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 晴
　　庄子在先秦的士人中,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当先秦的文人们热衷于都市生活,奔走于诸侯之间,游说各方,名满天下时,庄子却独自远远地站在朝野之外。
　　庄子是那个时代的守望者。一个时代的守望者总需要与时代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不应太远,也无需太近。孔子讲“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他认为人性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趋鹜与规避,因而也就可能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原则来统一人们的追求和幸福感。于是“礼”就出现了,它既像它所许诺的那样,是对人群幸福的保障,也是对异端进行起诉和惩罚的根据。这便使得儒家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专制意味。庄子却不以为然,当人们注意到他时,他却背过身去,到江湖中迷蒙去了。这确实让同时代儒家所蝇营狗苟的功名利禄黯然失色。当儒家要用规范去统一时代的行为甚至思想时,却不得不面对庄子逍遥而游,于九万里高空而来的冷眼相对:你不是我,你怎知我内心的喜哀?我与你既然是不同的个体,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个性与趣味呢?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思想与志向呢?凭什么一定要统一它们呢?统一它们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呢?有足够的道德依据吗?天下有不易的人人喜爱的“正味”“正色”“正处”吗?在《齐物论》中,他证明的就是万物的差异性与不完美性,从而论证世间万物的平等并存关系,否定了儒家的“礼”。庄子是专制思想的死对头,又是难以制服的对手,他游荡江湖,我行我素,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在历史的擂台上飘然落定,使腐儒不寒而栗。
　　如果说儒家坚持要求个人削平个性,适应社会,认为完美的个性就是无我地奉献给社会;那么庄子则要求社会给予个人发展的自由,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假如一个社会是道德的、合理的、正义的,是生机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地为个体提供自由与发展的条件。同样,个体能否感到自由与幸福,能否有充分的权力表明自己的思想与意愿而不受到暴虐,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最终道德和历史依据。庄子一厢情愿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地炮制出这一套反对专制的纲领。但他的这些天才的纲领,使得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君王大为气馁与不安,也使得儒家的卫道者们在历史的每一时期都对此劳神竭虑又无可奈何。
　　庄子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是先秦诸子中惟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平民说话的。当别人都在对着诸侯不甚耐烦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说着如何如何“治人”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而激动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世界中保持住内心的自尊自爱,不为时势左右而无所适从,丧失本性,以及如何在“无逃乎天地之间”的险恶中“游刃有余”地养生,以尽天年。无疑,他是亲切的。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说庄子哲学“专在破执”,可谓一语道破,很多我们执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谓价值,到底对我们心灵有什么好处呢?!
　　先秦诸子,孔子似乎是一贯严正而间或幽默的;孟子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韩非子是怀才不遇冷峻孤单的……庄子最有魅力。当庄子对炙手可热的暴发户们——他当着梁惠王的面直指为“昏君乱相”——投以轻蔑的一哂,并把他的超人的智慧转向对自由的追求时,他就魅力无穷了。对庄子,我们只有张皇四顾,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从江湖上传来的他的消息总是云遮雾障,他是一个充满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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