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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 200万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
5.5%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哪些问题？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务该如何补上短板？记者实地探访托育机构，进行了调查采访。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为了解决两岁的女儿看护问题，刘美换了工作，进入了工作时间更具弹性的保险行业。“我不愿意让老人看小孩，一方面怕累着他们，另一方面，祖辈看护容易溺爱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异。经过一番对比后，刘美顺利地把2岁半的女儿送进一家托育机构。除了需要早晚按时接送，她还可以安心上班。
和刘美不一样，孙茜没有选择。孙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均在陕西，公婆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肯从外地过来。“孩子才2岁，两人平时上班忙，都还有夜班，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父母，与孙茜或者刘美一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2019年根据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状况也不平衡。
按照测算，要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千人托位数 4.5个的目标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约8.5万个托位。目前，缺口达6.7万个。
而在郑州市，不仅托位完全满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郑州市卫健委回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收0～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共261家，共有托位20 219个，实收幼儿11 269人。托位空余近1万个。
5.5%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数据来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201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 高的丹麦达到了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
“在3岁以下儿童入托问题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玲艳介绍，对0～3岁的儿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父母是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证明：一方面，过早地送入托育机构，会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与儿童形成的亲密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获得。“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讲，2至3岁的入托需求更大，应该重点关注这一年龄段的入托需求。”
月收费过万元，托育教师培养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专门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部分早教班。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以民办为主，公办幼儿园中鲜有托育服务。
记者在北京多地探访发现，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 000元一个月，如果能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 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也保持在这个水平。
托育支出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昂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3 000～4 000元是比较符合我预期的，有些托育机构通过宣传噱头和卖点，动辄收费七八千元，令人难以接受。”家住江苏盐城的家长马进同告诉记者。
记者到訪的一些托育机构栖身于商场里，宣传照片上“科学育儿”“精品小班”“外教教学”指向的是，“关注关键期幼儿大脑的健康发育与功能发展”。
“孩子入学前，我们会进行多维平衡测评，全方位考查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各种敏感期，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海淀区一家日托早教主讲老师向记者介绍，“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价格相对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课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有外教，收费档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机构都很乐意邀请外教加盟，背后掩盖的是一本难以算清的成本账”。
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计算出真实的成本也是有难度的。”王玲艳介绍，通常意义上来讲，托育机构的成本主要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大城市来说，房租成本过高，推动了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这也说明，托育机构教师人才培养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机构的价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长的期待？王玲艳介绍：“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从家长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讲，绝大多数家长需要的就是收费合理，质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和各地的实施中对‘普惠’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指导价并未达成共识，即便是实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儿园各地标准也不一样。”洪秀敏表示。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欢迎，但并非唯一选择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明显。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托育”相关企业3.3万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缓慢，2020年新增企业1.2万余家，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大幅超过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文庄还介绍，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 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积极申请。
在上海，公立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上海的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建议：“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实际入托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距离远和收费高固然是影响因素，但比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长更关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能否让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对入托的多样选择，家长们对公立幼儿园开办的托班最为满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务中，公立幼儿园数量占比较小。”王玲艳坦言，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幼儿园并未被准许开放招收3岁以下幼儿。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集中在实现3至6岁的儿童入园。
“建立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是进行保育教育的一种形式。托育服务应该从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艳建议，在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让他们产生安全感。通过给予更多的假期，延长父母的照料时间，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务，或者由社区组织相应活动，以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照护选择。
（来源：《光明日报》 陈 鹏 张 诗/文）
5.5%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哪些问题？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务该如何补上短板？记者实地探访托育机构，进行了调查采访。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为了解决两岁的女儿看护问题，刘美换了工作，进入了工作时间更具弹性的保险行业。“我不愿意让老人看小孩，一方面怕累着他们，另一方面，祖辈看护容易溺爱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异。经过一番对比后，刘美顺利地把2岁半的女儿送进一家托育机构。除了需要早晚按时接送，她还可以安心上班。
和刘美不一样，孙茜没有选择。孙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均在陕西，公婆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肯从外地过来。“孩子才2岁，两人平时上班忙，都还有夜班，孩子的看护问题一直让人头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父母，与孙茜或者刘美一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2019年根据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状况也不平衡。
按照测算，要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千人托位数 4.5个的目标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约8.5万个托位。目前，缺口达6.7万个。
而在郑州市，不仅托位完全满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郑州市卫健委回复市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郑州市收0～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共261家，共有托位20 219个，实收幼儿11 269人。托位空余近1万个。
5.5%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数据来说，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201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 高的丹麦达到了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
“在3岁以下儿童入托问题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玲艳介绍，对0～3岁的儿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场所，父母是儿童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证明：一方面，过早地送入托育机构，会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能够对儿童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与儿童形成的亲密的一对一关系，很难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获得。“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讲，2至3岁的入托需求更大，应该重点关注这一年龄段的入托需求。”
月收费过万元，托育教师培养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专门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部分早教班。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以民办为主，公办幼儿园中鲜有托育服务。
记者在北京多地探访发现，专门的托育机构收费约为7 000元一个月，如果能有户外活动场所，价格还将上浮3 000元，达到一个月1万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办托育机构的收费，也保持在这个水平。
托育支出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昂的收费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3 000～4 000元是比较符合我预期的，有些托育机构通过宣传噱头和卖点，动辄收费七八千元，令人难以接受。”家住江苏盐城的家长马进同告诉记者。
记者到訪的一些托育机构栖身于商场里，宣传照片上“科学育儿”“精品小班”“外教教学”指向的是，“关注关键期幼儿大脑的健康发育与功能发展”。
“孩子入学前，我们会进行多维平衡测评，全方位考查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各种敏感期，学会表达和控制情绪。”海淀区一家日托早教主讲老师向记者介绍，“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价格相对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课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有外教，收费档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机构都很乐意邀请外教加盟，背后掩盖的是一本难以算清的成本账”。
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计算出真实的成本也是有难度的。”王玲艳介绍，通常意义上来讲，托育机构的成本主要有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在大城市来说，房租成本过高，推动了价格处于高位。但是，从业人员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这也说明，托育机构教师人才培养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机构的价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长的期待？王玲艳介绍：“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从家长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讲，绝大多数家长需要的就是收费合理，质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截至目前，全国和各地的实施中对‘普惠’的认定标准和收费指导价并未达成共识，即便是实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儿园各地标准也不一样。”洪秀敏表示。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欢迎，但并非唯一选择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明显。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托育”相关企业3.3万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增长缓慢，2020年新增企业1.2万余家，同比增长237%，这一数据大幅超过过去十年注册量的总和。
在新闻发布会上，杨文庄还介绍，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 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正积极申请。
在上海，公立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班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上海的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建议：“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实际入托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实际上，距离远和收费高固然是影响因素，但比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长更关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能否让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对入托的多样选择，家长们对公立幼儿园开办的托班最为满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务中，公立幼儿园数量占比较小。”王玲艳坦言，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大部分地区，公立幼儿园并未被准许开放招收3岁以下幼儿。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集中在实现3至6岁的儿童入园。
“建立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入托育机构，只是进行保育教育的一种形式。托育服务应该从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艳建议，在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让他们产生安全感。通过给予更多的假期，延长父母的照料时间，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务，或者由社区组织相应活动，以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照护选择。
（来源：《光明日报》 陈 鹏 张 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