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叫《城市的门坎》，诗中道：“父亲和父亲的父辈们/捐高的城市的门坎/真陡/收录机的几个键盘/竟让我跋涉了多年，我还在母亲的叮咛中，蓄起了长发，无数次狂风吹过，才形成了今天的风景线”。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首诗意境一般，草草收场，但它表达的情感却很真实客观。三十多年前，城市的门户不像现在这样洞开，一个农村青年能从有限的缝隙钻入城市，并在城市里立稳脚跟，其中的艰难困苦难于言表并刻骨铭心。尽管现在我是一名有着三十几年教龄的高职院校老教师，到如今还常常梦到不知什么缘故被学校下放到家乡乌盟察右前旗当乡村教师去了，梦中的我不要说重返城市，就是想调回有火车站的旗里工作也万不可能。每逢做这类梦时我总是大汗淋漓痛苦不堪。这可能是城市门坎的陡峭程度对我的内心触动太深太久的缘故。
　　我小的时候正是国家三大差别最严重时期，城市农村森严壁垒，村里人想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市民，难度无异于登天。当时农村青年上大学和当工人主要靠村里和乡里推荐，而全公社那几个微乎其微的指标，社队两级的干部们都为各自的子女们争得头破血流，岂能推荐到普通村民身上。我上面有两个哥，大哥材地不错，可惜上完小学就赶上了“文革”大串联，老师领着他们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便不再上学了。二哥从小不爱学习，只上了小学二年级。两个哥没念成书，加上我家的家庭成分较高，是富裕中农，参军或做社办教员根本无望，就只有修理地球的份了。母亲看着两个虎腾腾的儿子整天挖土翻粪的劳作，再看看个别因出身好或有门路而成为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的人回村后威风八面的样子，时常嗟叹道：“哎，麻烦，工人（公）呀母人的”。的确当时跳出农门到城镇当了工人或干别的，社会地位比在农村当社员不知高出多少倍，他们回农村找对象尽拣好的找，还不花一分彩礼钱。村里的姑娘为了找个在城镇工作的对象，托亲戚朋友介绍来介绍去，好的没有，嫁给腿瘸眼斜的也干。有件事对我影响很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的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集宁市是离我们村最近的城市，市里有的工厂所需的土豆得去我们村拉。有一年，集宁肉联加工厂去我们村拉运土豆，随车来的有几名小伙子，个个穿着蓝棉大衣翻毛皮鞋，很精神。集宁肉联场在全国也有名气，职工一千多名，这几个小伙子是正儿八经的工人。他们在村里待了三天，村里骚动了三天，村里十几个妙龄姑娘，想着法子和他们接近，有的摘出家里的葵花饼给青工们吃，有的加班加点地帮肉联厂拣土豆装土豆，有的则穿着新丝袜脸上搽满雪花膏围着青工们说笑。当然这些举措里一部分姑娘是指望抓住短暂的时间同城里青工速成对象，一部分则是把同青工们接近或说几句话作为一种荣耀。三天后，这三位青年工人同拉土豆的车一道走了。但这几个青工个个是负心郎，受了那么多优待，走的时候和姑娘们连声再见也没说。前面提到过集宁市是离我们村最近的城市，因此村里的大人们动不动就说集宁长集宁短的，当时在我稚嫩的心里总认为集宁是个大城市，村里的小伙伴们也都这样认为，要是谁去了趟集宁，能把其他小伙伴羡慕死。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夏天，生产队派父亲赶马车去集宁拉货，父亲说要带我去，走之前那几天，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父亲变了卦。其实父亲不会那样做，父亲之所以费心费力地带我去集宁，一是了却我吵嚷几年的心愿，二是让我这个好奇心特重的男孩见见世面。集宁离我们村一百二十多里，路上走了两天，临进城时，父亲对坐在车中莜麦秸捆上的我说：“到了街里见到稀奇的东西不要乱叫乱说，看街上的小孩笑话你骂你地老大”。我就依从了父亲的话，啥也不敢说，瞪大眼看高高的大烟囱和屋上摞屋的楼房。那次进城父亲还领我进了饭馆，我们一人吃了碗素面条，我至今记得那面条是一角二一碗。对了，隐隐约约还记得那次父亲还给我五分钱买了块酸奶豆腐，和五角钱买了个铁皮铅笔盒。
　　现在我已是个有着三十几年“城龄”的老包头人了。住着电梯高楼，用着智能手机，并且还自费出版过诗集，按理说我该算城里人了。其实不然，我私下合计了一番，我只能算半个城里人，因为我有着城里人那种懂知识讲卫生，但没有许多城里人的矫情伪饰和精于算计。此外，到如今我还保留了许多农村人惯有的习性，如吃饭喜欢圪蹴在地上并爱用大海碗等，如为人老实办事实在等。这也就是说，我到如今还没有彻底跨越城市的门坎，仍留下半个身子在外面。城市的门坎真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