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梁启超的三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杰在美国对父亲提出了几乎一致的疑问：国内战争和局势如此激动人心，为什么三个人都在学习对国家前途毫无用途的东西？当时的梁思成在哈佛大学攻读建筑史博士，梁思永攻读考古学硕士，梁思杰正想参加白崇禧的部队直接去打仗。梁启超给三个孩子写了非常多的信，说李白、杜甫与唐朝宰相的作用相比，以千年计算，难道不是更重要的吗？三年以后，西点军校毕业的梁思杰直接回国参加19路军，殉职于中日战场间隙。现在看来，如果梁思杰当初没有听取梁启超的老人之言，牺牲于国共内战也未可知。梁启超之所以高人一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成才，是因为书读的多，世面见得多，今人不得不服。
　　清华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大的差距也许就是博物馆
　　（魏忠2012年拍摄于匹兹堡）
　　事实上，梁启超力劝孩子们在美国读好书再回国，并不是梁启超认为读书是第一等好事。梁思成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梁启超就给他寄去了最新版的《营造法式》。梁思永在美国读硕士期间，梁启超几次希望梁思永中断学业跟随在欧洲的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研究。梁思杰从西点军校毕业参加危险的战斗，梁启超给予充分的支持。梁启超的思想里面，实践和读书同等重要，而学习中的训练高度，是影响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梁启超不仅不遗余力地将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大学，为孩子们提供高人指点，让孩子们参加最具有前瞻性的团队，还给孩子们提供最新的科研和社会资讯。
　　最近五年，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待几个月，到梁氏子女学习过的学校去看看，尤其是梁思永、梁思成待过的地方，去发现和思考：历史学是否就不需要实验室了呢？确实，从表面上看，历史学学习只需要在图书馆就可以，去看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然而，历史上存在过只看历史书的历史大师吗？
　　如果说梁思永和梁思成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那么许倬云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了。2013年，我在匹兹堡见到老先生时，他回忆自己走向历史学研究的往事，并不是因为读了多少书，而是与当年他和台大李济、李宗侗、董作宾、傅斯年的忘年之交有很大关系。他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和韦伯学派的亲密接触，才奠定了历史学的厚重的经济政治学基础。
　　如果再查询我们熟知的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的史学成长经历，那么多年的留学经历是不可缺少的。一般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哲学历史来重新看待中华历史，会有一个崭新的史学视角，会成就一个历史学家的。然而，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教授对我说，如果对土耳其的历史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日本的博物馆，原因在于，日本的土耳其博物馆被土耳其人视为圣地。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在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这些盛产历史学家的圣地，都看到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非常令人咂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解员有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原来，学习历史学的昂贵在于，除了读书之外，你还得见到原物，还得与泰斗们亲密接触，这个“实验室”是所有学科实验室中最昂贵的。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37岁，这个年龄就成为北京大学这个王牌专业的副主任是少见的。然而，昝涛北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去应聘山东某所中学历史老师却被拒绝，他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国际学术资助，在危险的中东游历、学习与科研。他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克曼人、伊朗人亲密接触，住在一起，才有了冷板凳之后的精彩。在书与路的灵魂旅行之后，昝涛已经不像一位一般的历史学教授了——他在新浪上发表连载，在经济和文化沙龙上谈论伊斯兰文化，做中亚旅游团的高端导游。我在想，昝涛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土耳其的一流专家，其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体验是深切的、其实验是昂贵的，因此，历史学在中外都是一门贵族的学问。
　　1985年，一位美国收藏家在加州一所住宅中发现了圆明园兽首。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才流失的文物（其实按照文物法，这不是文物），当年的价格在1500美金，到2007年被何鸿燊在拍卖会上买回时近7000万港元。我在想一个问题，买回兽首我们已经花费数亿，而中国这么大、这么富裕，何时买回几件希腊文物、罗马文物、西班牙文物、埃及文物？没有这些昂贵文物的西方史，就像没有网络设备的网络课程一样好笑。我们的历史学教育如何利用信息手段，将地域文明、爱国教育、人类文明生动地展示出来？这不仅需要历史学课堂，更需要历史学实验室、博物馆和野外考察。
　　将高端的历史学课堂、讲座、旅游、团队训练和考察结合在一起，通过朋友圈、演讲和在线课程的方式，以及组织系列人文历史地理的游学活动，这是否会成为历史学学习的新形态呢？其实，这只是在网络时代还原梁思成、梁思礼走过的史学之路而已。历史 互联网，使很多像昝涛一样的历史学家，直接指导大众、走入寻常，通过朋友圈和互联网，可以使历史学从隐学走向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