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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林》以“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推出了八位作家的作品。这对服掖文学新人繁荣本省小说创作是重要举措。如同北国三月虽然残雪未消,但依稀可见野草透出绿意感受到春天的脚步,这些作品共同化作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机勃发地呼唤着黑龙江文坛的春天。八位作家职业不同、性别有别、写作风格各异,但都凭借对文学的情怀,根植于脚下真实的黑土地在放飞文学自我时,让想象的翅膀掠过坚硬的现实,以集体的实力写作面对日常经验,在聚焦与扩散的对接中,通过文学的方式对社会深层矛盾以断面呈现。每一次的深度开掘与每一处剖开的横截面,都是今天社会问题和文化形态的症候体现。
八位中青年作家从创作风格上来讲并不一致,叙事方式也不同,但细细品味一番,还真有几位作家在现实掘进的态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空间扫描视野的相近,笔下的故事因为相同的地域性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现代社会发展区域的不平衡。如于鲜红的《今夕是何年》、李睿的《老方的世界杯》、姜凯的《爬出葫芦里的睡虫》以本土的日常经验为叙事动力,多元化地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行进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地方、人群,他们的命运故事是当下中国的故事,是新世纪的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表征。透过作家笔下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焦虑,更感受到现代中国不发达地区及大量农村还重复着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命运。
现实的取景框色彩取决于作家作品的视野,反映出作家对文学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作家凝重的目光看见的是生活不能通融之处的世界的不圆满,以文学之力呈现命运本应存在却越来越缺失的东西。比如于鲜红写一个农村汉子为什么到四十岁想娶妻而不得,李睿对哈尔滨曾经辉煌的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精神世界的开掘,姜凯表面诙谐实则对上访者真实处境的关怀,他们写得很认真下笔也拙实,却透露着一份属于文学的深重的现实力量,记录当下日常生活众生相表面琐碎的外表下芸芸众生生存的艰难与坚强。
于鲜红《今夕是何年》强烈感受到什么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这篇作品像是从黑土地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庄稼一样,故事的内核依然是农村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贫困而娶不了老婆的农村光棍的故事。作品中有一句话,在穷这一点上,其他的光棍儿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穷,其实好吃懒做也可以娶上媳妇。作家和读者都清楚农村光棍现象背后牵涉的是十分现实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因为贫困单身也是农村经济问题的直接呈现。社会学调研报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述可以条分缕析,但文学不是社会学报告,对于人所共知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的匠心营造,作家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要通过写作挖掘出隐藏着的社会意义。这样看来,于鲜红的《今夕是何年》就颇有寻常中见真相的价值。她能把丰富的意义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做到忠实于事实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作品主人公陈广生作为家中长子是七个弟弟妹妹的大哥,四十年的平凡人生历程单调重复就像农村的春种秋收,只不过春季土地会长出丰收的希望而陈广生的人生却没有春天。他在继父多年前去世之后就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和母亲的依靠,母亲为了弟弟妹妹牵挂谋划,多次牺牲了长子娶妻的机会,四十岁的陈广生在大年初一想到自己的一辈子:一个似乎可以看到头的老光棍的日子就在眼前,但是乏味的生活表相未必是命运的全部真相,作家在底层百姓生活里的平凡琐事下窥见的是因为贫困而危机四伏。小说的叙述结点是“大年初一”,这个民俗的盛大节日的热闹喧嚣反衬出四十岁光棍汉的孤寂冷清,在踏进四十岁门槛的一瞬间,本能的顿悟使他看见自己多年的隐忍与付出换来的不仅是孑然一身的孤独,还有弟弟妹妹的冷漠和母爱的自私。于鲜红以极其生活化的场景,写出了这个憨厚农村汉子的心理转变。在母亲唠唠叨叨边煮饺子边说八个孩子只有陈广生省心时,烧火的陈广生突然站起来往外走,而母亲唠叨着让他提上鞋帮时,他终于大声喊出,我不是三岁,我四十了,四十了啊!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一声吼叫使读者相信陈广生的命运可能会拉开新的一幕,小说后面就有了陈广生到外乡相亲的情节—— 一个有癫痫病的大龄姑娘重新燃起了他的生活希望,陈广生准备用卖黄豆的钱娶亲,回村时才得知母亲私自把自己又一年的辛苦劳碌的收获卖了,替两個不争气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还了赌债。生活的深渊又一次在脚下裂开,而这一刻在作家笔下却是简短的场景,小说结尾陈广生面对吊死在窗台上的母亲,平静地说“妈,我四十岁了”,这个平静到让人窒息的场景,一下子把这个四十岁光棍汉的内心绝望烘托出来。节奏的把握体现出作家对短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故事本身裸露出意义和应该有的色彩。
以小见大,在生活表象处呈现出严肃的主题,让文学对社会发言是作家写作的价值,需要作家面对社会的挑战和自我的挑战,作家思想本身体现在文学的张力上。李睿的《老方的世界杯》是在社会时空的纵横深度上表现出城市底层市民的生存艰难和希望,背后凝聚的是哈尔滨老工业基地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衰弱式微后产业工人的命运故事。哈尔滨有着自己的品格和筋骨,其文化空间蕴藏着独特的城市历史和地方经验。在历史的巨大洪流面前,个人命运难免与大时代的变革碰撞,城市的故事与个人的生命记忆糅合后化作这个时代的表情。以个人命运穿越历史时空的写作是作家现实精神的张扬,挑战着作家的叙事功力。李睿让他的主人公老方站在两代人生命之间,一端是让他骄傲的父亲,虽然因公牺牲却给了他对生活认真努力的人生态度,而另一端是儿子方淼,继承了他的足球爱好也寄托着他的精神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老方生命的河,历史和现实都在他脚下人生道路中铺陈,作家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中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也埋下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就像哈尔滨老工业基地辉煌的历史和工人的骄傲,作家蜻蜓点水似的写到老方出生在军工厂的宿舍,一句“房子是苏联人设计的”,一下子就打开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哈尔滨这座工业城市的历史。作家笔下出现的暗红色的三层小楼和绿色的窗户,写出了一个时代哈尔滨冬暖夏凉的厂区宿舍曾经是工人自豪的地位象征。房子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这是三代人的家庭空间,也是新中国工人演绎命运的微缩的历时舞台。老方的父亲曾经在80年代以工人的自信粗暴地拒绝了沈阳军区足球队对少年老方的选拔,粉碎了儿子对足球的梦想,而进入到新世纪后,老方的家庭就如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一样,身不由己被这个新时代席卷而去。儿子方淼被老方精心培育最终进了沈阳职业俱乐部踢球,成为冉冉上升的球星参加了国青队。小说以绵密的细节写出老方感受到也看得到的希望,一切都朝着一个好的故事走去。但是儿子车祸终止了球星的生涯,再一次粉碎了老方的足球梦。小说结尾疯狂的老方幻想捧起了世界杯,但幻象只能是幻象,就如同父辈工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历史最终成为时代的幻象定格在时空的某一瞬间。作家在历史和生活的表面连续下窥见了命运的某种真相,焦虑和质疑本身是时代的反应也是文学应有的面孔。在当下这个现代科技时代充满物化的世界中,如老方一样普通人的身影留在了曾经辉煌的背后,作家看见“这一个”沉重的背影得以反思某一社会群体,甚至是一代人的命运。 中青年作家在对时代掠影时做了底片聚焦般的真实再现,虔诚在对待生活的馈赠,写出当下中国故事中普通百姓的生存,即使是以文学想象的夸张变形的方式,也是为了反映更为夸张变形的现实。杨勇的《摇摇晃晃的日子》从表现形式上是一篇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北漂的青年诗人蜷缩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吃着泡面读着《尤利西斯》,本身就具有喜剧的荒诞感。生命在喧嚣的现代都市中真的像随风摇摆的树叶,人在现代大都市被物质挤压只剩下一个符号,而且可能是一个不被社会记录随时抹去的符号,在过多的欲望与很少的真实中,人是晃荡的影子,在出租屋、酒吧、诗会、文化公司、写字楼各种空间穿梭,作家让人物像一粒浮尘被风无目地吹送。现代人无根的漂泊是现代文学永恒的精神母题,指向都市文明中现代人的身份焦虑,正如同作品的题目本身一样,无根的生命才会摇摇晃晃。作品中反复提及的《尤利西斯》暗示了世界的不可靠性,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呓语勾勒出一个处处分裂充满隐喻的世界。在人物恍惚迷离飘移不定的思绪和想象中,一个多元复杂善变的外面世界对小人物的生命处处挤压的压迫感,只留下一个摇晃的在大都市穿行的青年孤独的身影,人与世界建构的逻辑依据开始变形,小说中青年诗人的空虚并非是抽掉了精神实体,而是灵魂苏醒的忧伤和疼痛。来自灵魂的尖锐感受被戏剧化般的夸大变形后,生命犹如浮尘在现代都市中漂荡,因为在偌大的现代都市空间中,青年的生命没有了重量。中国先锋小说关于存在的意义已经被马原、格非们置于危险的高端之后,很难有新的超越,《摇摇晃晃的日子》把北漂知识青年的现实困境与存在意义并重,再一次以虚击实地写出了个人身分焦虑背后的时代问题症结。
姜凯《爬出葫芦里的睡虫》以黑色幽默无厘头方式揭示出乡镇政府对上访女疯子的层层设防。作品是以文学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沉重。小说中上访者曾经是一名教师,为父鸣冤才上访才“被疯”。上访者和芸芸众生的许多人一样朴素地工作生活着,因为不平而鸣才成为另类,但他们也是走在太阳底下的活生生的人,社会应该看见,文学更应感受他们朴素的爱恨情愁和命运的悲欢离合。小说以喜剧写悲剧,作品中年轻的公务员不再是“爬出葫芦里的睡虫”,最终和女疯子也是自己曾经的老师联袂而去。文学不可能对活生生的每一个走在阳光下的生命漠视,壮烈的大时代每一个生命平凡的瞬间都值得记录,尽管这篇作品过多的巧合损害了作品的肌理,但却有着文学写作者的初心。
小说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叙事视角的选择是作家对故事内容选取的讲述角度,也是作家生活态度的隐秘传达。杨藻《毛豆》有意采取动物叙述视角来讲人间的故事,这个独特的角度是作家对日常经验选择和过滤的结果。故事的情节涉及到现代城市天天上演的人间剧目,如第一位主人家里经商的成败引发的风波,牵涉到作品男女情感纠葛、婚变、破产跳楼一系列事件,这都是生活本身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这样的素材每一位写作者都可以写成小说,而这一次杨藻的写作是通过狗眼看人间,给自己在这个故事空间里留下了一处回旋之地。这个距离就是生活和艺术的维度,小说才能带给读者审美的感受。小说从开篇到结尾,让身价不菲的秋田犬毛豆最终流落到收容所,从万千宠爱于一身变为一条丧家犬,其中辗转历经三个家庭三位主人,从看遍人间繁荣到夜静阑珊,盛极而衰的荒凉意味漫溢开来。有人比喻写作就像是盲人摸象,在现实和作家之间存在一个“摸”的过程,实际上是拿捏生活与艺术真实的“准星”问题,《毛豆》这篇作品让一条狗在人间流转如同《红楼梦》宝玉历劫,人生的各种冷暖滋味尽在其中,狗眼并非是看人低,而是看着人间的大幕徐徐拉开上演着永恒的悲喜剧。
生活就是生活,作家不是道德法官,不需要高视角全视角的评判和审视,其实只需要作为老百姓参与其中就足够了,融入其中,真情实感自会呈现。今天的社会不缺乏宏大的建构同时也产生巨量的日常信息,面对日常化语境的今天,作家的写作观念和价值判断显得尤为重要。贾新城的《买凶记》和孟庆林《落草(下)》都体现出作家面对生活日常经验取舍之间的判断。《买凶记》与《落草(下)》都颇具市井芜杂的味道,就像生活本身每天都在发生故事,也每天都在养育着故事,《买凶记》写的是刚上大学的女孩在发现了母亲偷情后决定买凶除掉母亲情人的故事,小说通过女大学生游戏人间不惜以色相换钱买凶,又阴差阳错赶上公安千里打黑一举连锅端的情节,使故事本身有了拍案惊奇的色彩。而《落草(下)》写的是两个酒友因酒生祸导致家庭鸡犬不宁甚至妻子出轨而最终复归平静的故事。《买凶记》与《落草(下)》都是非常态的人生经验,人性的弱点和偏好可以构成残忍、贪婪和恐惧下的种种人生境遇,只是人生的悲剧感不在,命运被割成琐碎的世俗故事,是种种身不由己的小人物尴尬人生。这两篇小说细节充沛,非常大众化的语言使读者在无需设防的阅读快感中,有关酒、性、枪、打黑等切合大众阅读期待的情节扑面而来。作家就像截坝捕鱼,面对生活流只需垒个闸口,那些源自生活本身的情节就像跳跃的鱼一样不断翻腾跳到作者的网中。其实好的渔人是知道在哪里下网的,就像庄稼把式也知晓何时精耕细作一样,作家也需要对原生态的生活进行过滤编码,才可以称作是小说的艺术。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字与心灵的对话,也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生活流可以漫溢,但作家面前始终有严肃的生活。《买凶记》与《落草(下)》两篇小说让我们看到充沛鲜活而又芜杂枝蔓的生活本身,说明作家拥抱住了生活这个小说最丰富的资源,但是需要艺术的板斧对生活斧凿的功夫。
小说创作永远会面临虚构与写实的处理关系,也是作家面对生活经验和文学想象如何拿捏的问题,两者偏废一端则构不成小说丰富的艺术天地。如果仅凭想象去推敲人物故事,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水之源和无本之木。木糖的《焦桐记》在处理想象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故事的情节颇为言情,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因为原生家庭的鄙陋粗糙而内心苦闷,偶然机会听到邻家女子丝丝入扣的琴声,从此生命进入了新天地。女孩因为好奇弹琴女子而后又喜欢上弹琴女子的丈夫,终于在十几年后再次偶遇而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却因为这个男人对前妻的痴情而设计车祸害死了前妻。小说的结尾是男人开车的相同场景,作者利用巧合式悬念为作品留下了问号。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言情剧熟悉的情节,比如错过重逢虐恋情深,车祸可以终结也可以开启人生,更何况还是一个被包装的萝莉与大叔的故事。作家笔下的世界如果抽离了真实的生活,不论是写得惊心动魄还是如花似梦,都不会引起读者共鸣,更何况今天的受众已经熟悉了言情剧经典的套路。我们身处一个飞速运转信息丰富的时代,作家不仅仅是模仿生活想象生活,也要创造生活,文学始终要担载今天这个时代的重量。
本期《小说林》以大篇幅推出了“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这是《小说林》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对本土作家扶新扶强的宗旨体现。我们看到八位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面貌各异,却都力图冲破创作模式和范式,充分体现出创作的活力。评价一个省的创作景观是要能够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的,后续的年轻力量对推动黑龙江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好在黑龙江的中青年作家就像脚下的黑土地一样,在这个春天的季節里,他们的文学以文字的真诚力量散发出泥土新鲜的气息,使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真实的文学从来都不是昙花一现的创作冲动,而是文学面对现实创造世界的力量体现。
作者简介: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协会员。
八位中青年作家从创作风格上来讲并不一致,叙事方式也不同,但细细品味一番,还真有几位作家在现实掘进的态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空间扫描视野的相近,笔下的故事因为相同的地域性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现代社会发展区域的不平衡。如于鲜红的《今夕是何年》、李睿的《老方的世界杯》、姜凯的《爬出葫芦里的睡虫》以本土的日常经验为叙事动力,多元化地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行进中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地方、人群,他们的命运故事是当下中国的故事,是新世纪的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表征。透过作家笔下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焦虑,更感受到现代中国不发达地区及大量农村还重复着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命运。
现实的取景框色彩取决于作家作品的视野,反映出作家对文学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作家凝重的目光看见的是生活不能通融之处的世界的不圆满,以文学之力呈现命运本应存在却越来越缺失的东西。比如于鲜红写一个农村汉子为什么到四十岁想娶妻而不得,李睿对哈尔滨曾经辉煌的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精神世界的开掘,姜凯表面诙谐实则对上访者真实处境的关怀,他们写得很认真下笔也拙实,却透露着一份属于文学的深重的现实力量,记录当下日常生活众生相表面琐碎的外表下芸芸众生生存的艰难与坚强。
于鲜红《今夕是何年》强烈感受到什么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这篇作品像是从黑土地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庄稼一样,故事的内核依然是农村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贫困而娶不了老婆的农村光棍的故事。作品中有一句话,在穷这一点上,其他的光棍儿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穷,其实好吃懒做也可以娶上媳妇。作家和读者都清楚农村光棍现象背后牵涉的是十分现实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因为贫困单身也是农村经济问题的直接呈现。社会学调研报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述可以条分缕析,但文学不是社会学报告,对于人所共知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的匠心营造,作家对司空见惯的现象要通过写作挖掘出隐藏着的社会意义。这样看来,于鲜红的《今夕是何年》就颇有寻常中见真相的价值。她能把丰富的意义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做到忠实于事实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作品主人公陈广生作为家中长子是七个弟弟妹妹的大哥,四十年的平凡人生历程单调重复就像农村的春种秋收,只不过春季土地会长出丰收的希望而陈广生的人生却没有春天。他在继父多年前去世之后就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和母亲的依靠,母亲为了弟弟妹妹牵挂谋划,多次牺牲了长子娶妻的机会,四十岁的陈广生在大年初一想到自己的一辈子:一个似乎可以看到头的老光棍的日子就在眼前,但是乏味的生活表相未必是命运的全部真相,作家在底层百姓生活里的平凡琐事下窥见的是因为贫困而危机四伏。小说的叙述结点是“大年初一”,这个民俗的盛大节日的热闹喧嚣反衬出四十岁光棍汉的孤寂冷清,在踏进四十岁门槛的一瞬间,本能的顿悟使他看见自己多年的隐忍与付出换来的不仅是孑然一身的孤独,还有弟弟妹妹的冷漠和母爱的自私。于鲜红以极其生活化的场景,写出了这个憨厚农村汉子的心理转变。在母亲唠唠叨叨边煮饺子边说八个孩子只有陈广生省心时,烧火的陈广生突然站起来往外走,而母亲唠叨着让他提上鞋帮时,他终于大声喊出,我不是三岁,我四十了,四十了啊!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一声吼叫使读者相信陈广生的命运可能会拉开新的一幕,小说后面就有了陈广生到外乡相亲的情节—— 一个有癫痫病的大龄姑娘重新燃起了他的生活希望,陈广生准备用卖黄豆的钱娶亲,回村时才得知母亲私自把自己又一年的辛苦劳碌的收获卖了,替两個不争气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还了赌债。生活的深渊又一次在脚下裂开,而这一刻在作家笔下却是简短的场景,小说结尾陈广生面对吊死在窗台上的母亲,平静地说“妈,我四十岁了”,这个平静到让人窒息的场景,一下子把这个四十岁光棍汉的内心绝望烘托出来。节奏的把握体现出作家对短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故事本身裸露出意义和应该有的色彩。
以小见大,在生活表象处呈现出严肃的主题,让文学对社会发言是作家写作的价值,需要作家面对社会的挑战和自我的挑战,作家思想本身体现在文学的张力上。李睿的《老方的世界杯》是在社会时空的纵横深度上表现出城市底层市民的生存艰难和希望,背后凝聚的是哈尔滨老工业基地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衰弱式微后产业工人的命运故事。哈尔滨有着自己的品格和筋骨,其文化空间蕴藏着独特的城市历史和地方经验。在历史的巨大洪流面前,个人命运难免与大时代的变革碰撞,城市的故事与个人的生命记忆糅合后化作这个时代的表情。以个人命运穿越历史时空的写作是作家现实精神的张扬,挑战着作家的叙事功力。李睿让他的主人公老方站在两代人生命之间,一端是让他骄傲的父亲,虽然因公牺牲却给了他对生活认真努力的人生态度,而另一端是儿子方淼,继承了他的足球爱好也寄托着他的精神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老方生命的河,历史和现实都在他脚下人生道路中铺陈,作家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中不仅是个人的命运,也埋下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就像哈尔滨老工业基地辉煌的历史和工人的骄傲,作家蜻蜓点水似的写到老方出生在军工厂的宿舍,一句“房子是苏联人设计的”,一下子就打开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哈尔滨这座工业城市的历史。作家笔下出现的暗红色的三层小楼和绿色的窗户,写出了一个时代哈尔滨冬暖夏凉的厂区宿舍曾经是工人自豪的地位象征。房子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这是三代人的家庭空间,也是新中国工人演绎命运的微缩的历时舞台。老方的父亲曾经在80年代以工人的自信粗暴地拒绝了沈阳军区足球队对少年老方的选拔,粉碎了儿子对足球的梦想,而进入到新世纪后,老方的家庭就如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一样,身不由己被这个新时代席卷而去。儿子方淼被老方精心培育最终进了沈阳职业俱乐部踢球,成为冉冉上升的球星参加了国青队。小说以绵密的细节写出老方感受到也看得到的希望,一切都朝着一个好的故事走去。但是儿子车祸终止了球星的生涯,再一次粉碎了老方的足球梦。小说结尾疯狂的老方幻想捧起了世界杯,但幻象只能是幻象,就如同父辈工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历史最终成为时代的幻象定格在时空的某一瞬间。作家在历史和生活的表面连续下窥见了命运的某种真相,焦虑和质疑本身是时代的反应也是文学应有的面孔。在当下这个现代科技时代充满物化的世界中,如老方一样普通人的身影留在了曾经辉煌的背后,作家看见“这一个”沉重的背影得以反思某一社会群体,甚至是一代人的命运。 中青年作家在对时代掠影时做了底片聚焦般的真实再现,虔诚在对待生活的馈赠,写出当下中国故事中普通百姓的生存,即使是以文学想象的夸张变形的方式,也是为了反映更为夸张变形的现实。杨勇的《摇摇晃晃的日子》从表现形式上是一篇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北漂的青年诗人蜷缩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吃着泡面读着《尤利西斯》,本身就具有喜剧的荒诞感。生命在喧嚣的现代都市中真的像随风摇摆的树叶,人在现代大都市被物质挤压只剩下一个符号,而且可能是一个不被社会记录随时抹去的符号,在过多的欲望与很少的真实中,人是晃荡的影子,在出租屋、酒吧、诗会、文化公司、写字楼各种空间穿梭,作家让人物像一粒浮尘被风无目地吹送。现代人无根的漂泊是现代文学永恒的精神母题,指向都市文明中现代人的身份焦虑,正如同作品的题目本身一样,无根的生命才会摇摇晃晃。作品中反复提及的《尤利西斯》暗示了世界的不可靠性,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呓语勾勒出一个处处分裂充满隐喻的世界。在人物恍惚迷离飘移不定的思绪和想象中,一个多元复杂善变的外面世界对小人物的生命处处挤压的压迫感,只留下一个摇晃的在大都市穿行的青年孤独的身影,人与世界建构的逻辑依据开始变形,小说中青年诗人的空虚并非是抽掉了精神实体,而是灵魂苏醒的忧伤和疼痛。来自灵魂的尖锐感受被戏剧化般的夸大变形后,生命犹如浮尘在现代都市中漂荡,因为在偌大的现代都市空间中,青年的生命没有了重量。中国先锋小说关于存在的意义已经被马原、格非们置于危险的高端之后,很难有新的超越,《摇摇晃晃的日子》把北漂知识青年的现实困境与存在意义并重,再一次以虚击实地写出了个人身分焦虑背后的时代问题症结。
姜凯《爬出葫芦里的睡虫》以黑色幽默无厘头方式揭示出乡镇政府对上访女疯子的层层设防。作品是以文学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沉重。小说中上访者曾经是一名教师,为父鸣冤才上访才“被疯”。上访者和芸芸众生的许多人一样朴素地工作生活着,因为不平而鸣才成为另类,但他们也是走在太阳底下的活生生的人,社会应该看见,文学更应感受他们朴素的爱恨情愁和命运的悲欢离合。小说以喜剧写悲剧,作品中年轻的公务员不再是“爬出葫芦里的睡虫”,最终和女疯子也是自己曾经的老师联袂而去。文学不可能对活生生的每一个走在阳光下的生命漠视,壮烈的大时代每一个生命平凡的瞬间都值得记录,尽管这篇作品过多的巧合损害了作品的肌理,但却有着文学写作者的初心。
小说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叙事视角的选择是作家对故事内容选取的讲述角度,也是作家生活态度的隐秘传达。杨藻《毛豆》有意采取动物叙述视角来讲人间的故事,这个独特的角度是作家对日常经验选择和过滤的结果。故事的情节涉及到现代城市天天上演的人间剧目,如第一位主人家里经商的成败引发的风波,牵涉到作品男女情感纠葛、婚变、破产跳楼一系列事件,这都是生活本身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这样的素材每一位写作者都可以写成小说,而这一次杨藻的写作是通过狗眼看人间,给自己在这个故事空间里留下了一处回旋之地。这个距离就是生活和艺术的维度,小说才能带给读者审美的感受。小说从开篇到结尾,让身价不菲的秋田犬毛豆最终流落到收容所,从万千宠爱于一身变为一条丧家犬,其中辗转历经三个家庭三位主人,从看遍人间繁荣到夜静阑珊,盛极而衰的荒凉意味漫溢开来。有人比喻写作就像是盲人摸象,在现实和作家之间存在一个“摸”的过程,实际上是拿捏生活与艺术真实的“准星”问题,《毛豆》这篇作品让一条狗在人间流转如同《红楼梦》宝玉历劫,人生的各种冷暖滋味尽在其中,狗眼并非是看人低,而是看着人间的大幕徐徐拉开上演着永恒的悲喜剧。
生活就是生活,作家不是道德法官,不需要高视角全视角的评判和审视,其实只需要作为老百姓参与其中就足够了,融入其中,真情实感自会呈现。今天的社会不缺乏宏大的建构同时也产生巨量的日常信息,面对日常化语境的今天,作家的写作观念和价值判断显得尤为重要。贾新城的《买凶记》和孟庆林《落草(下)》都体现出作家面对生活日常经验取舍之间的判断。《买凶记》与《落草(下)》都颇具市井芜杂的味道,就像生活本身每天都在发生故事,也每天都在养育着故事,《买凶记》写的是刚上大学的女孩在发现了母亲偷情后决定买凶除掉母亲情人的故事,小说通过女大学生游戏人间不惜以色相换钱买凶,又阴差阳错赶上公安千里打黑一举连锅端的情节,使故事本身有了拍案惊奇的色彩。而《落草(下)》写的是两个酒友因酒生祸导致家庭鸡犬不宁甚至妻子出轨而最终复归平静的故事。《买凶记》与《落草(下)》都是非常态的人生经验,人性的弱点和偏好可以构成残忍、贪婪和恐惧下的种种人生境遇,只是人生的悲剧感不在,命运被割成琐碎的世俗故事,是种种身不由己的小人物尴尬人生。这两篇小说细节充沛,非常大众化的语言使读者在无需设防的阅读快感中,有关酒、性、枪、打黑等切合大众阅读期待的情节扑面而来。作家就像截坝捕鱼,面对生活流只需垒个闸口,那些源自生活本身的情节就像跳跃的鱼一样不断翻腾跳到作者的网中。其实好的渔人是知道在哪里下网的,就像庄稼把式也知晓何时精耕细作一样,作家也需要对原生态的生活进行过滤编码,才可以称作是小说的艺术。作家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字与心灵的对话,也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生活流可以漫溢,但作家面前始终有严肃的生活。《买凶记》与《落草(下)》两篇小说让我们看到充沛鲜活而又芜杂枝蔓的生活本身,说明作家拥抱住了生活这个小说最丰富的资源,但是需要艺术的板斧对生活斧凿的功夫。
小说创作永远会面临虚构与写实的处理关系,也是作家面对生活经验和文学想象如何拿捏的问题,两者偏废一端则构不成小说丰富的艺术天地。如果仅凭想象去推敲人物故事,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水之源和无本之木。木糖的《焦桐记》在处理想象与生活的关系时就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故事的情节颇为言情,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因为原生家庭的鄙陋粗糙而内心苦闷,偶然机会听到邻家女子丝丝入扣的琴声,从此生命进入了新天地。女孩因为好奇弹琴女子而后又喜欢上弹琴女子的丈夫,终于在十几年后再次偶遇而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却因为这个男人对前妻的痴情而设计车祸害死了前妻。小说的结尾是男人开车的相同场景,作者利用巧合式悬念为作品留下了问号。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言情剧熟悉的情节,比如错过重逢虐恋情深,车祸可以终结也可以开启人生,更何况还是一个被包装的萝莉与大叔的故事。作家笔下的世界如果抽离了真实的生活,不论是写得惊心动魄还是如花似梦,都不会引起读者共鸣,更何况今天的受众已经熟悉了言情剧经典的套路。我们身处一个飞速运转信息丰富的时代,作家不仅仅是模仿生活想象生活,也要创造生活,文学始终要担载今天这个时代的重量。
本期《小说林》以大篇幅推出了“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这是《小说林》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对本土作家扶新扶强的宗旨体现。我们看到八位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面貌各异,却都力图冲破创作模式和范式,充分体现出创作的活力。评价一个省的创作景观是要能够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的,后续的年轻力量对推动黑龙江的文学创作非常重要。好在黑龙江的中青年作家就像脚下的黑土地一样,在这个春天的季節里,他们的文学以文字的真诚力量散发出泥土新鲜的气息,使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真实的文学从来都不是昙花一现的创作冲动,而是文学面对现实创造世界的力量体现。
作者简介:郭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