时亚洲而言，实力和性能是独步天下的。而当时的清帝国，虽然在海防大筹议之后组建了北洋和南洋两支国家舰队，但是实力尚处在真空期。北洋仅仅有几艘400吨级的蚊炮船用以守口。根本没有出海能力，换言之。即使李鸿章想干涉琉球，也没有作为支持他的军事后盾。因此，清国才对琉球问题鞭长莫及，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延缓日本的吞并步伐。
70年代围绕中日两国的这三个事件，对日后的东亚地缘政治所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最先引起的反应就是贯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日海军军备竞赛。牡丹社事件后，李鸿章就敏锐的判断：“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北洋水师成立后的最主要战略威慑对象和外交活动也几乎都是针对日本而来。在1882年和1884年两次的朝鲜冲突中，虽然中国在事件善后的外交处理中由于对国际事务的经验稚嫩而让日本的权利在朝鲜得到拓展，但是在单纯的军事行动中却尽挫日军威风，无论是新式陆军淮军还是刚刚拥有新式军舰的海军，都在朝鲜事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成果让自己在对日交涉中处于一定的上风。甚至在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北洋水师访问的日本舰队一度对日本进行了炮舰外交式的的威胁。这一时期，也是中日关系最稳定、东亚秩序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两国的军备建设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一方面日本痛感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而加紧了海军建设与实力扩充，发售海军公债，兴建横须贺船厂，并且大力从英国、法国购置新锐军舰，终于在1893年的时候海军跃居亚洲第一位。而中国却在几年的奋发急进之后戛然而止。帝国的痼疾让自己满足于浅尝辄止的改革，在初步脱离了严峻危机之后便开始恢复了惰性。中国海军的建设在现实困难（财政压力）和人为内耗（帝党和清流的攻击与掣肘）双重打击下于1888年陷入停顿。从此一蹶不振被日本甩开。不独海军，陆军力量的情况更为严峻。清军空有数十万所谓八旗和绿营的庞大军队，却没有丝毫的战斗力，每年还要吃掉国家大量的军饷，而担负国防军角色的淮军却从国家经费中拿不到一分钱，只能靠李鸿章等人自筹经费供养。所以部队缺编严重，人数有限。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而即使这样，这些在清国内仍算翘楚的军队人数仍然不过三四万人而已。至于训练，虽说装备了部分新式武器，但是同真正西式操练，制式装备强大武器的现代化军队仍然相差甚远，早在中法战争中，淮军就已经暴露出类似问题，同法国职业军队作战的所谓淮军，大多是临时招募编入部队的农民，战斗力奇差，甚至连开枪瞄准这种基本素养都不具备，可惜的是，由于中法战争中国尚未大败亏输，所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教训总结。而日本海军借鉴英法、陆军则师承法国和德国，从训练，募兵到指挥体系再到制式装备全盘采用欧洲式的制度。二者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至甲午战前。淮军各个营总和兵力不过38642人，加上一些奉军和直隶练军14639人，也不过53281人。这是大清帝国可堪作战部队的全部力量。而日军在当时拥有七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且由于学习了德国的总动员制度。开战之时可以立即扩充成50万人。可以说，单比军力，在甲午前日本已经完全赶超了清国。
力量对比的差距就意味着均势的失衡。中日之间在亚洲地缘政治地位和利益划分势必要经过新一轮的洗牌。唯一阻碍日本的是尚未有一个发动事变的导火索和对中国海军力量的一定忌惮（受之前挫折的影响）。而对清国而言。要维系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继续军备下去，补足自己的实力来继续保持力量均势。但是清帝国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保守派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虽然李鸿章本人和手下的海军将领在1891年访日归来之后就有了很敏锐的察觉并多次呼吁清廷改善军备和后勤。但是换来的只是中央一次次的冷漠和束之高阁。
当然在1890年-1892年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曾出现短暂的微妙变化。那就是发生在日本的俄国皇太子被刺事件。一名狂热军警的莽撞刺杀，无疑让日俄本就日益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由于自忖难以承受强大俄国的军事压力。日本在一方面极力示好俄国的同时，也在积极向中国伸出橄榄枝，邀请清国舰队访问日本。是为1891年北洋海军二度访日，日本试图凭借这次活动来向外营造一种中日友好，甚至是潜在军事同盟的印象。因此，在那段时期，中日出现了短暂的关系缓和的迹象。在这里有必要伸延讨论一下，甲午战前的日本对华外交战略，并非单纯的只有一种取代中国独霸亚洲的零和思维。以胜海舟为代表的一些维新元老和民间人士也持联合中国，共同领导亚洲走向文明复兴之路的观点，称之为“兴亚派”。然而现实的利益冲突与清帝国顽固的拒绝近代文明改革，使日本政治力量中持“兴亚”观点的呼声越来越薄弱。在初步扩张东亚利益的努力被中国阻挡后，一直主张“海外雄飞”观点的萨长派更加决心走武力扩张之路。而日本政坛终明治一代则始终是这一派把持。所以，虽然迫于俄国外压，中日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然而这种表象的“双赢路线”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便昙花一现般的消失。大津事件的影响刚刚淡去。中日之间的矛盾又上升到了两国间的首要问题。
1894年，朝鲜东学党的叛乱成了引发日清战争的导火索。早在中日双方就共同撤兵谈判僵持之时，作为这场战争中方实际的前敌指挥的李鸿章就已经在预测一旦发生战争后，中方的前景将会如何。其实，之前交代的双方军力差距已经让这场战争的胜负悬念越来越小。深知其中利害的李鸿章心中忧急的首要事情就是怎样才能尽一切手段来阻止这场冲突的发生，无论是以国际公法来申辩，还是极力恳求列强来调停。在日人看来，这些都是苍白无力的手段，在光绪小皇帝为首的保守力量看来，这是在向东瀛蕞尔小国示弱。然而，自信满满的日本人和同样自信满满的大多数国人都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爆发的战争彻底结束了中国东亚大国的地位和东亚维持了20多年的中日平衡。此后的东亚，成为了日本一家独大的新局面，由此迈入了东亚新秩序。
注释：
①《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3页，十二月二十二日《给日本国公使森有礼照会》
②《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 卷八P4370 时代文艺出版社98年版
③《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 卷八P4371 时代文艺出版社98年版
④日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极秘《征清海战史》第四卷，未刊稿影印本，P286-289
⑤日参谋本部编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一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P64-65
（作者单位：大庆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