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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鹤壁市委书记郭迎光(前排左三)说:“‘大学生村官’给农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6年前,还很少有人把“大学生”与“村官”这两个有着巨大落差的概念相提并论的时候,豫北淇县率先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给淇县农村农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淇县,北接汤阴,南连卫辉｡肘山腋水,风景秀丽｡
2008年3月,“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而此时,作为河南省鹤壁市乃至全国“大学生村官”试验田的淇县,在“大学生村官”实践方面已经卓有成效｡
6年前,还很少有人把“大学生”与“村官”这两个有着巨大落差的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淇县县委､县政府已经奏响了“重振淇县雄风,再铸淇县辉煌”的时代强音,率先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给淇县农村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6年后的今天,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不仅大放异彩,并且依然深具活力｡
中共淇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姬新保说:“2002年淇县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基于淇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需要而实施的,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当年,‘大学生村官’计划在我国历史上尚属空白,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在不断迎接､解决问题中一步步推进的｡在今天,‘大学生村官’计划推向全国之际,淇县的经验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打开
“农民并非不想致富,而是缺乏致富的观念､眼光和勇气｡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愿挣｡宁愿靠打工挣个小钱,图个安稳,也不愿冒险投资挣大钱｡要想改变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劝,而是带头干给他们看｡”
2002年7月,年仅23岁的郭新山顺利通过淇县庙口乡——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试点乡的选拔活动,成为淇县第一批计划中的一员｡
郭新山上任后,不但为村务决策出点子,还在致富方面为村民树立榜样,成了庙口乡经济发展的“牵引机”｡
经过几年发展,郭新山建起了存栏3000头､年纯利润100多万元的养猪场和波尔山羊养殖小区｡自己富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郭新山致富后积极引导､帮助村民致富｡仅2003年一年村里的生猪散养户就发展到几十家,规模养猪场就发展了三四家｡郭新山的邻居杨建华一年就净赚2万多元｡
庙口乡下曹村原有小学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到处漏雨,破败不堪,更没有现代化教学设备｡没有教师愿意来教学,教师一换再换,孩子被家长争先恐后地转往别的学校｡100多名在校生的小学校,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大学生村官”郝海燕来到这个村里任职后,经过协调教体局拔下15万元建校资金,并承诺增加教师｡2003年底,新学校破土动工｡半年后,全村100多名学生陆陆续续回村｡看着孩子天真灿烂的笑脸,村支书张六林眼含热泪:“要不是海燕,这个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建起来｡这都是海燕的功劳呀!”
一批“大学生村官”还做起了“文化标兵”,一次次为农民送上了可口的“文化大餐”｡
淇县郭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延海,自己投资近万元,购买图书近万册,订阅报刊杂志几十种,创办了“小小读书社”,为群众提供政策法律服务､先进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闲暇时候,农民不再像过去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而是捧起了书本,用村民的话说“不仅打发了闲暇时光,还开了眼界,增了见识｡”
大学生村官的出色工作,改变了村容村貌,不仅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也激发了原来农村干部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激发村级领导班子生机和活力的“螺旋桨”,“老树又吐出了新芽,老干部的干劲又被激发起来｡”淇县北四井村“大学生村官”张小贵任职后,工作出色,使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自恃无人可以接替的老支书失去了“安全”感,有了压力,感觉自己再不行动就有了被淘汰的危险,工作活力又迸发了,多方筹资30多万元,不仅新建了一个渡槽,解决了群众300亩地的灌溉问题,还新建了村党支部办公室,重新树立了自己在农民心中的威信｡
“大学生村官”,像一朵奇葩绽放在乡野大地上,给农村带来了新的风尚､新的观念,让农村经济迸发了新的生命力｡
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向农民打开……
朝歌大幕开启
淇县,古称朝歌｡总面积581平方公里,总人口25万,辖四乡三镇,175个行政村｡全县乡镇党委7个,农村党支部175个,农村党员6962名｡
2002年3月,淇县决策层领导望着手里两份调研数据,皱起了眉头｡
数据显示,截止2002年3月,淇县175个行政村998名“两委”干部,平均年龄44岁,其中51岁以上的306人,占30.7%;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5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45.1%,具大中专学历的仅占3.2%｡
淇县农村的家族､宗派势力严重,选拔村干部,谁的辈份高,谁的家族大,谁的弟兄多,谁当干部,一直是“瘸子里挑将军”,形成了村干部“瘫痪轮回”的怪圈｡出现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坐庄当支书”､“团结起来不干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现象｡更有一些村干部不到麦收不回村,不到春节不回家,有名无实｡
淇县这种“土坯房结构”的农村干部基础,就好比一行树木,苗木已经老化,再浇再整修收效也很微小｡农村干部队伍急需“新鲜血液”充实｡
淇县曾尝试机关干部下派,但这些“走读生”､“飞鸽牌”干部,很难沉下身子,扎根农村,不能为农村发展出力｡
另一组数据显示:仅2000年至2002年,鹤壁市尚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人数就达2996名,仅淇县就有上千名待业大中专毕业生｡
一方面,农村基层干部来源不足､后继无人;另一方面,在人才济济的城市里,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或者被埋没在小职员的位置上｡
2002年3月,淇县启动了以培养“永久”性“村官”为目的,提高淇县农村干部队伍素质的“造血工程”——“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2年7月,鹤壁市“大学生村官”试点乡淇县庙口乡､桥盟乡,进行了首批的公开选拔,引来近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应聘｡淇县从报考的300名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180名“村官”到全县166个行政村任职,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63人,占35%;中专学历的117人,占65%｡
一路坎坷 一路芬芳
农村工作困难多､矛盾多､事情杂,有人说“县委书记好当,乡党委书记难当,村支部书记没法当”｡
“大学生村官”如何留得住､靠得住､干得成,成了关键性问题｡
中共鹤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文彪告诉记者:“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之初,非常艰难｡不管对‘大学生村官’本人还是对政府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大学生村官’亲人不理解,村民不理解,甚至一些村干部也不理解……”
桥盟乡第一位“大学生村官”吴洪涛上任第一天就遇到了问题,“不少村民冲着他发笑,其中两个村民说,你一个大学生,细皮嫩肉的,来农村,能干啥?”他的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劝他:“村里情况那么复杂,还招惹是非,你能干好吗?”吴洪涛告诉记者,“当初心里真是凉了大半截,想一走了之,可是后来想想,老百姓最不喜欢花架子,自己一定要为农民做实事｡”
“2002年,村里玉米发病,大面积发黄,村民都不知道咋处理,吴洪涛把地里的玉米看了一遍之后,对症下药,很快药到病除,转眼又绿油油的……”“这样为老百姓办事的‘官’,我们信得过｡”吴洪涛的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与待遇留人相比,淇县更注重事业留人｡淇县施行“大学生村官”到本村任职,回村的“大学生村官”生活基本没有问题｡工资虽有村里发放,但不会增加农民负担,他们占用的是本村法定的干部名额,待遇与同村同职称的干部相当｡
中共鹤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文彪说:“我们主要为他们营造创业氛围,提供相关服务,让他们找准致富项目后率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村民富起来｡一旦他们在本村找到自己的事业,外面待遇再好他们也不会走｡”
据统计,淇县“大学生村官”稳定率高达90%以上｡
中共淇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姬新保说:“2003年,‘非典’期间是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很多农村原有干部文化水平低,解释不清SARS病毒的危害,政府有关防疫措施也无法贯彻｡‘大学生村官’凭借自己的优势,给村民做工作,普及防疫知识……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推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朝歌镇东关村“大学生村官”王艳丽,上任之初,正逢“非典”疫情爆发｡王艳丽和“青年志愿服务队”一起,顶着炎炎烈日,对全村大街小巷进行了5次全方位的清扫､消毒,帮助未返乡人员夏收夏种600余亩｡她的汗水晒落在东关村的每一个角落,晒落在每一个未返乡人员的田间地头｡一滴汗水,一份回报｡王艳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村两委干部和全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点燃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高村镇三里屯村“大学生村官”栗利敏有着丰富的医疗卫生知识,“非典”期间,她利用村广播,进行预防“非典”卫生知识宣传;发动村民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给被隔离人员消毒､量体温､买面､送菜……
在“非典”期间,淇县还有无数类似王艳丽､栗利敏的“大学生村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实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的群众基础｡
2003年6月5日,鹤壁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对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进行了先期调研｡
2003年6月16日上午,鹤壁市委召开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工作会议,在鹤壁市全市推广淇县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经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鹤壁大地上全面铺开｡
丰硕的“试验田”
淇县自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已先后选拔出421名大学生村官到农村任职｡他们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发挥着自身的聪明才智,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淇县“大学生村官”已有60余人次分别受到中央､省､市､县级的表彰｡全县“大学生村官”建立信息服务中心28个,组建蛋鸡养殖协会､畜牧业联合会､生猪协会､食用菌协会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33个,吸纳农户3500余户｡新建养殖场12个､创建各种高效农业基地54个､建立绿色网站12个､引进种养新品种46个､推广转化科技成果16项,带领4000余户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全县15名“大学生村官”开办了卫生室,8名“大学生村官”创办了以招收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同时,新建文化大院11个､图书室23个､组建文娱队68个､创办农民技校24所｡
2008年6月15日,淇县成立了朝歌社工服务站｡该服务站以“大学生村官”为依托,组建有25名成员组成的“大学生村官”社工队伍,招募“大学生村官”义工20名,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大大推动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1992年10月,具有硕士学位的杨本伦顺着父亲走过的路,一头扎进了破败不堪的东北庄村委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也作出了相关批示｡
如果说,杨本伦最初的选择代表了这个时代大学生的选择方向,那么淇县的实践则代表了这个时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方向｡历经6年时光,淇县在“大学生村官”实践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成绩,在我国整个“大学生村官”计划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6年前,还很少有人把“大学生”与“村官”这两个有着巨大落差的概念相提并论的时候,豫北淇县率先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给淇县农村农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淇县,北接汤阴,南连卫辉｡肘山腋水,风景秀丽｡
2008年3月,“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而此时,作为河南省鹤壁市乃至全国“大学生村官”试验田的淇县,在“大学生村官”实践方面已经卓有成效｡
6年前,还很少有人把“大学生”与“村官”这两个有着巨大落差的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淇县县委､县政府已经奏响了“重振淇县雄风,再铸淇县辉煌”的时代强音,率先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给淇县农村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6年后的今天,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不仅大放异彩,并且依然深具活力｡
中共淇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姬新保说:“2002年淇县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基于淇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需要而实施的,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当年,‘大学生村官’计划在我国历史上尚属空白,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在不断迎接､解决问题中一步步推进的｡在今天,‘大学生村官’计划推向全国之际,淇县的经验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打开
“农民并非不想致富,而是缺乏致富的观念､眼光和勇气｡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愿挣｡宁愿靠打工挣个小钱,图个安稳,也不愿冒险投资挣大钱｡要想改变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劝,而是带头干给他们看｡”
2002年7月,年仅23岁的郭新山顺利通过淇县庙口乡——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试点乡的选拔活动,成为淇县第一批计划中的一员｡
郭新山上任后,不但为村务决策出点子,还在致富方面为村民树立榜样,成了庙口乡经济发展的“牵引机”｡
经过几年发展,郭新山建起了存栏3000头､年纯利润100多万元的养猪场和波尔山羊养殖小区｡自己富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郭新山致富后积极引导､帮助村民致富｡仅2003年一年村里的生猪散养户就发展到几十家,规模养猪场就发展了三四家｡郭新山的邻居杨建华一年就净赚2万多元｡
庙口乡下曹村原有小学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到处漏雨,破败不堪,更没有现代化教学设备｡没有教师愿意来教学,教师一换再换,孩子被家长争先恐后地转往别的学校｡100多名在校生的小学校,最后只剩下十几人｡“大学生村官”郝海燕来到这个村里任职后,经过协调教体局拔下15万元建校资金,并承诺增加教师｡2003年底,新学校破土动工｡半年后,全村100多名学生陆陆续续回村｡看着孩子天真灿烂的笑脸,村支书张六林眼含热泪:“要不是海燕,这个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建起来｡这都是海燕的功劳呀!”
一批“大学生村官”还做起了“文化标兵”,一次次为农民送上了可口的“文化大餐”｡
淇县郭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延海,自己投资近万元,购买图书近万册,订阅报刊杂志几十种,创办了“小小读书社”,为群众提供政策法律服务､先进实用技术和致富信息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闲暇时候,农民不再像过去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而是捧起了书本,用村民的话说“不仅打发了闲暇时光,还开了眼界,增了见识｡”
大学生村官的出色工作,改变了村容村貌,不仅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也激发了原来农村干部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激发村级领导班子生机和活力的“螺旋桨”,“老树又吐出了新芽,老干部的干劲又被激发起来｡”淇县北四井村“大学生村官”张小贵任职后,工作出色,使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自恃无人可以接替的老支书失去了“安全”感,有了压力,感觉自己再不行动就有了被淘汰的危险,工作活力又迸发了,多方筹资30多万元,不仅新建了一个渡槽,解决了群众300亩地的灌溉问题,还新建了村党支部办公室,重新树立了自己在农民心中的威信｡
“大学生村官”,像一朵奇葩绽放在乡野大地上,给农村带来了新的风尚､新的观念,让农村经济迸发了新的生命力｡
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向农民打开……
朝歌大幕开启
淇县,古称朝歌｡总面积581平方公里,总人口25万,辖四乡三镇,175个行政村｡全县乡镇党委7个,农村党支部175个,农村党员6962名｡
2002年3月,淇县决策层领导望着手里两份调研数据,皱起了眉头｡
数据显示,截止2002年3月,淇县175个行政村998名“两委”干部,平均年龄44岁,其中51岁以上的306人,占30.7%;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5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45.1%,具大中专学历的仅占3.2%｡
淇县农村的家族､宗派势力严重,选拔村干部,谁的辈份高,谁的家族大,谁的弟兄多,谁当干部,一直是“瘸子里挑将军”,形成了村干部“瘫痪轮回”的怪圈｡出现了“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坐庄当支书”､“团结起来不干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现象｡更有一些村干部不到麦收不回村,不到春节不回家,有名无实｡
淇县这种“土坯房结构”的农村干部基础,就好比一行树木,苗木已经老化,再浇再整修收效也很微小｡农村干部队伍急需“新鲜血液”充实｡
淇县曾尝试机关干部下派,但这些“走读生”､“飞鸽牌”干部,很难沉下身子,扎根农村,不能为农村发展出力｡
另一组数据显示:仅2000年至2002年,鹤壁市尚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人数就达2996名,仅淇县就有上千名待业大中专毕业生｡
一方面,农村基层干部来源不足､后继无人;另一方面,在人才济济的城市里,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或者被埋没在小职员的位置上｡
2002年3月,淇县启动了以培养“永久”性“村官”为目的,提高淇县农村干部队伍素质的“造血工程”——“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2年7月,鹤壁市“大学生村官”试点乡淇县庙口乡､桥盟乡,进行了首批的公开选拔,引来近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应聘｡淇县从报考的300名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180名“村官”到全县166个行政村任职,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63人,占35%;中专学历的117人,占65%｡
一路坎坷 一路芬芳
农村工作困难多､矛盾多､事情杂,有人说“县委书记好当,乡党委书记难当,村支部书记没法当”｡
“大学生村官”如何留得住､靠得住､干得成,成了关键性问题｡
中共鹤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文彪告诉记者:“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之初,非常艰难｡不管对‘大学生村官’本人还是对政府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大学生村官’亲人不理解,村民不理解,甚至一些村干部也不理解……”
桥盟乡第一位“大学生村官”吴洪涛上任第一天就遇到了问题,“不少村民冲着他发笑,其中两个村民说,你一个大学生,细皮嫩肉的,来农村,能干啥?”他的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劝他:“村里情况那么复杂,还招惹是非,你能干好吗?”吴洪涛告诉记者,“当初心里真是凉了大半截,想一走了之,可是后来想想,老百姓最不喜欢花架子,自己一定要为农民做实事｡”
“2002年,村里玉米发病,大面积发黄,村民都不知道咋处理,吴洪涛把地里的玉米看了一遍之后,对症下药,很快药到病除,转眼又绿油油的……”“这样为老百姓办事的‘官’,我们信得过｡”吴洪涛的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与待遇留人相比,淇县更注重事业留人｡淇县施行“大学生村官”到本村任职,回村的“大学生村官”生活基本没有问题｡工资虽有村里发放,但不会增加农民负担,他们占用的是本村法定的干部名额,待遇与同村同职称的干部相当｡
中共鹤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文彪说:“我们主要为他们营造创业氛围,提供相关服务,让他们找准致富项目后率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村民富起来｡一旦他们在本村找到自己的事业,外面待遇再好他们也不会走｡”
据统计,淇县“大学生村官”稳定率高达90%以上｡
中共淇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姬新保说:“2003年,‘非典’期间是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很多农村原有干部文化水平低,解释不清SARS病毒的危害,政府有关防疫措施也无法贯彻｡‘大学生村官’凭借自己的优势,给村民做工作,普及防疫知识……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推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朝歌镇东关村“大学生村官”王艳丽,上任之初,正逢“非典”疫情爆发｡王艳丽和“青年志愿服务队”一起,顶着炎炎烈日,对全村大街小巷进行了5次全方位的清扫､消毒,帮助未返乡人员夏收夏种600余亩｡她的汗水晒落在东关村的每一个角落,晒落在每一个未返乡人员的田间地头｡一滴汗水,一份回报｡王艳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村两委干部和全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点燃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高村镇三里屯村“大学生村官”栗利敏有着丰富的医疗卫生知识,“非典”期间,她利用村广播,进行预防“非典”卫生知识宣传;发动村民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给被隔离人员消毒､量体温､买面､送菜……
在“非典”期间,淇县还有无数类似王艳丽､栗利敏的“大学生村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实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的群众基础｡
2003年6月5日,鹤壁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对淇县“大学生村官”计划进行了先期调研｡
2003年6月16日上午,鹤壁市委召开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工作会议,在鹤壁市全市推广淇县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经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鹤壁大地上全面铺开｡
丰硕的“试验田”
淇县自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已先后选拔出421名大学生村官到农村任职｡他们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发挥着自身的聪明才智,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淇县“大学生村官”已有60余人次分别受到中央､省､市､县级的表彰｡全县“大学生村官”建立信息服务中心28个,组建蛋鸡养殖协会､畜牧业联合会､生猪协会､食用菌协会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33个,吸纳农户3500余户｡新建养殖场12个､创建各种高效农业基地54个､建立绿色网站12个､引进种养新品种46个､推广转化科技成果16项,带领4000余户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全县15名“大学生村官”开办了卫生室,8名“大学生村官”创办了以招收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同时,新建文化大院11个､图书室23个､组建文娱队68个､创办农民技校24所｡
2008年6月15日,淇县成立了朝歌社工服务站｡该服务站以“大学生村官”为依托,组建有25名成员组成的“大学生村官”社工队伍,招募“大学生村官”义工20名,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大大推动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1992年10月,具有硕士学位的杨本伦顺着父亲走过的路,一头扎进了破败不堪的东北庄村委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也作出了相关批示｡
如果说,杨本伦最初的选择代表了这个时代大学生的选择方向,那么淇县的实践则代表了这个时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方向｡历经6年时光,淇县在“大学生村官”实践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成绩,在我国整个“大学生村官”计划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