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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渐失,大众文化开始进入观众视野,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反映到电视领域,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非常6+1》,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等,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然而,看到此类电视“收视率”上升的同时,也应重新思考此类娱乐节目的文化作用到底何在?本文就以该类电视节目——“真实电视”娱乐节目为分析对象,重新思考电视文化的作用。
一、现象:声势日益浩大的“秀”浪潮
“真实电视”是目前正风靡全球的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又称“真实秀”节目或“真人秀”节目形态。根据目前被普遍认可的定义,“真实秀”或“真实电视”即泛指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
2005年2月至8月,湖南卫视倾注全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超女”浪潮。大赛运作的过程已被上海的中欧商学院作为成功的案例,纳入了MBA教案。
此后,全国级、省市级等电视媒体看到了“平民选秀”节目形式背后的巨大“收益”,于是竞相模仿,《加油,好男儿!》、《超级男生》、《非诚勿扰》……各种节目不断出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电视娱乐综艺类节目的疯狂浪潮,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电视文化现象。
二、特性:大众性、狂欢性、创新性
电视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从电视媒介的表达手段或作品的成熟程度看,所谓电视文化指的是电视媒介作品的文化品位;从电视这个大众媒介作用于社会的影响来看,所谓电视文化是指电视媒介所营造的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氛围或环境。如同生活于某种文化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所同化一样,当电视媒介的作用足以主导社会主流舆论对社会环境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我们同样会被这种电视文化所同化所塑造所改变,这就是电视文化的作用之所在。
那么,诸如“超女”、“梦想”、“秀”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电视文化特性又表现在哪里?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性
从节目参与主体来看。对于电视受众群体而言,无论是参与《超级女生》还是参与《非诚勿扰》,他们一改过去的边缘身份,既是节目主角,又是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参与到节目的演唱、投票和制作,并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大众不仅是节目的收视主体,同时也成为了节目的内容主体,真正实现了电视文化从“高高在上”到“平起平坐”的转变。
从节目表现出的内容来看。以往的电视节目中,名人、权威占据了电视屏幕,而普通人的生活、视野很难进入屏幕和公众视野。反映到文化文本叙事上,就是“英雄叙事”、“精英叙事”、“辉煌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以《超级女生》为代表的大众选秀活动,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形态,即“平民叙事”。通过对普通人的关注,对平民百姓的关注,把他们的生活、感情、精神凸现在世人面前,注重对平民的生活状态的表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突出平常人、平常心、平常事的文化意义。平凡人的参与,给予了电视文化以新的内涵。
(二)全民狂欢性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电视秀”之所以能在今天积聚成中国电视最令人瞩目的媒介景观和文化现象,文化传统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秀”在中国经由电视个体变成群体、变成演艺的时候,它至少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开明性。开阔的时代催生出了交流的愿望,沟通成为普遍的心理要求。这样,文化的开放度、社会对个体意识的重视,都为全民提供了很好的狂欢平台。大众性的参与者和表现主体,也为其提供了前提。海选、全国设立分赛区、亲友团、大众评委、PK、短信投票、主持人的轻松调笑、一夜成名的明星梦的实现……这些新奇的规则共同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消遣性。
(三)创新性
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在电视节目成型前,对于《美国偶像》等成功的国外真人秀节目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学习研究,但不是全部拷贝,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大胆创新。不仅做到了使普通人走进电视,还强化了观众的决定权,观众的短信投票能够决定部分选手的去留,做到了更深层次的大众化。
另外,与国外目前所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有所不同的是,在节目奖励规则的设置上,目前国外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多以巨额奖金作为对节目最后获胜者的奖励,以金钱和财富吸引观众的参与和支持;而我国类似主题的电视节目则以各种“梦想”为主题,以“实现梦想”为奖励,把国外的真人秀里面赤裸的金钱利益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极大刺激,把利益拆成梦想。显然,与国外的真人秀节目相比,我国的此类节目更多了一种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激励与满足,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更高明的节目设计策略。
三、反思
“真实电视”或称“真人秀”节目,顺应了现时代观众的大众化审美需求,吸引了无数的受众的眼球,搅动了上百万的海选规模,获得了十几亿的广告额、短信收入,可以说开创了另一个“大众化”的电视时代。但是同时,它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无情指责,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化的,“电视秀”背负起了“追名逐利”、一夜暴富,甚至是“娱乐致死”的骂名。其由此造成的电视审美功能的弱化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问题。
有人这样为这种“低俗”的“娱乐之风”辩护:“面对‘电视秀’,传统的审美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更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道德的高低来一言以蔽之。“电影需票房,电视靠收视率,其他艺术演出讲求上座率,这些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模式。而电视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根源在于大众欣赏需求这个潜在的消费市场。”如果说,过去以艺术水准的优劣、主题的深刻与否来评判电视节目的好坏的话,现在的电视产品则以满足大众欣赏的心理和符合现时代时尚为成功标志。
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可取之处。“电视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向。电视正是通过种种“秀”来迎合大众的这种欲望表露,来吻合这种草根文化,从而获得较高的收视率,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难题和突破。电视表面上是决定观众视听权的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为默认观众时尚和要求的被动对象。媒介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需要什么,电视就应该提供什么!
但是,长久以来,电视在受众眼里都是一个发布客观的消息、评价真实的事件的媒介形象,而今在“秀”的景观里,“秀”可以在轻松搞笑中取代或者消解了某些应该秉承与坚守的精神、价值,甚至消解了媒介的尊严,媒介在这里只是一个娱乐场而已。这时,媒介及其研究和制作人员不能迷失于自我制造的短暂的“虚假成功”,媒介应该警醒。我们认为,媒体要有自己的媒介价值观。“秀”可以被借鉴过来,用以改良日益刻板的节目形态和传媒形态,泛滥性的合理性对于媒介来说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获得收视率的回报、获得广告商高额投入的同时,也丧失掉了电视作为社会公共意见的主要生产者与提供者、作为文化的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柴志明.走向媒体[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萧扬.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经历四阶段“真人秀”成新宠.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21日.
(作者简介:郭俊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在职研究生,新乡学院文学院教师。)
一、现象:声势日益浩大的“秀”浪潮
“真实电视”是目前正风靡全球的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又称“真实秀”节目或“真人秀”节目形态。根据目前被普遍认可的定义,“真实秀”或“真实电视”即泛指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
2005年2月至8月,湖南卫视倾注全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超女”浪潮。大赛运作的过程已被上海的中欧商学院作为成功的案例,纳入了MBA教案。
此后,全国级、省市级等电视媒体看到了“平民选秀”节目形式背后的巨大“收益”,于是竞相模仿,《加油,好男儿!》、《超级男生》、《非诚勿扰》……各种节目不断出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电视娱乐综艺类节目的疯狂浪潮,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电视文化现象。
二、特性:大众性、狂欢性、创新性
电视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从电视媒介的表达手段或作品的成熟程度看,所谓电视文化指的是电视媒介作品的文化品位;从电视这个大众媒介作用于社会的影响来看,所谓电视文化是指电视媒介所营造的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氛围或环境。如同生活于某种文化体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所同化一样,当电视媒介的作用足以主导社会主流舆论对社会环境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我们同样会被这种电视文化所同化所塑造所改变,这就是电视文化的作用之所在。
那么,诸如“超女”、“梦想”、“秀”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电视文化特性又表现在哪里?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性
从节目参与主体来看。对于电视受众群体而言,无论是参与《超级女生》还是参与《非诚勿扰》,他们一改过去的边缘身份,既是节目主角,又是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参与到节目的演唱、投票和制作,并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大众不仅是节目的收视主体,同时也成为了节目的内容主体,真正实现了电视文化从“高高在上”到“平起平坐”的转变。
从节目表现出的内容来看。以往的电视节目中,名人、权威占据了电视屏幕,而普通人的生活、视野很难进入屏幕和公众视野。反映到文化文本叙事上,就是“英雄叙事”、“精英叙事”、“辉煌叙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以《超级女生》为代表的大众选秀活动,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形态,即“平民叙事”。通过对普通人的关注,对平民百姓的关注,把他们的生活、感情、精神凸现在世人面前,注重对平民的生活状态的表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突出平常人、平常心、平常事的文化意义。平凡人的参与,给予了电视文化以新的内涵。
(二)全民狂欢性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电视秀”之所以能在今天积聚成中国电视最令人瞩目的媒介景观和文化现象,文化传统的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秀”在中国经由电视个体变成群体、变成演艺的时候,它至少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开明性。开阔的时代催生出了交流的愿望,沟通成为普遍的心理要求。这样,文化的开放度、社会对个体意识的重视,都为全民提供了很好的狂欢平台。大众性的参与者和表现主体,也为其提供了前提。海选、全国设立分赛区、亲友团、大众评委、PK、短信投票、主持人的轻松调笑、一夜成名的明星梦的实现……这些新奇的规则共同构成了“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消遣性。
(三)创新性
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在电视节目成型前,对于《美国偶像》等成功的国外真人秀节目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学习研究,但不是全部拷贝,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大胆创新。不仅做到了使普通人走进电视,还强化了观众的决定权,观众的短信投票能够决定部分选手的去留,做到了更深层次的大众化。
另外,与国外目前所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有所不同的是,在节目奖励规则的设置上,目前国外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多以巨额奖金作为对节目最后获胜者的奖励,以金钱和财富吸引观众的参与和支持;而我国类似主题的电视节目则以各种“梦想”为主题,以“实现梦想”为奖励,把国外的真人秀里面赤裸的金钱利益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极大刺激,把利益拆成梦想。显然,与国外的真人秀节目相比,我国的此类节目更多了一种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激励与满足,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更高明的节目设计策略。
三、反思
“真实电视”或称“真人秀”节目,顺应了现时代观众的大众化审美需求,吸引了无数的受众的眼球,搅动了上百万的海选规模,获得了十几亿的广告额、短信收入,可以说开创了另一个“大众化”的电视时代。但是同时,它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无情指责,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化的,“电视秀”背负起了“追名逐利”、一夜暴富,甚至是“娱乐致死”的骂名。其由此造成的电视审美功能的弱化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问题。
有人这样为这种“低俗”的“娱乐之风”辩护:“面对‘电视秀’,传统的审美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更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道德的高低来一言以蔽之。“电影需票房,电视靠收视率,其他艺术演出讲求上座率,这些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模式。而电视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根源在于大众欣赏需求这个潜在的消费市场。”如果说,过去以艺术水准的优劣、主题的深刻与否来评判电视节目的好坏的话,现在的电视产品则以满足大众欣赏的心理和符合现时代时尚为成功标志。
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可取之处。“电视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向。电视正是通过种种“秀”来迎合大众的这种欲望表露,来吻合这种草根文化,从而获得较高的收视率,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难题和突破。电视表面上是决定观众视听权的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为默认观众时尚和要求的被动对象。媒介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需要什么,电视就应该提供什么!
但是,长久以来,电视在受众眼里都是一个发布客观的消息、评价真实的事件的媒介形象,而今在“秀”的景观里,“秀”可以在轻松搞笑中取代或者消解了某些应该秉承与坚守的精神、价值,甚至消解了媒介的尊严,媒介在这里只是一个娱乐场而已。这时,媒介及其研究和制作人员不能迷失于自我制造的短暂的“虚假成功”,媒介应该警醒。我们认为,媒体要有自己的媒介价值观。“秀”可以被借鉴过来,用以改良日益刻板的节目形态和传媒形态,泛滥性的合理性对于媒介来说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获得收视率的回报、获得广告商高额投入的同时,也丧失掉了电视作为社会公共意见的主要生产者与提供者、作为文化的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柴志明.走向媒体[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萧扬.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经历四阶段“真人秀”成新宠.北京青年报,2004年3月21日.
(作者简介:郭俊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在职研究生,新乡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