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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是好人，他凝聚起一批好人，成就了一部好书;而这部好书今天又汇集起一批好人，形成了现在的这个研讨会。为了会议开得好，钱先生还精心拟定了几个好话题。
一、话题归纳
这些话题，我试归纳成几对问题——全球（化）与地方史，历史观与体例方法;单一文化还是多元文化，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族裔，侧重在某学科还是全面的谱系;是文学还是历史学的话语;传统与现代的叙述方式;等等。
上述内容，能否再归结为四点：视野的宏与微，内容的一与多，手法的情与理和时代的古与今。
二、我的答题
我主观地就视野、内容、手法与古今等话题作一个不成熟的答卷。
（一）关于视野。我近来总是把人看成生物的一类——从高处说，人的大脑神经元据说有一千亿个，正好与宇宙的星辰一般多——“上与天齐”;从低处说，据说人体的细胞只有自己身体内细菌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只有10%是人类”1;而且人的思维过程相当一部分是由胃肠及其菌群组主导的2，后者被称为“胃肠脑”——“下与菌接”。
这就形成一个隐喻：“人”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层、系统、具有很多偶然性的存在。于是有人就此将思维方式归纳成两类：“物理学的思维” 与“生物学的思维”3——物理学思维是化约的、简单的、线性的，带有决定论倾向的;而生物学思维则是系统的、复杂的、偶然的、特色的、多层的、多元的，须持有或然性及敬畏感的，从而具有后现代特征的。
由生物学思维，又可推导出更大系统的生物的生存所必须依恃的生态学思想。从人类的生存出发，我个人以为生态学可粗略地分为两类——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由此又推衍开来，形成“生态哲学”：诸如已经深入人心的用语——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思想生态，以及教育生态、体育生态、音乐生态、金融生态、校园生态，等等，最终形成一种思考问题的框架（世界观）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4这种哲学：除关注人类的思想观念之外，还关注自然气候及资源;除理性外，还关注直觉情绪与潜意识;除精英与书面文本的思想史内容外，还关注与百姓大众的群体无意识及其社会生活背景;除顾及思想的相对独立与传承，还关注思想者独具的生物个体差异性，甚至关注到微生物与人类世界的关系;除历史、思想观念等单一视野外，还需要更多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学科相助。因此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视角具有比其他传统理论视角更多复杂性与系统性、多层级性、偶然性、耦合性等特征，并且摒弃传统的但今天仍然广泛产生影响的化约、线性、简单因果等理论思维模式。
我以为，这个生物-生态-生态哲学，或许是一种可以统一当今人类世界观的哲学理论。我想就此用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史著作为例：
其一是德威特的《世界观》。该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将西方人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亚里士多德代表的世界观，牛顿代表的世界观和当代的世界观，并力图各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三者：
在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中，宇宙被看作像一个生物有机体，各部分分别发挥其作用，从而共同实现天然的目标和目的;在牛顿世界观中，宇宙被看作像一台机器，各个部分通过推拉与其他部分发生相互作用，与机器里的零部件彼此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一样。1
但在书末结尾处，谈及当下的世界观时，作者感到“失喻”：
新近发展所主张的宇宙可能是一个无法用任何方便的隐喻来总结的宇宙……这是有史以来（至少是有记录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没有隐喻可以用，而且我们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分割点，也就是，从今往后，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用一个方便的隐喻来总结自己所居住的世界了。2
而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视角，可能在走过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后，出现一个没有上帝、由人类自己齐心协力才能和睦共處的“新生物有机体”世界观。
其二是塔纳斯的《西方思想史》。该书具有叙事简洁明快，要言不繁的特点，但临近结束，作者却花了较大篇幅反复以“男性”立场与“女性”主义的话语言说，表述如散文诗：
西方传统的“人”一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男性英雄，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生物的、形而上学的反叛者，他不断追求他自己的自由和进步，因而他不断努力去区别他自己和他由此产生的母体，并且控制这一母体。
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是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的，这种推动力就是通过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初的统一脱离开来而铸造独立自主理性的人类自我的一种推动力。西方文化极其重要的宗教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观点一直受到这种决定性的男性主宰的影响。
这种“叛逆男子”式的发展，使整个人类面临着存在的危机：“作为孤独的、终有一死的有意识的自我，深深陷于最终毫无意义的、不可认知的宇宙，人类便面临着这种存在的危机。”怎样化解危机？他憧憬西方“男性文化”与“女权主义的、主张生态保护的、古老文化价值的（后者包括“东方神秘主义”）等象征女性的文化相结合：“我认为这种危机的解除现在正出现于我们的文化中女性的粉墨登场中：这不仅在女权主义的兴起中……而且在对与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各种自然的形式的统一的不断增进的认识中，在主张生态保护的不断增强的意识中。”乃至，他表达出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似的话语：“在对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的不断增强的信奉中”，去解除危机。3
于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作者把传统西方男性式的进取的世界观融入巨大的生态“盖亚”“母体”“地球自然统一”“生态保护”等语境中，即回归到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世界观之中了。
总之，如果说德威特的“失喻”建立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塔纳斯的“联姻”建立在某种神秘主义直觉上（有文章说理查德·塔纳斯除了是思想史专家，还是“殿堂级的占星师”），那么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视角则建立在更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既建立了新的“隐喻”，又完成“男性”与“女性”的“联姻”，所以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新世界观的表述方式。 （二）至于內容。我联想到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该书以法国一个小山村里宗教审判档案为依据，再现了十四世纪那里的生态——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后者包含了各社会层面人的谋生的、组织的、习俗的、心态的整个生存系统的世相——既有表面的、明显的，也有暗的、潜在的另一面——从而再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法国小山乡。本书既成为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名著，也成为心态学的代表作。不仅如此，它还使小小的蒙塔尤山村成为旅游地，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样本点。而作者勒华拉杜里后来由史学与心态学转向气候史的研究;更使我惊叹的，是研究中国的微生物与全球化的联系。为了更加精准，我引用原文：
我有一种理论与中国有关，我知道微生物引起世界的统一，我已经将其写在了《历史学家的领地》中：欧洲与亚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马可波罗、成吉思汗、无数传教士和商人增多起来，到一定时期，“星球的小循环”出现了。这也就是说，中亚带有鼠疫的跳蚤附在老鼠身上窜到了克里米亚——这可能要归功于蒙古帝国的统一和丝绸之路。黑死病几乎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发现美洲后，同样的一幕重演了，征服者们把他们的病菌带给了一个不具有免疫能力的人群，引发了一场比黑死病更可怕的大屠杀，（海地、古巴的） 一些岛屿上的人口迅速消失，墨西哥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了异种交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48～1700 年之间出现了由微生物引发的世界的统一。1
（三） 从表现手法上看，《蒙塔尤》一书的写法带有作者对山村“同情的理解”：情满时，偏重文学叙事;理盛时，侧重史学记述。我以为，含情入理、情理交融应该是一种好的叙事方式。
（四） 古与今的问题。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视角也好，勒华拉杜里的生态与心态，到气候史，再到微生物与人类世界的统一也好，都与钱先生推崇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名言有数千年的照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最后归纳一下，我以为，人是生物，从而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自然科学式的理性思考应该成为重要的视角与方法论，其系统的、复杂的、偶然的、特色的、多层的、多元的视角，不仅对史学有意义，对解决人类当今最关切的人与人（人文生态）、人与自然（自然生态）是断裂还是永续正好契合。真正有人文情怀和理论高度的著作，似乎都应该做到两点：第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曾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2第二，以人类关切为导向——人文生态的未来和自然生态的未来，也就是全人类能否生存与发展的最最终极的大问题。
其实，《安顺城记》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种史观、这种内容、这种方法、这种传统与现代观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这个答案，不知道钱先生能否打个“及格”？
责任编辑：胡海琴
一、话题归纳
这些话题，我试归纳成几对问题——全球（化）与地方史，历史观与体例方法;单一文化还是多元文化，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族裔，侧重在某学科还是全面的谱系;是文学还是历史学的话语;传统与现代的叙述方式;等等。
上述内容，能否再归结为四点：视野的宏与微，内容的一与多，手法的情与理和时代的古与今。
二、我的答题
我主观地就视野、内容、手法与古今等话题作一个不成熟的答卷。
（一）关于视野。我近来总是把人看成生物的一类——从高处说，人的大脑神经元据说有一千亿个，正好与宇宙的星辰一般多——“上与天齐”;从低处说，据说人体的细胞只有自己身体内细菌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只有10%是人类”1;而且人的思维过程相当一部分是由胃肠及其菌群组主导的2，后者被称为“胃肠脑”——“下与菌接”。
这就形成一个隐喻：“人”本身是一个复杂、多层、系统、具有很多偶然性的存在。于是有人就此将思维方式归纳成两类：“物理学的思维” 与“生物学的思维”3——物理学思维是化约的、简单的、线性的，带有决定论倾向的;而生物学思维则是系统的、复杂的、偶然的、特色的、多层的、多元的，须持有或然性及敬畏感的，从而具有后现代特征的。
由生物学思维，又可推导出更大系统的生物的生存所必须依恃的生态学思想。从人类的生存出发，我个人以为生态学可粗略地分为两类——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
由此又推衍开来，形成“生态哲学”：诸如已经深入人心的用语——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思想生态，以及教育生态、体育生态、音乐生态、金融生态、校园生态，等等，最终形成一种思考问题的框架（世界观）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4这种哲学：除关注人类的思想观念之外，还关注自然气候及资源;除理性外，还关注直觉情绪与潜意识;除精英与书面文本的思想史内容外，还关注与百姓大众的群体无意识及其社会生活背景;除顾及思想的相对独立与传承，还关注思想者独具的生物个体差异性，甚至关注到微生物与人类世界的关系;除历史、思想观念等单一视野外，还需要更多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学科相助。因此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视角具有比其他传统理论视角更多复杂性与系统性、多层级性、偶然性、耦合性等特征，并且摒弃传统的但今天仍然广泛产生影响的化约、线性、简单因果等理论思维模式。
我以为，这个生物-生态-生态哲学，或许是一种可以统一当今人类世界观的哲学理论。我想就此用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史著作为例：
其一是德威特的《世界观》。该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将西方人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亚里士多德代表的世界观，牛顿代表的世界观和当代的世界观，并力图各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三者：
在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中，宇宙被看作像一个生物有机体，各部分分别发挥其作用，从而共同实现天然的目标和目的;在牛顿世界观中，宇宙被看作像一台机器，各个部分通过推拉与其他部分发生相互作用，与机器里的零部件彼此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一样。1
但在书末结尾处，谈及当下的世界观时，作者感到“失喻”：
新近发展所主张的宇宙可能是一个无法用任何方便的隐喻来总结的宇宙……这是有史以来（至少是有记录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没有隐喻可以用，而且我们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分割点，也就是，从今往后，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用一个方便的隐喻来总结自己所居住的世界了。2
而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视角，可能在走过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后，出现一个没有上帝、由人类自己齐心协力才能和睦共處的“新生物有机体”世界观。
其二是塔纳斯的《西方思想史》。该书具有叙事简洁明快，要言不繁的特点，但临近结束，作者却花了较大篇幅反复以“男性”立场与“女性”主义的话语言说，表述如散文诗：
西方传统的“人”一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男性英雄，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生物的、形而上学的反叛者，他不断追求他自己的自由和进步，因而他不断努力去区别他自己和他由此产生的母体，并且控制这一母体。
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是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的，这种推动力就是通过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初的统一脱离开来而铸造独立自主理性的人类自我的一种推动力。西方文化极其重要的宗教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观点一直受到这种决定性的男性主宰的影响。
这种“叛逆男子”式的发展，使整个人类面临着存在的危机：“作为孤独的、终有一死的有意识的自我，深深陷于最终毫无意义的、不可认知的宇宙，人类便面临着这种存在的危机。”怎样化解危机？他憧憬西方“男性文化”与“女权主义的、主张生态保护的、古老文化价值的（后者包括“东方神秘主义”）等象征女性的文化相结合：“我认为这种危机的解除现在正出现于我们的文化中女性的粉墨登场中：这不仅在女权主义的兴起中……而且在对与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各种自然的形式的统一的不断增进的认识中，在主张生态保护的不断增强的意识中。”乃至，他表达出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似的话语：“在对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的不断增强的信奉中”，去解除危机。3
于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作者把传统西方男性式的进取的世界观融入巨大的生态“盖亚”“母体”“地球自然统一”“生态保护”等语境中，即回归到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世界观之中了。
总之，如果说德威特的“失喻”建立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塔纳斯的“联姻”建立在某种神秘主义直觉上（有文章说理查德·塔纳斯除了是思想史专家，还是“殿堂级的占星师”），那么生物-生态-生态哲学的视角则建立在更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既建立了新的“隐喻”，又完成“男性”与“女性”的“联姻”，所以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新世界观的表述方式。 （二）至于內容。我联想到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该书以法国一个小山村里宗教审判档案为依据，再现了十四世纪那里的生态——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后者包含了各社会层面人的谋生的、组织的、习俗的、心态的整个生存系统的世相——既有表面的、明显的，也有暗的、潜在的另一面——从而再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法国小山乡。本书既成为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名著，也成为心态学的代表作。不仅如此，它还使小小的蒙塔尤山村成为旅游地，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样本点。而作者勒华拉杜里后来由史学与心态学转向气候史的研究;更使我惊叹的，是研究中国的微生物与全球化的联系。为了更加精准，我引用原文：
我有一种理论与中国有关，我知道微生物引起世界的统一，我已经将其写在了《历史学家的领地》中：欧洲与亚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马可波罗、成吉思汗、无数传教士和商人增多起来，到一定时期，“星球的小循环”出现了。这也就是说，中亚带有鼠疫的跳蚤附在老鼠身上窜到了克里米亚——这可能要归功于蒙古帝国的统一和丝绸之路。黑死病几乎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发现美洲后，同样的一幕重演了，征服者们把他们的病菌带给了一个不具有免疫能力的人群，引发了一场比黑死病更可怕的大屠杀，（海地、古巴的） 一些岛屿上的人口迅速消失，墨西哥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了异种交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48～1700 年之间出现了由微生物引发的世界的统一。1
（三） 从表现手法上看，《蒙塔尤》一书的写法带有作者对山村“同情的理解”：情满时，偏重文学叙事;理盛时，侧重史学记述。我以为，含情入理、情理交融应该是一种好的叙事方式。
（四） 古与今的问题。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视角也好，勒华拉杜里的生态与心态，到气候史，再到微生物与人类世界的统一也好，都与钱先生推崇的《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名言有数千年的照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最后归纳一下，我以为，人是生物，从而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的自然科学式的理性思考应该成为重要的视角与方法论，其系统的、复杂的、偶然的、特色的、多层的、多元的视角，不仅对史学有意义，对解决人类当今最关切的人与人（人文生态）、人与自然（自然生态）是断裂还是永续正好契合。真正有人文情怀和理论高度的著作，似乎都应该做到两点：第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曾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2第二，以人类关切为导向——人文生态的未来和自然生态的未来，也就是全人类能否生存与发展的最最终极的大问题。
其实，《安顺城记》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种史观、这种内容、这种方法、这种传统与现代观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这个答案，不知道钱先生能否打个“及格”？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