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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太多无奈,逼捐,是无奈之一。
完全可以这么说,逼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哪儿有灾,哪儿有难,甚至北京开亚运会,长沙弄个女子大学,上面都下个通知,说,得捐多少钱。“上面”也是无奈的,因为上面的上面,也是一纸通知给他们,你们单位得捐多少。通知上,往往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热爱祖国”“优良传统”之类。言下之意,你不捐,便是败类,便是中华民族的叛徒。更有意思的是,这纸通知,其实是告之。你同不同意,都不打紧,发工资时,已经扣了。
汶川大地震不久,当时的“告之”叫我哭笑不得。
那时节,妻子失业了,女儿在读大学,我在湘潭中环水务当门卫,工资低得可怜。可能只有我们这座城市公布的人均工资的一半。偏偏那时正经稿费也低得可怜,2005年我在《当代》头条发表了长篇《苦楝树》,也只有六千多块。为了养活人和保障女儿学业,捉襟见肘是常态,甚至不得不去做不屑的事,替某家省报写那种实为软广告,却美其名曰报告文学的文字。前后写了二十多万字,因为总是不光彩,不敢用“楚荷”,也不敢用“谭进军”,取的笔名,自己也不记得,反正一篇一个。偏偏又有些不该有的身份,诸如中国作协会员、湘潭作协副主席、民主党派,等等,在湘潭这块地方,也算小有名气。
可以这么说,那时节,我的家,恨不得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那些貌似有点光彩的身份,这时候,全成了山般负担。民主党派要捐,单位要捐。怕什么地方还要捐,那段时间,除了单位开会,别的会,哪怕请柬十分精致,哪怕人家说重要,十分重要,哪怕有茅台酒喝,一律不去。害怕着哪儿钻出个美女,端个箱子过来,笑吟吟走到面前要我捐款。捐吧,如同剜肉;不捐吧,人家汶川那么大灾,款也不捐,算个人?
对于灾难,对于弱者,的确需要帮助。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济困扶危”之类的善语,都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他人言。用这类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语言逼捐,的确是道德胁迫。道德胁迫,和抢劫一样,该为人类所不齿。
楚荷,原名谭进军,男,中国作协会员,
1962年4月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霞山,
现住湘潭市。
已出版或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
长篇小说《苦楝树》头条发表于《当代》2005年2期,
获当期冠军,全年第二名。
長篇小说《工厂工会》头条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5期。
完全可以这么说,逼捐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哪儿有灾,哪儿有难,甚至北京开亚运会,长沙弄个女子大学,上面都下个通知,说,得捐多少钱。“上面”也是无奈的,因为上面的上面,也是一纸通知给他们,你们单位得捐多少。通知上,往往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热爱祖国”“优良传统”之类。言下之意,你不捐,便是败类,便是中华民族的叛徒。更有意思的是,这纸通知,其实是告之。你同不同意,都不打紧,发工资时,已经扣了。
汶川大地震不久,当时的“告之”叫我哭笑不得。
那时节,妻子失业了,女儿在读大学,我在湘潭中环水务当门卫,工资低得可怜。可能只有我们这座城市公布的人均工资的一半。偏偏那时正经稿费也低得可怜,2005年我在《当代》头条发表了长篇《苦楝树》,也只有六千多块。为了养活人和保障女儿学业,捉襟见肘是常态,甚至不得不去做不屑的事,替某家省报写那种实为软广告,却美其名曰报告文学的文字。前后写了二十多万字,因为总是不光彩,不敢用“楚荷”,也不敢用“谭进军”,取的笔名,自己也不记得,反正一篇一个。偏偏又有些不该有的身份,诸如中国作协会员、湘潭作协副主席、民主党派,等等,在湘潭这块地方,也算小有名气。
可以这么说,那时节,我的家,恨不得一分钱掰作两分钱用。那些貌似有点光彩的身份,这时候,全成了山般负担。民主党派要捐,单位要捐。怕什么地方还要捐,那段时间,除了单位开会,别的会,哪怕请柬十分精致,哪怕人家说重要,十分重要,哪怕有茅台酒喝,一律不去。害怕着哪儿钻出个美女,端个箱子过来,笑吟吟走到面前要我捐款。捐吧,如同剜肉;不捐吧,人家汶川那么大灾,款也不捐,算个人?
对于灾难,对于弱者,的确需要帮助。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济困扶危”之类的善语,都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他人言。用这类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语言逼捐,的确是道德胁迫。道德胁迫,和抢劫一样,该为人类所不齿。
楚荷,原名谭进军,男,中国作协会员,
1962年4月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霞山,
现住湘潭市。
已出版或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
长篇小说《苦楝树》头条发表于《当代》2005年2期,
获当期冠军,全年第二名。
長篇小说《工厂工会》头条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