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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祝福》文本中祥林嫂形象，凝聚着鲁迅丰厚的文化批判意蕴与深切的忧患意识。因此，本文拟从祥林嫂的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入手，探析其文化意蕴。
关键词 祥林嫂 性格悲剧 社会悲剧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The Old Life in Double Paradox
——Analysis on the Implication of Xianglinsao Image Culture in Luxun's "Blessing"
ZHANG Daling
(West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Liuan, Anhui 237000)
Abstract In "Blessing", Xianglinsao image crystallization of Lu Xun's rich cultural cr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deep sense of crisi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Xianglinsao character tragedy and social tragedy, analysis of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Key words Xianglinsao; character tragedy; social tragedy; cultural implication
鲁迅《祝福》是鲁迅彷徨期的重要作品，本文以祥林嫂标志着在重要社会束缚与文化束缚中的现代中国的普遍人生。因此，在祥林嫂形象的刻画上，灌注着鲁迅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也映照着一代文化巨子鲁迅的文化心理。因此，本文拟从祥林嫂的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入手，探析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1 祥林嫂的性格悲剧
1.1 祥林嫂的性格特征
祥林嫂是处于中国式奴役关系的最底层，是命运最悲惨，最无力诉说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痛苦挣扎的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迫害、愚弄、鄙视的人物，以至于被旧社会所吞噬。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曾进行过从不间断地挣扎：在被虐待、出卖、被迫改嫁时，她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与伤害，她无言的承受；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更是拼命地挣扎，直至怀疑灵魂的有无。但终究还是被旧社会压垮、吞噬了，不但平平安安做人的权利没有争得，就连完完整整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但以上祥林嫂所谓的挣扎，并不表明祥林嫂的文化心理上具有反抗意识。原因有两个：一是鲁迅文本中以民众形象为主人公者，大多数人物缺乏清醒的反抗意识，而鲁迅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如阿Q、孔乙己等，来揭示封建礼教中的糟粕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与束缚，从而表现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祥林嫂形象也必然不是一个具有清醒的反抗意识的人物形象；二是从文本来看，祥林嫂所谓的反抗，只是出于对夫权的归依，即对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等理学观念的认从，和对于封建礼教体系中神权的恐惧。这完全是出于自发的本能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她不但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是摧残她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常常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空幻的梦想。正是祥林嫂的这种性格造成其个人悲剧。
1.2 祥林嫂形象之文化心理分析
在《祝福》文本中有一个“心如古井”的柳妈形象，这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的观念旧范中几乎失去生命的本能与欲望，即失去了人的灵魂，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体的人物形象，她和祥林嫂处于同一阶层，同样受封建礼教中的糟粕文化毒害很深，因而具有和祥林嫂相似的文化心理。她的生命意识已完全被封建伦理文化所浸染，她的生命意志总是以遵从封建礼教文化的规范为指向，主体意识迷失于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之中，无法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达到对自身的认识，这是一种扭曲的生命形态，也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心理。祥林嫂也是如此。她第一次嫁夫，夫死之后，婆家要把她以六十吊钱的价格出卖给山里人，她逃到鲁镇做工，这是出于对夫权观念遵从，所以当婆家将她抢回卖给山里人时，她以死相拼。第二次结婚，夫死从子，也是对夫权意志的遵从与肯定，子亡之后，又到鲁镇做工，却又念念不忘自己的两次婚姻，因而也便产生了对于神权的恐惧，于是捐门槛和赎罪过便成了她的生存目的。而在遭到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拒斥之后，又寄托于空虚的幻想，希望在阴间与亲人团聚，又表达对轮回观念的坚信不疑。
正是这种文化浸染，形成了祥林嫂特有的精神世界，一种可怕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可怕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祥林嫂的复杂性格，也透视着封建统治者把广大人民紧紧拴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之下，对人们进行种种残酷的文化专制，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使其成为封建腐朽势力和糟粕文化的殉葬品。
2 祥林嫂的社会悲剧
2.1 封建文化的四条绳索
《祝福》文本是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女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辛酸与血泪。因为不愿意再嫁，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方式将她逼嫁到山里。第二个丈夫不幸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时，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详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做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恐怖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变得神情萎顿，动作迟缓，却还是默默操作，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个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冬至祭祖时节，她坦然去安排碗筷，不料主人还是说：“你放着吧，祥林嫂！”她像受了炮烙似的缩回手，从此便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生活就这样一步步把她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正在欢欣“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的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因此，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 （摘自鲁迅《灯下漫笔》）的资格。
2.2 祥林嫂周围的人对待祥林嫂的病态心理
在封建文化的“四条绳索”束缚之下，祥林嫂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悲剧，她悲剧的一生正反映出封建糟粕文化侵蚀，导致社会存在的病态心理问题，就像丁玲所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
鲁镇的人出于各自的心态，漠视祥林嫂的遭遇，无情的蔑视摧残祥林嫂。鲁四老爷和四婶所站立场是在封建宗法社会制度方面，他们都是那个社会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从阶级利益考虑，是与祥林嫂格格不入的，但他们之所以同情祥林嫂，是因为这个不幸的人曾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做工“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即使年底大忙也“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可见他们对于祥林嫂的同情是因为祥林嫂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曾经给他们创造财富。当他们觉得祥林嫂“手脚没有先前一样灵活时”，就“颇有些不满了”，后来把她赶出家门。正是他们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穷死”。柳妈则和祥林嫂同样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礼教毒害很深，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对祥林嫂改嫁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奚落态度。但是她却主动帮祥林嫂寻求“赎罪”的办法，救她跳出苦海；当祥林嫂提起儿子阿毛的故事后，柳妈也为其伤心难过，这些对祥林嫂的接受都是处于同一地位的自发同情。但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把祥林嫂推向更恐怖的“灵魂”恐惧的深渊之中。婆家在祥林嫂逃出后不久便强行把她劫回，不是叫媳妇保持“贞节”，而是打起了如意算盘，把她作为物品卖给山里人，从中可见人的贪欲，不顾祥林嫂死活。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都是带着严重的社会病态心理去对待祥林嫂的，这些人虽不属于同一阶层，但都受封建糟粕文化毒害至深，他们的心灵已麻木、扭曲，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的“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摘自鲁迅《〈呐喊〉自序》）
3 祥林嫂形象的文化意蕴
总之，祥林嫂的悲剧是双重性的悲剧，一方面她受封建礼教中糟粕文化的迫害，一方面她背着“因袭的重担”（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而她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时是她自身的悲剧。本文也正是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深刻剖析封建礼教中糟粕文化的“吃人”本质，以及在这种“吃人文化”浸染之下，众多的“不觉者”所遭受的精神毒害与心理创伤，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苦痛与病态。鲁迅在对这些“不觉者”的精神病态展示的同时，也深刻反映出自己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
3.1 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透视封建礼教中“吃人”文化的荒谬性
这种“吃人”文化的荒谬性表现在：一是对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在这种封建的伦理观念之中，人失去了自我意识，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是扭曲的一生，也是一种病态人生。在文本中，祥林嫂的病态人生主要表现为对封建礼教观念体系的深信不疑。在她的观念世界里，始终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置于主导地位，如文本中她逃到鲁镇做工的主要心理原因就是对夫权意识的自觉遵从；也正是这种伦理观念导致后来祥林嫂深深陷入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之中，产生了对神权的恐惧，为了遵从夫权，轻抛生命。在冷漠的现实世界里，祥林嫂一直努力争取一个“坐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但在病态人生的重重束缚困扰与挤压中，她只能带着一身的伤痛与痛楚，一步步自觉地走上封建主义血的祭坛。
二是这种封建礼教中“吃人”文化的体系本身也是相互矛盾的。本文通过祥林嫂悲剧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祥林嫂为了维护夫权意志宁死不嫁，但其婆家站在族权意志的立场上又要把她卖掉，这深刻说明了族权与夫权的矛盾性的一面；祥林嫂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产生了对神权的恐惧，于是想以捐门槛来赎罪，这种神权观念，又反映出神权意识弱化着夫权意识。这种文化体系内部矛盾重重，人又沉湎于其中，而不自省。因此，生活在这种荒谬的文化下的人的存在本身也是荒谬的，这也是一种苍老的人生，就像鲁迅所说的“死相”的存在。
3.2 祥林嫂形象中凝聚着鲁迅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
鲁迅曾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本就是从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命历程，向读者展示在封建荒谬文化的笼罩之下，人性的扭曲与泯灭，这不是个别人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这种病态现象的存在，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亡。鲁迅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为此忧国忧民，他把整个中国比喻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摘自鲁迅《〈呐喊〉自序》），对沉默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文本中鲁迅把祥林嫂安排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结尾写道：“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牺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深刻表明在封建荒谬文化的笼罩之下，国民灵魂的麻木与扭曲。鲁迅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摘自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精神剖析社会，他深刻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对国民进行文化专制是造成整个社会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而国民灵魂的扭曲又维护了苟延残喘的封建糟粕文化，因此，封建糟粕文化是扼杀国民灵魂的罪魁祸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彻底批判这种腐朽文化，鲁迅主张创作“为人生，改良人生”，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摘自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就像他自己所说：“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入民众的心，设法引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关，仅至于几个人在书房里相互叹赏，得些自己满足。”（摘自鲁迅《二心集·文化与改革》）虽然他在文化思索的道路中也彷徨过、苦闷过，但却仍然在彷徨中求索与抗争，因此，鲁迅把《祝福》文本放在《彷徨》集的卷首，用祥林嫂的悲剧一生促使人们正视现实生活的“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从而激发人们的“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摘自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珂勒惠支板画选集〉序目》）
由此可见，鲁迅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寻思正是在中国处于腐朽的封建文化桎梏时期，在中国处于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应运而生的，他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向“沉睡的国民”和深陷危机的民族发出悲怆的呐喊，表明其崇高的悲剧精神。
参考文献
[1] 鲁迅研究月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2.3.
[2] 朱晓进.鲁迅文学观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
[3] 黄健.反省与选择.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9.
[4]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一).中国人民文学社,1976.6.
[5]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二).中国人民文学社,1979.11.
关键词 祥林嫂 性格悲剧 社会悲剧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The Old Life in Double Paradox
——Analysis on the Implication of Xianglinsao Image Culture in Luxun's "Blessing"
ZHANG Daling
(West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Liuan, Anhui 237000)
Abstract In "Blessing", Xianglinsao image crystallization of Lu Xun's rich cultural cr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deep sense of crisi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Xianglinsao character tragedy and social tragedy, analysis of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Key words Xianglinsao; character tragedy; social tragedy; cultural implication
鲁迅《祝福》是鲁迅彷徨期的重要作品，本文以祥林嫂标志着在重要社会束缚与文化束缚中的现代中国的普遍人生。因此，在祥林嫂形象的刻画上，灌注着鲁迅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也映照着一代文化巨子鲁迅的文化心理。因此，本文拟从祥林嫂的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入手，探析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1 祥林嫂的性格悲剧
1.1 祥林嫂的性格特征
祥林嫂是处于中国式奴役关系的最底层，是命运最悲惨，最无力诉说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力下，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痛苦挣扎的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迫害、愚弄、鄙视的人物，以至于被旧社会所吞噬。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曾进行过从不间断地挣扎：在被虐待、出卖、被迫改嫁时，她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与伤害，她无言的承受；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更是拼命地挣扎，直至怀疑灵魂的有无。但终究还是被旧社会压垮、吞噬了，不但平平安安做人的权利没有争得，就连完完整整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但以上祥林嫂所谓的挣扎，并不表明祥林嫂的文化心理上具有反抗意识。原因有两个：一是鲁迅文本中以民众形象为主人公者，大多数人物缺乏清醒的反抗意识，而鲁迅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如阿Q、孔乙己等，来揭示封建礼教中的糟粕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与束缚，从而表现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祥林嫂形象也必然不是一个具有清醒的反抗意识的人物形象；二是从文本来看，祥林嫂所谓的反抗，只是出于对夫权的归依，即对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等理学观念的认从，和对于封建礼教体系中神权的恐惧。这完全是出于自发的本能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她不但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是摧残她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常常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空幻的梦想。正是祥林嫂的这种性格造成其个人悲剧。
1.2 祥林嫂形象之文化心理分析
在《祝福》文本中有一个“心如古井”的柳妈形象，这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的观念旧范中几乎失去生命的本能与欲望，即失去了人的灵魂，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体的人物形象，她和祥林嫂处于同一阶层，同样受封建礼教中的糟粕文化毒害很深，因而具有和祥林嫂相似的文化心理。她的生命意识已完全被封建伦理文化所浸染，她的生命意志总是以遵从封建礼教文化的规范为指向，主体意识迷失于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之中，无法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达到对自身的认识，这是一种扭曲的生命形态，也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心理。祥林嫂也是如此。她第一次嫁夫，夫死之后，婆家要把她以六十吊钱的价格出卖给山里人，她逃到鲁镇做工，这是出于对夫权观念遵从，所以当婆家将她抢回卖给山里人时，她以死相拼。第二次结婚，夫死从子，也是对夫权意志的遵从与肯定，子亡之后，又到鲁镇做工，却又念念不忘自己的两次婚姻，因而也便产生了对于神权的恐惧，于是捐门槛和赎罪过便成了她的生存目的。而在遭到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拒斥之后，又寄托于空虚的幻想，希望在阴间与亲人团聚，又表达对轮回观念的坚信不疑。
正是这种文化浸染，形成了祥林嫂特有的精神世界，一种可怕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可怕的文化心理形成了祥林嫂的复杂性格，也透视着封建统治者把广大人民紧紧拴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之下，对人们进行种种残酷的文化专制，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使其成为封建腐朽势力和糟粕文化的殉葬品。
2 祥林嫂的社会悲剧
2.1 封建文化的四条绳索
《祝福》文本是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女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辛酸与血泪。因为不愿意再嫁，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方式将她逼嫁到山里。第二个丈夫不幸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时，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详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做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恐怖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变得神情萎顿，动作迟缓，却还是默默操作，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个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冬至祭祖时节，她坦然去安排碗筷，不料主人还是说：“你放着吧，祥林嫂！”她像受了炮烙似的缩回手，从此便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生活就这样一步步把她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正在欢欣“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的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因此，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 （摘自鲁迅《灯下漫笔》）的资格。
2.2 祥林嫂周围的人对待祥林嫂的病态心理
在封建文化的“四条绳索”束缚之下，祥林嫂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悲剧，她悲剧的一生正反映出封建糟粕文化侵蚀，导致社会存在的病态心理问题，就像丁玲所说：“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
鲁镇的人出于各自的心态，漠视祥林嫂的遭遇，无情的蔑视摧残祥林嫂。鲁四老爷和四婶所站立场是在封建宗法社会制度方面，他们都是那个社会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从阶级利益考虑，是与祥林嫂格格不入的，但他们之所以同情祥林嫂，是因为这个不幸的人曾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做工“食物不论，力气是不错的”，即使年底大忙也“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可见他们对于祥林嫂的同情是因为祥林嫂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曾经给他们创造财富。当他们觉得祥林嫂“手脚没有先前一样灵活时”，就“颇有些不满了”，后来把她赶出家门。正是他们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穷死”。柳妈则和祥林嫂同样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礼教毒害很深，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对祥林嫂改嫁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奚落态度。但是她却主动帮祥林嫂寻求“赎罪”的办法，救她跳出苦海；当祥林嫂提起儿子阿毛的故事后，柳妈也为其伤心难过，这些对祥林嫂的接受都是处于同一地位的自发同情。但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把祥林嫂推向更恐怖的“灵魂”恐惧的深渊之中。婆家在祥林嫂逃出后不久便强行把她劫回，不是叫媳妇保持“贞节”，而是打起了如意算盘，把她作为物品卖给山里人，从中可见人的贪欲，不顾祥林嫂死活。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都是带着严重的社会病态心理去对待祥林嫂的，这些人虽不属于同一阶层，但都受封建糟粕文化毒害至深，他们的心灵已麻木、扭曲，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的“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摘自鲁迅《〈呐喊〉自序》）
3 祥林嫂形象的文化意蕴
总之，祥林嫂的悲剧是双重性的悲剧，一方面她受封建礼教中糟粕文化的迫害，一方面她背着“因袭的重担”（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而她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同时是她自身的悲剧。本文也正是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深刻剖析封建礼教中糟粕文化的“吃人”本质，以及在这种“吃人文化”浸染之下，众多的“不觉者”所遭受的精神毒害与心理创伤，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苦痛与病态。鲁迅在对这些“不觉者”的精神病态展示的同时，也深刻反映出自己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
3.1 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透视封建礼教中“吃人”文化的荒谬性
这种“吃人”文化的荒谬性表现在：一是对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在这种封建的伦理观念之中，人失去了自我意识，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是扭曲的一生，也是一种病态人生。在文本中，祥林嫂的病态人生主要表现为对封建礼教观念体系的深信不疑。在她的观念世界里，始终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置于主导地位，如文本中她逃到鲁镇做工的主要心理原因就是对夫权意识的自觉遵从；也正是这种伦理观念导致后来祥林嫂深深陷入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之中，产生了对神权的恐惧，为了遵从夫权，轻抛生命。在冷漠的现实世界里，祥林嫂一直努力争取一个“坐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但在病态人生的重重束缚困扰与挤压中，她只能带着一身的伤痛与痛楚，一步步自觉地走上封建主义血的祭坛。
二是这种封建礼教中“吃人”文化的体系本身也是相互矛盾的。本文通过祥林嫂悲剧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祥林嫂为了维护夫权意志宁死不嫁，但其婆家站在族权意志的立场上又要把她卖掉，这深刻说明了族权与夫权的矛盾性的一面；祥林嫂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产生了对神权的恐惧，于是想以捐门槛来赎罪，这种神权观念，又反映出神权意识弱化着夫权意识。这种文化体系内部矛盾重重，人又沉湎于其中，而不自省。因此，生活在这种荒谬的文化下的人的存在本身也是荒谬的，这也是一种苍老的人生，就像鲁迅所说的“死相”的存在。
3.2 祥林嫂形象中凝聚着鲁迅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寻思
鲁迅曾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本就是从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命历程，向读者展示在封建荒谬文化的笼罩之下，人性的扭曲与泯灭，这不是个别人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这种病态现象的存在，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亡。鲁迅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为此忧国忧民，他把整个中国比喻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摘自鲁迅《〈呐喊〉自序》），对沉默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文本中鲁迅把祥林嫂安排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结尾写道：“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牺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深刻表明在封建荒谬文化的笼罩之下，国民灵魂的麻木与扭曲。鲁迅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摘自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精神剖析社会，他深刻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对国民进行文化专制是造成整个社会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而国民灵魂的扭曲又维护了苟延残喘的封建糟粕文化，因此，封建糟粕文化是扼杀国民灵魂的罪魁祸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彻底批判这种腐朽文化，鲁迅主张创作“为人生，改良人生”，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摘自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就像他自己所说：“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入民众的心，设法引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关，仅至于几个人在书房里相互叹赏，得些自己满足。”（摘自鲁迅《二心集·文化与改革》）虽然他在文化思索的道路中也彷徨过、苦闷过，但却仍然在彷徨中求索与抗争，因此，鲁迅把《祝福》文本放在《彷徨》集的卷首，用祥林嫂的悲剧一生促使人们正视现实生活的“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从而激发人们的“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摘自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珂勒惠支板画选集〉序目》）
由此可见，鲁迅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寻思正是在中国处于腐朽的封建文化桎梏时期，在中国处于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应运而生的，他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向“沉睡的国民”和深陷危机的民族发出悲怆的呐喊，表明其崇高的悲剧精神。
参考文献
[1] 鲁迅研究月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2.3.
[2] 朱晓进.鲁迅文学观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
[3] 黄健.反省与选择.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9.
[4]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一).中国人民文学社,1976.6.
[5]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二).中国人民文学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