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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7日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的日子。
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和平、温暖的阳光之下，分享共和国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您可曾想到，80多年前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枪林弹雨，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喝马尿……无比艰辛，旷世未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壮大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成功意义何在？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怎样的启迪？
带着这样的问题，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2016年精心策划了《长征·踏歌寻根》大型主题采访报道，先后派出多路记者以著名的《长征组歌》为指引，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寻访老红军、参观纪念馆、拜谒烈士墓、采集红军故事、倾听专家讲述……探求中国工农红军铸就长征精神的理想之魂；感受苏区人民群众养育支持红军的鱼水之情；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困苦的信仰之根；目睹今日老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以此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11月17日至11月24日，我社采访报道组一行，分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和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进行采访。
于都、长汀是长征精神的发源地，也是红色故事、红色人物、红色遗址的“富矿”。走进一处处红色纪念馆、革命领袖旧居、红色遗址，我们听到了党史专家、红军后代讲述的一个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贫困村、移民搬迁社区，我们看到了党组织、党员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感人场景。
重走长征路，踏歌寻根行。采访之旅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感情的激荡、心灵的净化、思想的升华。
11月18日中午，坐落在于都河北岸渡江大道东段的于都县长征源小学校里响起了清脆的下课铃声。成群的小学生们嬉闹着、谈笑着，欢快地走出了校园。
与小学一路之隔，就是全国唯一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主题公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绿树葱茏中，曲径悠长的“红军步道”犹如一条红色的飘带，缀起了高耸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栩栩如生的“长征从于都出发” 花岗岩群雕、集结广场、纪念广场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景观。
身着深绿色民兵制服，英姿飒爽的讲解员肖婷婷告诉我们，81年前的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8.6万人及5000余名挑夫，就是在由此开始的30公里长河段内，通过浮桥、摆渡和涉水，跨过于都河，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被迫做出的悲壮决策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華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毛泽东称赞道：红军长征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习近平同志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壮丽史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的胜利“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
那么，正在中央苏區蓬勃发展的红色革命，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哪些挫折，才会开始这次亘古未见、伤亡惨重的漫漫征途？
走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厅，肖婷婷向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革命形势：
在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后，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采取持久战和“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 “围剿”，并以50万兵力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苏区形势日趋危急。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苏区革命形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们经过查阅资料，找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同志对红军长征原因的精辟分析：
1933年1月，博古等人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到红都瑞金。他们下车伊始，就动用中央的职权声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给各方面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从而埋下了红军败走“麦城”，被迫长征的祸根。
第一个原因，政治上的“残酷斗争”：左倾中央领导人一到苏区，就相继在福建、江西和军队中开始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受到冲击，罗明、邓小平、肖劲光等90余名中央、省、县三级的领导骨干，被点名批判、撤职处分、劳动改造。一时间，如博古在七大所言，“右倾遍于国中，钦差弹冠相庆”。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宗派政策又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和在一起，造成了中央苏区中坚干部的严重缺失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不稳、人心浮动。
第二个原因，经济上的“枯竭政策”：左倾领导人一是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大搞什么“查田运动”，仅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就查出所谓的地主、富农1.36万户，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许多地富分子被逼上了绝路，上山为匪，群众逃亡也时有发生。二是推行“左”的劳动法，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等许多脱离实际的过高经济要求，导致许多私营商家关门倒闭，工人失业。三是因财源枯竭，滥发纸币800万元，造成长征前物价上涨，苏币失信。苏区“人力物力潜力不断下降”，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恩来语）。
第三个原因，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博古排斥毛、朱、周等人，拱手将十万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33岁的不懂中国实际、没有实战经验的外国军事顾问李德，实行“以堡垒对堡垒”，与敌50万重兵争城池、拼消耗，历时一年之久。结果红军遭受重创，苏区日益缩小，第五次反“围剿”败北，突围西去势在必行。
正如周恩来所言：“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这是红军长征的最直接原因。 于都县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东部，建县于2200多年前的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素有“六县之母”“闽、粤、湘往来要冲”之称。但它今天能够拨动亿万人民的心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集结出发了一支钢铁的部队，奏响了壮丽史诗的第一乐章。
红军需要什么 人民就奉献什么
站在矗立在于都河边的“长征渡口”纪念石前，放眼望去，宽阔的于都河浩浩荡荡，冲刷着红土地的河水呈现出深沉的褚色，水波不兴。
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在于都集结和开始战略转移呢？
已经在纪念馆工作了十多年的副馆长张小平如数家珍一般，一五一十讲得明明白白：其一，于都县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这里始终是红军坚实巩固的大后方。其二，这里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便于红军主力军团撤离战场后快速集结，安全转移。其三，中央红军突围的方向是西南，目的地是湘西。于都离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最近，便于红军主力突围后迅速摆脱敌军主力的追击。其四，于都境内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大部队的行动、宿营、隐蔽和补给。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
“河宽600多米，水深一至三米，最大流速1.2米/秒，河底为沙石。”这是1934年10月12日，负责在于都河上架桥的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记录下的于都河情 况。
红军是怎么渡过于都河的呢？纪念馆里的一艘80年前的渔船告诉了我们答案。肖婷婷介绍说，这艘渔船和竹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摆渡红军时使用的实物。当时，李声仁正带着儿子在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一听说红军要渡河，他马上召集起十几条渔船赶到了这个渡口。
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调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民众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扛了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带着孩子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周恩来得知此事，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从10月17日到20日的4天里，每天傍晚5点钟后，于都群众都聚集在架桥工地，在红军带领下架设浮桥。第二天早晨6点钟前，还要把浮桥拆掉，防止國民党军队的侦察机发现红军动向。
据介绍，红军主力撤离十多天后，蒋介石才得知红军的动向。于都人民保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县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告诉了我们一连串于都人民支持红军的数字：1.7万余人入伍参加长征；长征前夕，于都人民购买苏区公债81.9余万元；组织3000余名挑夫随军出征；长征前后安置红军伤病员1万余名。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深秋星夜，月圆月缺，送别的歌声却一直没有中断。
红军后代、于都县党校副校长李金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于都县银坑镇曾华昌的奶奶钟招子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点亮一盏马灯放在村口，几十年风雨不辍。钟招子老人有10个儿子，8个儿子参加了红军，最后没有一个回来。老人点灯，是要为儿子们照亮回家的路。
从红军远行的那一夜开始，于都人民开始了对远行的亲人的等待。
这一等就是15年。
在于都县烈士纪念馆展厅，一张张烈士遗照，一个个壮烈故事，一件件被血与火淬炼的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于都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流血牺牲。在一个红底白字的说明牌前，我们驻足，细细品读上面的文字：
“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44师32团兵分两路，夹攻于都县城，经一小时激战，击溃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下午五时许，于都县城解放。”
这是一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数字：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官兵共1.7万余人，到全国解放时，仅剩下277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的坚实根基上，有着于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基石。
“绿宝石”上的红色起点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要冲，是一颗镶嵌在武夷山南麓闽西山区的“绿宝石”。这里分布着万年前的新石器遗址200余处；1300多年前的唐宋城墙、城楼古巷风韵依然；融汇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客家建筑森然挺拔；第一所红军医院、毛主席旧居等红色遗址处处可见。在历史长河中，长汀一次次精彩亮相、一个个荣耀辉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叙述长征时写道：“红军谈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
斯诺说的福建最远的地方，就是长汀县的中复村。那里是中央红军九军团1934年9月29日开始长征的“红色起点”。
从长汀沿309国道行驶40分钟，我们到达了挺立在中复村外高坡上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下。曾任中复村村主任、如今义务担任红色旅游讲解工作的钟鸣遥指着远处巍峨逶迤的松毛岭山脉，向我们讲述了红九军团为了给红军主力转移赢得时间，在长征出发前进行的那场惨烈的“最后一战”。
松毛岭位于长汀县东南，南北绵延80多华里，东西宽30多华里，扼守着通往长汀、瑞金、赣州的大门。1934年9月，为打开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直取长汀、瑞金，国民党十几万军队向松毛岭进逼。当时，留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等部队不足万人。9月23日，敌人向松毛岭发起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击，红军据险与敌激战。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据民国《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伤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钟鸣表情凝重地说，除了在战场上的伤亡，在中复、长窠头、蔡屋等临近各村的红军医院、救护所，因伤重不治死亡的红军指战员大约还有千余人。据粗略统计，红军的牺牲人数在3000人左右。他们的遗骸就掩埋在了这些村落的坡坡坎坎，大多数人至今没有名姓可查。
松毛岭战斗一直持续了7天7夜，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向后撤退，松毛岭一线遂告失守。9月28日，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战斗，进行战略转移。
身材魁梧的南山镇副镇长钟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业余时间采访长汀县内的老红军和红军后人，搜集整理长汀县发生的红色故事，已经记了几十个笔记本。他说，松毛岭战斗结束两年多，临近各村群众仍然不敢进入这座一片焦土、尸横遍野、腥臭难闻的大山。
红军主力撤离了长汀，但红色斗争之火没有湮灭。
面對敌人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长汀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中的优秀儿女与瑞金的优秀儿女组建起陶古游击队，后组建为汀瑞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成为闻名全国的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之一。
1935年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瞿秋白在长汀水口小迳村遭敌包围不幸被捕。在被押期间，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他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从容走向刑场。沿途，瞿秋白吟唱着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走到县城罗汉岭下，他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之后，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先人已去，留给后人的是不死的精神与无尽的思念。
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和平、温暖的阳光之下，分享共和国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您可曾想到，80多年前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枪林弹雨，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喝马尿……无比艰辛，旷世未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壮大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成功意义何在？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怎样的启迪？
带着这样的问题，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2016年精心策划了《长征·踏歌寻根》大型主题采访报道，先后派出多路记者以著名的《长征组歌》为指引，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寻访老红军、参观纪念馆、拜谒烈士墓、采集红军故事、倾听专家讲述……探求中国工农红军铸就长征精神的理想之魂；感受苏区人民群众养育支持红军的鱼水之情；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艰难困苦的信仰之根；目睹今日老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以此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11月17日至11月24日，我社采访报道组一行，分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和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进行采访。
于都、长汀是长征精神的发源地，也是红色故事、红色人物、红色遗址的“富矿”。走进一处处红色纪念馆、革命领袖旧居、红色遗址，我们听到了党史专家、红军后代讲述的一个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贫困村、移民搬迁社区，我们看到了党组织、党员积极投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感人场景。
重走长征路，踏歌寻根行。采访之旅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感情的激荡、心灵的净化、思想的升华。
11月18日中午，坐落在于都河北岸渡江大道东段的于都县长征源小学校里响起了清脆的下课铃声。成群的小学生们嬉闹着、谈笑着，欢快地走出了校园。
与小学一路之隔，就是全国唯一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主题公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绿树葱茏中，曲径悠长的“红军步道”犹如一条红色的飘带，缀起了高耸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栩栩如生的“长征从于都出发” 花岗岩群雕、集结广场、纪念广场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景观。
身着深绿色民兵制服，英姿飒爽的讲解员肖婷婷告诉我们，81年前的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8.6万人及5000余名挑夫，就是在由此开始的30公里长河段内，通过浮桥、摆渡和涉水，跨过于都河，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被迫做出的悲壮决策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華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毛泽东称赞道：红军长征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习近平同志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壮丽史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的胜利“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
那么，正在中央苏區蓬勃发展的红色革命，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哪些挫折，才会开始这次亘古未见、伤亡惨重的漫漫征途？
走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厅，肖婷婷向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革命形势：
在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后，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采取持久战和“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 “围剿”，并以50万兵力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苏区形势日趋危急。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苏区革命形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们经过查阅资料，找到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同志对红军长征原因的精辟分析：
1933年1月，博古等人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到红都瑞金。他们下车伊始，就动用中央的职权声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给各方面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从而埋下了红军败走“麦城”，被迫长征的祸根。
第一个原因，政治上的“残酷斗争”：左倾中央领导人一到苏区，就相继在福建、江西和军队中开始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受到冲击，罗明、邓小平、肖劲光等90余名中央、省、县三级的领导骨干，被点名批判、撤职处分、劳动改造。一时间，如博古在七大所言，“右倾遍于国中，钦差弹冠相庆”。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宗派政策又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和在一起，造成了中央苏区中坚干部的严重缺失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不稳、人心浮动。
第二个原因，经济上的“枯竭政策”：左倾领导人一是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大搞什么“查田运动”，仅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就查出所谓的地主、富农1.36万户，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许多地富分子被逼上了绝路，上山为匪，群众逃亡也时有发生。二是推行“左”的劳动法，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等许多脱离实际的过高经济要求，导致许多私营商家关门倒闭，工人失业。三是因财源枯竭，滥发纸币800万元，造成长征前物价上涨，苏币失信。苏区“人力物力潜力不断下降”，是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恩来语）。
第三个原因，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博古排斥毛、朱、周等人，拱手将十万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33岁的不懂中国实际、没有实战经验的外国军事顾问李德，实行“以堡垒对堡垒”，与敌50万重兵争城池、拼消耗，历时一年之久。结果红军遭受重创，苏区日益缩小，第五次反“围剿”败北，突围西去势在必行。
正如周恩来所言：“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这是红军长征的最直接原因。 于都县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东部，建县于2200多年前的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素有“六县之母”“闽、粤、湘往来要冲”之称。但它今天能够拨动亿万人民的心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集结出发了一支钢铁的部队，奏响了壮丽史诗的第一乐章。
红军需要什么 人民就奉献什么
站在矗立在于都河边的“长征渡口”纪念石前，放眼望去，宽阔的于都河浩浩荡荡，冲刷着红土地的河水呈现出深沉的褚色，水波不兴。
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在于都集结和开始战略转移呢？
已经在纪念馆工作了十多年的副馆长张小平如数家珍一般，一五一十讲得明明白白：其一，于都县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这里始终是红军坚实巩固的大后方。其二，这里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央苏区的中心腹地，便于红军主力军团撤离战场后快速集结，安全转移。其三，中央红军突围的方向是西南，目的地是湘西。于都离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最近，便于红军主力突围后迅速摆脱敌军主力的追击。其四，于都境内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大部队的行动、宿营、隐蔽和补给。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
“河宽600多米，水深一至三米，最大流速1.2米/秒，河底为沙石。”这是1934年10月12日，负责在于都河上架桥的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记录下的于都河情 况。
红军是怎么渡过于都河的呢？纪念馆里的一艘80年前的渔船告诉了我们答案。肖婷婷介绍说，这艘渔船和竹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摆渡红军时使用的实物。当时，李声仁正带着儿子在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一听说红军要渡河，他马上召集起十几条渔船赶到了这个渡口。
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调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民众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扛了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带着孩子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周恩来得知此事，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从10月17日到20日的4天里，每天傍晚5点钟后，于都群众都聚集在架桥工地，在红军带领下架设浮桥。第二天早晨6点钟前，还要把浮桥拆掉，防止國民党军队的侦察机发现红军动向。
据介绍，红军主力撤离十多天后，蒋介石才得知红军的动向。于都人民保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县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告诉了我们一连串于都人民支持红军的数字：1.7万余人入伍参加长征；长征前夕，于都人民购买苏区公债81.9余万元；组织3000余名挑夫随军出征；长征前后安置红军伤病员1万余名。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深秋星夜，月圆月缺，送别的歌声却一直没有中断。
红军后代、于都县党校副校长李金生给我们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于都县银坑镇曾华昌的奶奶钟招子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点亮一盏马灯放在村口，几十年风雨不辍。钟招子老人有10个儿子，8个儿子参加了红军，最后没有一个回来。老人点灯，是要为儿子们照亮回家的路。
从红军远行的那一夜开始，于都人民开始了对远行的亲人的等待。
这一等就是15年。
在于都县烈士纪念馆展厅，一张张烈士遗照，一个个壮烈故事，一件件被血与火淬炼的文物，在无声地诉说着于都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流血牺牲。在一个红底白字的说明牌前，我们驻足，细细品读上面的文字：
“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144师32团兵分两路，夹攻于都县城，经一小时激战，击溃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下午五时许，于都县城解放。”
这是一组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数字：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官兵共1.7万余人，到全国解放时，仅剩下277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的坚实根基上，有着于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基石。
“绿宝石”上的红色起点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要冲，是一颗镶嵌在武夷山南麓闽西山区的“绿宝石”。这里分布着万年前的新石器遗址200余处；1300多年前的唐宋城墙、城楼古巷风韵依然；融汇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客家建筑森然挺拔；第一所红军医院、毛主席旧居等红色遗址处处可见。在历史长河中，长汀一次次精彩亮相、一个个荣耀辉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叙述长征时写道：“红军谈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
斯诺说的福建最远的地方，就是长汀县的中复村。那里是中央红军九军团1934年9月29日开始长征的“红色起点”。
从长汀沿309国道行驶40分钟，我们到达了挺立在中复村外高坡上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下。曾任中复村村主任、如今义务担任红色旅游讲解工作的钟鸣遥指着远处巍峨逶迤的松毛岭山脉，向我们讲述了红九军团为了给红军主力转移赢得时间，在长征出发前进行的那场惨烈的“最后一战”。
松毛岭位于长汀县东南，南北绵延80多华里，东西宽30多华里，扼守着通往长汀、瑞金、赣州的大门。1934年9月，为打开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直取长汀、瑞金，国民党十几万军队向松毛岭进逼。当时，留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等部队不足万人。9月23日，敌人向松毛岭发起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击，红军据险与敌激战。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据民国《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伤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钟鸣表情凝重地说，除了在战场上的伤亡，在中复、长窠头、蔡屋等临近各村的红军医院、救护所，因伤重不治死亡的红军指战员大约还有千余人。据粗略统计，红军的牺牲人数在3000人左右。他们的遗骸就掩埋在了这些村落的坡坡坎坎，大多数人至今没有名姓可查。
松毛岭战斗一直持续了7天7夜，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向后撤退，松毛岭一线遂告失守。9月28日，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战斗，进行战略转移。
身材魁梧的南山镇副镇长钟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业余时间采访长汀县内的老红军和红军后人，搜集整理长汀县发生的红色故事，已经记了几十个笔记本。他说，松毛岭战斗结束两年多，临近各村群众仍然不敢进入这座一片焦土、尸横遍野、腥臭难闻的大山。
红军主力撤离了长汀，但红色斗争之火没有湮灭。
面對敌人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长汀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中的优秀儿女与瑞金的优秀儿女组建起陶古游击队，后组建为汀瑞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成为闻名全国的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之一。
1935年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瞿秋白在长汀水口小迳村遭敌包围不幸被捕。在被押期间，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他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从容走向刑场。沿途，瞿秋白吟唱着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走到县城罗汉岭下，他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之后，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先人已去，留给后人的是不死的精神与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