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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在今天的中关村提起陈春先，有人感慨，更多的人却很茫然。这位2004年辞世的先驱者，30年前在北京的西北角首倡“硅谷”之时，中关村还是农田片片、房舍萧疏。
让想法变成钱
1978年，46岁的陈春先被中科院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同时被提拔的还有陈景润、何柞庥等人。
那时，他刚刚主导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存放高温等离子体，即核聚变时产生的气体的容器)，是核聚变领域的新生代翘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正是在这一年，陈春先到美国普林斯顿进行了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与美国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H.P.Furth)成了好朋友。
随后陈春先再次去美国考察，从东到西走访了20多个城市。他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弗斯教授把这些小公司称为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教授、工程师、大学生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风险投资家、企业家负责提供资金。
“技术扩散区”、“技术公司”—— 这些新名词让陈春先茫然又兴奋，他立即提出参观技术扩散区。
所谓技术扩散，其实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在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政府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证券等优惠政策，借助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的科研力量，新技术和新科技成果迅速扩散到小工厂群落。
陈春先参观的首站，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弗斯教授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总共也就20多人，忙时就请临时工，效益很好。
公司负责人汤姆克教授是波士顿大学核物理教授。他告诉陈春先：“我有技术有想法，有些人有钱，双方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让想法变成钱。”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回忆说，那时国内的同类工厂有上千名工人，但产品还不如这些技术公司。
第二站是硅谷。陈春先参观这个当年在地图上连标记都找不到的小乡村时，美方陪同人员告诉他，斯坦福大学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而惠普和苹果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他联想到中科院的众多科研技术项目成果长年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心里真不是滋味。
那时，国内的科技人员搞研究，很少会考虑到花多少钱、生产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等问题。
“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1980年8月2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的陈春先敲开同事纪世瀛的家门，找他商议如何移植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模式。
中科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一墙之外，人扛马拉，农田贫瘠，房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纪世瀛回忆说。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
美国技术扩散区、苹果公司等新鲜的词语，成了那段时间陈春先的口头禅。兴致上来了，陈春先还要画个草图一一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分AB、c、D、E4个部分；下半部是棵大树，树下有众多小草。
他边画边解释：“AB代表硅谷公司，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c是金融投资体制，D是管理体系，E是工业、社会文化、法制。”他用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小草代表科研项目，“我们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应该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当时，中国科协提出各个省市成立科技咨询服务部，帮助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陈春先是北京市科协下属学会——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他通过这个渠道，向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请求支持。
“他跟我谈的时候非常激动。”咨询部负责人叫赵绮秋，她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那个性格随和、不修边幅的陈春先——身材不高，衣着普通，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
“斯坦福教授这边教书，那边办公司，学校里有什么研究课题，就可以同期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起来，等到产品出来了，市场打开了，就把公司整个卖掉，用这些资金接着搞开发研究，不断把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能力。我们科学院那么多的专家，可是谁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北京市在干什么，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运用!”陈春先一张口就像开了闸。
考虑到开公司非常麻烦，单是手续半年都办不完，赵绮秋建议他在等离子体协会下搞个服务部。“他们开设独立账号，还是我从市科协每年3000元的科技咨询活动经费里拨了500元。”
“科技二道贩子”
1980年10月，“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正式成立。中科院的技术人员反应积极。当时南方深圳等地兴起创业热，让大家都跃跃欲试。
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为一家街道小厂解决电源的问题。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还与服务部联合开办了“电子电工培训班”。服务部很快赚到3万多元，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
服务部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专职人员，大部分人都是兼职，有课题就跑过来。小小的木板房里，又搞培训，又搞设计，很是热闹。
“原来的中关村，静得像一潭死水，白天大家都在实验室里，街上没有人。”赵绮秋说服务部“在中关村一石激起千层浪”。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每月发7元至15元的津贴，现金支付个人签收，也就是所谓的“白条”。当年各单位付费大多是支票，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干活只能拿到支票却不能花。在打“白条”的两年间，陈春先分文未取。
麻烦却来了。有人议论说陈春先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卖了，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1982年初，当时的物理所领导批评服务部“乱发津贴，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队伍”。
有人点名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参加服务部工作的人听到这些话，不少都后悔了。有人到陈春先家，二话不说，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就走。
“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块走，都怕沾上，我想向所里‘交枪’不干服务部，但是又想我是研究员，服务部就数我名气大就不投降。”很多年后向朋友回忆当年情景时，陈春先如此说道。
物理所上报中科院说服务部账目有严重问题，又派人到服务部的合作单位调查，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个个面谈。很多人因此而惶恐退出，服务部陷于瘫痪。
其实，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暗中关注陈舂先，服务部这棵“树”倒与不倒，是他们会不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的标杆。
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
新华社的一篇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當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先后做了批示，肯定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子。
陈春先、崔文栋，纪世瀛几个人受到鼓舞，想光明正大地成立民办研究所，还想成立一个研究院。1983年4月15日，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正式宣布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实行“技、工、贸”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企业。
这时，中关村的规模日渐膨胀。其后不久，联想、方正等企业开始萌芽。
但陈春先的企业家生涯却跌跌撞撞。这个掌握了当时最高端计算机成果的小小民办研究所，却因为与中国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的纠纷，被295万元贷款压垮。
随后，陈春先又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起初，他们做大规模信息加工，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
陈春先曾反思说，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
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使陈春先的“华夏硅谷”屡屡受挫，甚至陷入经济纠纷。后来，他曾坦承：“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总结自己是“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的陈春先，在1996年退出一线。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去世，两天前，他刚刚过了70岁的生日。就在辞世前，陈春先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他的创业之梦仍未熄灭。
在今天的中关村提起陈春先，有人感慨，更多的人却很茫然。这位2004年辞世的先驱者，30年前在北京的西北角首倡“硅谷”之时，中关村还是农田片片、房舍萧疏。
让想法变成钱
1978年，46岁的陈春先被中科院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同时被提拔的还有陈景润、何柞庥等人。
那时，他刚刚主导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存放高温等离子体，即核聚变时产生的气体的容器)，是核聚变领域的新生代翘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正是在这一年，陈春先到美国普林斯顿进行了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与美国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H.P.Furth)成了好朋友。
随后陈春先再次去美国考察，从东到西走访了20多个城市。他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弗斯教授把这些小公司称为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教授、工程师、大学生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风险投资家、企业家负责提供资金。
“技术扩散区”、“技术公司”—— 这些新名词让陈春先茫然又兴奋，他立即提出参观技术扩散区。
所谓技术扩散，其实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在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政府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证券等优惠政策，借助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的科研力量，新技术和新科技成果迅速扩散到小工厂群落。
陈春先参观的首站，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弗斯教授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总共也就20多人，忙时就请临时工，效益很好。
公司负责人汤姆克教授是波士顿大学核物理教授。他告诉陈春先：“我有技术有想法，有些人有钱，双方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让想法变成钱。”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回忆说，那时国内的同类工厂有上千名工人，但产品还不如这些技术公司。
第二站是硅谷。陈春先参观这个当年在地图上连标记都找不到的小乡村时，美方陪同人员告诉他，斯坦福大学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而惠普和苹果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他联想到中科院的众多科研技术项目成果长年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心里真不是滋味。
那时，国内的科技人员搞研究，很少会考虑到花多少钱、生产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等问题。
“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1980年8月2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的陈春先敲开同事纪世瀛的家门，找他商议如何移植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模式。
中科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一墙之外，人扛马拉，农田贫瘠，房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纪世瀛回忆说。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
美国技术扩散区、苹果公司等新鲜的词语，成了那段时间陈春先的口头禅。兴致上来了，陈春先还要画个草图一一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分AB、c、D、E4个部分；下半部是棵大树，树下有众多小草。
他边画边解释：“AB代表硅谷公司，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c是金融投资体制，D是管理体系，E是工业、社会文化、法制。”他用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小草代表科研项目，“我们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应该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
当时，中国科协提出各个省市成立科技咨询服务部，帮助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陈春先是北京市科协下属学会——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他通过这个渠道，向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请求支持。
“他跟我谈的时候非常激动。”咨询部负责人叫赵绮秋，她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那个性格随和、不修边幅的陈春先——身材不高，衣着普通，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
“斯坦福教授这边教书，那边办公司，学校里有什么研究课题，就可以同期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起来，等到产品出来了，市场打开了，就把公司整个卖掉，用这些资金接着搞开发研究，不断把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能力。我们科学院那么多的专家，可是谁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北京市在干什么，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去运用!”陈春先一张口就像开了闸。
考虑到开公司非常麻烦，单是手续半年都办不完，赵绮秋建议他在等离子体协会下搞个服务部。“他们开设独立账号，还是我从市科协每年3000元的科技咨询活动经费里拨了500元。”
“科技二道贩子”
1980年10月，“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正式成立。中科院的技术人员反应积极。当时南方深圳等地兴起创业热，让大家都跃跃欲试。
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为一家街道小厂解决电源的问题。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还与服务部联合开办了“电子电工培训班”。服务部很快赚到3万多元，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
服务部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专职人员，大部分人都是兼职，有课题就跑过来。小小的木板房里，又搞培训，又搞设计，很是热闹。
“原来的中关村，静得像一潭死水，白天大家都在实验室里，街上没有人。”赵绮秋说服务部“在中关村一石激起千层浪”。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每月发7元至15元的津贴，现金支付个人签收，也就是所谓的“白条”。当年各单位付费大多是支票，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干活只能拿到支票却不能花。在打“白条”的两年间，陈春先分文未取。
麻烦却来了。有人议论说陈春先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卖了，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1982年初，当时的物理所领导批评服务部“乱发津贴，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队伍”。
有人点名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
参加服务部工作的人听到这些话，不少都后悔了。有人到陈春先家，二话不说，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就走。
“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块走，都怕沾上，我想向所里‘交枪’不干服务部，但是又想我是研究员，服务部就数我名气大就不投降。”很多年后向朋友回忆当年情景时，陈春先如此说道。
物理所上报中科院说服务部账目有严重问题，又派人到服务部的合作单位调查，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个个面谈。很多人因此而惶恐退出，服务部陷于瘫痪。
其实，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暗中关注陈舂先，服务部这棵“树”倒与不倒，是他们会不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的标杆。
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
新华社的一篇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當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先后做了批示，肯定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子。
陈春先、崔文栋，纪世瀛几个人受到鼓舞，想光明正大地成立民办研究所，还想成立一个研究院。1983年4月15日，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正式宣布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实行“技、工、贸”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企业。
这时，中关村的规模日渐膨胀。其后不久，联想、方正等企业开始萌芽。
但陈春先的企业家生涯却跌跌撞撞。这个掌握了当时最高端计算机成果的小小民办研究所，却因为与中国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的纠纷，被295万元贷款压垮。
随后，陈春先又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起初，他们做大规模信息加工，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
陈春先曾反思说，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
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使陈春先的“华夏硅谷”屡屡受挫，甚至陷入经济纠纷。后来，他曾坦承：“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总结自己是“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的陈春先，在1996年退出一线。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去世，两天前，他刚刚过了70岁的生日。就在辞世前，陈春先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他的创业之梦仍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