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集外佚文与人生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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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副实的《张伯驹集》


  二0一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伯驹集》,书前的“出版说明”标榜“此次结集收录了张伯驹现存的全部作品”,这基本就等同于全集了。然而,遗憾的是,以我对张伯驹多年的持续关注,可下断言,上古版收录的恐怕远非张氏现存的全部作品。经一番考察,此书只是将坊间已公开出版的张氏著述打包合订,汇为一册,如是而已。不同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异,编校者并未注意;令人最期待的辑佚,惜付阙如。
  像张伯驹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文章、事迹、交游等,确有爬梳勾稽的必要。怎奈张伯驹乃贵公子出身,有大名士派头,不需要借文字换“斗升之禄”。因此,他写的本就不多;即便写,篇幅亦不长;留下来的,再打个折扣;正式出版的,就更少了。这也造成了其文集搜集整理的困难。拙文无力全面辑佚,仅拟就个人所知,谈谈其集外佚文和人生去就,或可为将来编订名副其实的全集和撰写传记提供点滴的信息。

集外佚文举隅


  一九三一年成立的国剧学会,是民国时研究戏曲的重要机构,而张伯驹为元老之一。在学会主办的《国剧画报》上,伯驹屡屡发表文章,其《谭〈定军山〉》虽短,就是篇佚文。又如《昆曲酒令百则》,连载了七次,虽然篇幅不长,但既有趣味,又有特色。酒令种类繁多,以昆曲唱词编成酒令,可谓别开生面,亦具雅趣。《国剧画报》图文并茂,伯驹还在上面多次发表画作,这对研究其绘画的变迁也有裨益。
  抗战中,伯驹在西安编印了线装本《〈二进宫〉宫谱》,干戈中不废弦歌。此书稀见,张氏自序亦是一篇佚文。抗战胜利后,伯驹有一篇《艺术之时代与创造》发表在《新思潮》一九四六年的创刊号上,系演讲整理稿,所谈较简略。此外,陆灏先生曾揭橥了张氏的一篇重要佚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录》,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间。
  新中国成立后,伯驹撰写了《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连载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文汇报》,先后五篇,前有一总序,把他收藏的最重要的若干种古代法书写成了札记。这恐怕是张氏“文革”前最重要的文章了,可惜从未有人关注提及。伯驹文中自述:“我从二十八九岁就爱好中国古代法书名画,最初研究明清的作品,后来专鉴赏元以前的名迹,尤其重法书。我收藏是重质而不重量,遇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我便去千方百计甚至卖物举债来抢收;但是毕三十年之力,也不过几十件而已。”足见其收藏的标格之高和手笔之大,同时知其用心的虔敬。文中关于名迹流传原委的叙述,为当事人之自述,最可采信。如收藏《杜牧书赠张好好诗》之过程,伯驹云:“此帖由溥仪自清宫携走流失于长春,为厂商靳云卿所得。一九五一年携来北京,画家惠孝同欲购留,不告予知,后以议价相差未成;等到我得到消息已携走上海,亟托人函追,十日后复携回京,为我收得;……很像元人说部风月扬州梦的故事。我因而写了‘扬州慢’一词题在后面……”廠商者,琉璃厂之古董商也。元杂剧《扬州梦》里的杜牧、张好好几经周折,才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此卷自长春辗转于京、津、沪,未遇识者,伯驹有缘得之,不啻载得美人归,快何如哉!此文记颠末,述传奇,存掌故,填倚声,岂非佳文?
  范仲淹《道服赞》的收藏过程也颇曲折,伯驹记述,此帖先是“经溥仪携走流失于长春,解放前为厂商靳某所得,时画家张大千在京,因为文同是蜀人,彼亦是蜀人,欲自购藏,事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所闻,亟追索,靳故避与见面。一日大千、叔平聚于予家,面定由予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价议妥后,卷交叔平,俟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胡适之以为价昂,主张退回,另收购与历史艺术无关重要之品若干件。胡适之对于书画本来无知,我担心此帖再为流失,于是在急景残年中卖物举债把它收买了下来”。此名迹之购藏,可谓一波三折,关系张大千、马衡、胡适等诸多大人物,而经手商人又是琉璃厂的靳云卿。观“急景残年”“卖物举债”八字,真令人无限感慨!盖伯驹本无意收藏范文正公法书,出于忧心国宝流失,才在时局不靖、自家拮据的境况下卖物举债、勉力收藏的。时在一九四六年,《道服赞》的要价是黄金一百一十两,金额之巨,令人咋舌!同年稍后,他又豪支人生最大手笔—以黄金二百二十两(陆续支付了一百七十两后中止)收得举世闻名的展子虔《游春图》!换了旁人,绝不会有此“痴举”!这种地方,就是伯驹的可爱可敬之处了。总之,伯驹所藏每件“重器”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由他自家道来,既是实录,亦冷暖自知。\
  颇值得注意的是,张伯驹自印过多种油印线装本。早年出书不易,退而求其次,自费印制油印本,不但是流传的一种方式,亦可昭示同侪风雅。时过境迁,今天某些油印本的价格已奇昂。油印本数量稀、流传少,而其中往往存有佚文。譬如早年伯驹与余叔岩合著《近代剧韵》(实伯驹所撰,但其中有叔岩的观点、心血),已在报纸刊登售书广告,后因余氏反悔而收回印好的书,未在坊间流传。伯驹转而以个人名义,将书改称《乱弹音韵辑要》,分三期连载于《戏剧丛刊》(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为纪念余叔岩逝世廿周年,伯驹又加以修订,改名《京剧音韵》,出了线装油印本。同年十月,吉林戏曲学校又改横排印出。《京剧音韵》前有新撰序言,总论部分较原来的《乱弹音韵辑要》有较大改动,几乎可以说是另起炉灶了,可知伯驹对于京剧音韵诸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上古版《张伯驹集》收入的是《乱弹音韵辑要》,编者似不知其书之来龙去脉,更不知后出的《京剧音韵》改动甚大。
  一九五七年,伯驹有《谈晋代的书法》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文革”中,伯驹写有“交代”,这大约可算作特殊时代的特殊佚文吧。“文革”后,伯驹年事已高,公开发表的文章却不少。大陆方面,我起码看到以下几篇:《回忆陈毅元帅》《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关于楝亭夜话图》《袁世凯登极大典之筹备》等。海外发表的,则有《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刊于香港《大成》杂志第一三五期。还见到序文一篇,为李克非《京华感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作。此外,《春游琐谈》中有《北平国剧学会缘起》,而《京剧谈往录》收入《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之缘起》,两文实为一文,前者略有删节,后者似更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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