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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欧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场变革使“人”从“神”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武器，推崇人的价值和尊严。但“人文主义”思想并非是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甚至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本文将以《哈姆雷特》为例，通过对哈姆雷特复仇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的分析来窥探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潮的反思。
关键词：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精神危机 人文主义
据《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解释，“人文主义”这个词源于拉丁语“Humanus”，即“人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他的作品《疯狂颂》中就表现了人类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牢笼后肆意泛滥的热情、无拘无束的行动、坦诚率真的言语、无忧无虑的狂欢。作者高扬人的欲望，斥责那些压制人类欲求的“假道学者”，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诗人彼特拉克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来说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一切。”他在《歌集》中对少妇劳拉的描述更是挑战了中世纪禁欲主义道德规范的下限，《歌集》中的劳拉有着金黄的卷发、明亮的蓝眼睛、白皙的皮肤和丰腴的身材……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消逝很久的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又重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尽管这些“文艺复兴”初始期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机智快乐的青年、秀外慧中的姑娘、善良的市民的形象，用他们的智慧甚至狡猾来宣扬人类本能的欲望和需求，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了一个充满人类欲望和情感的世界，与“死气沉沉”的天国分庭抗礼;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这很快就暴露出了其内在思想的肤浅性：如果只有情感欲望的要求而没有远大理想与之相配，情欲就会流于放纵。
因此，“文艺复兴”的历史并不是持续了三百多年的人性解放的“狂欢节”，而是一部人类在三百年间错综复杂的“心灵史”，是人类觉醒后的狂欢与忧郁。这期间正确与错误、发展与倒退相互交织，后起的作家不断地对前辈作家的思想进行着继承与反思。清醒过来的人类固然欣喜地狂欢，但人类不可能像个孩子一样一直狂欢下去。狂欢期过去，人类就要冷静下来，对历史、对现实进行审慎理性的思考了。
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对时代、对社会机制的隐喻和深刻的反思。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品。剧本《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此时的莎士比亚意识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戏剧中通过描写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的冲突来反映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如英国文学史专家王佐良先生评论的那样：“他的喜剧中越来越加深的阴影是时代的阴影，而到了这个悲剧阶段，阴影变成了笼罩一切的黑夜。”
在整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主导动机就是为父报仇，这一点在哈姆雷特心中非常明确。其行为合乎道义，其本人也有能力完成复仇大业，但是最终却是母后误饮毒酒，国王、雷欧提斯及哈姆雷特都命丧黄泉的悲剧结局。导致悲剧的关键则在于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精神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使他对复仇的目的和复仇的对象产生了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导致了行为上的延宕，最终酿成悲剧性的结局。
哈姆雷特的精神危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实的黑暗导致人文主义理想的动摇
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错置时代，让古代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哈姆雷特自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对宇宙人生的全新观点。他赞叹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哈姆雷特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美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人文主義并非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
诚然，人文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来世主义”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个性自由，强调解放人的天性，但是如果个性自由不加约束地任其发展，必然会与社会伦理秩序发生冲突。
古希腊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初民阶段的生活情状。其中天神乌拉诺斯与地母盖亚以“母子婚”的方式结合生下“提坦巨神”。巨神中的克罗诺斯与瑞亚又以“兄妹婚”的方式结合生下“奥林匹斯诸神”。如果按“人文主义者”倡导个性自由、解放天性的理论来看《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话，剧中人物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都符合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行为，都是人类天性欲望的表露。王后乔特鲁德与新王克劳狄斯的结合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剧中看不出有胁迫的成分）。克劳狄斯杀死老国王登上王位的行为与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杀死父亲乌拉诺斯而当上天神的行为没什么两样，也是权力欲望的表露。但神话毕竟是初民在人类社会初期现实生活的写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倘若文明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更迭的话，势必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人类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映。剧中的丹麦王国被哈姆雷特称为“一座荒芜不治的花园”“世间最差的牢狱”，这就暗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副作用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来，反映了种种社会问题，如私欲泛滥、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对此，“人文主义”思想难辞其咎。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丑恶，意识到人类从“天神”到“凡人”的堕落，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黑暗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此时的哈姆雷特也已由一位天真快乐的王子转变为一位忧郁悲观的王子。
关键词：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精神危机 人文主义
据《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解释，“人文主义”这个词源于拉丁语“Humanus”，即“人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他的作品《疯狂颂》中就表现了人类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牢笼后肆意泛滥的热情、无拘无束的行动、坦诚率真的言语、无忧无虑的狂欢。作者高扬人的欲望，斥责那些压制人类欲求的“假道学者”，认为“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诗人彼特拉克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来说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一切。”他在《歌集》中对少妇劳拉的描述更是挑战了中世纪禁欲主义道德规范的下限，《歌集》中的劳拉有着金黄的卷发、明亮的蓝眼睛、白皙的皮肤和丰腴的身材……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消逝很久的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又重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尽管这些“文艺复兴”初始期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机智快乐的青年、秀外慧中的姑娘、善良的市民的形象，用他们的智慧甚至狡猾来宣扬人类本能的欲望和需求，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了一个充满人类欲望和情感的世界，与“死气沉沉”的天国分庭抗礼;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这很快就暴露出了其内在思想的肤浅性：如果只有情感欲望的要求而没有远大理想与之相配，情欲就会流于放纵。
因此，“文艺复兴”的历史并不是持续了三百多年的人性解放的“狂欢节”，而是一部人类在三百年间错综复杂的“心灵史”，是人类觉醒后的狂欢与忧郁。这期间正确与错误、发展与倒退相互交织，后起的作家不断地对前辈作家的思想进行着继承与反思。清醒过来的人类固然欣喜地狂欢，但人类不可能像个孩子一样一直狂欢下去。狂欢期过去，人类就要冷静下来，对历史、对现实进行审慎理性的思考了。
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对时代、对社会机制的隐喻和深刻的反思。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品。剧本《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此时的莎士比亚意识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在戏剧中通过描写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的冲突来反映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如英国文学史专家王佐良先生评论的那样：“他的喜剧中越来越加深的阴影是时代的阴影，而到了这个悲剧阶段，阴影变成了笼罩一切的黑夜。”
在整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主导动机就是为父报仇，这一点在哈姆雷特心中非常明确。其行为合乎道义，其本人也有能力完成复仇大业，但是最终却是母后误饮毒酒，国王、雷欧提斯及哈姆雷特都命丧黄泉的悲剧结局。导致悲剧的关键则在于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精神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使他对复仇的目的和复仇的对象产生了怀疑，思想上的转变导致了行为上的延宕，最终酿成悲剧性的结局。
哈姆雷特的精神危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实的黑暗导致人文主义理想的动摇
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错置时代，让古代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哈姆雷特自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中世纪的对宇宙人生的全新观点。他赞叹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哈姆雷特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美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人文主義并非拯救一切的灵丹妙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有害的。
诚然，人文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来世主义”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个性自由，强调解放人的天性，但是如果个性自由不加约束地任其发展，必然会与社会伦理秩序发生冲突。
古希腊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初民阶段的生活情状。其中天神乌拉诺斯与地母盖亚以“母子婚”的方式结合生下“提坦巨神”。巨神中的克罗诺斯与瑞亚又以“兄妹婚”的方式结合生下“奥林匹斯诸神”。如果按“人文主义者”倡导个性自由、解放天性的理论来看《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话，剧中人物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都符合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行为，都是人类天性欲望的表露。王后乔特鲁德与新王克劳狄斯的结合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剧中看不出有胁迫的成分）。克劳狄斯杀死老国王登上王位的行为与第二代天神克罗诺斯杀死父亲乌拉诺斯而当上天神的行为没什么两样，也是权力欲望的表露。但神话毕竟是初民在人类社会初期现实生活的写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倘若文明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更迭的话，势必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人类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映。剧中的丹麦王国被哈姆雷特称为“一座荒芜不治的花园”“世间最差的牢狱”，这就暗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副作用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来，反映了种种社会问题，如私欲泛滥、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对此，“人文主义”思想难辞其咎。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丑恶，意识到人类从“天神”到“凡人”的堕落，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黑暗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此时的哈姆雷特也已由一位天真快乐的王子转变为一位忧郁悲观的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