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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自东汉成书后历代对《说文》的研究便经久不衰。本文将重点从对《说文解字》内容的研究文献为整理对象，重点介绍其研究成果与现状，望可从中有所获益。
关键词：正字；“六书”；出土古文字；部首研究
一、正字
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郭忠恕的《佩觿》、宋张有《复古篇》、元曹本《续复古编》、明焦竑《俗书刊误》等都是辨别正、俗字体的著作。到清代进一步开展正字工作，邵瑛著《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据《说文》考证字形，说明群经文字偏旁点画的谬误；杨廷瑞的《说文经斠》和《说文正俗》、雷浚的《说文外编》、赵曾望的《说文正异》等用不同的体例来辨别正俗字、规范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吉仕梅《<说文解字>俗字笺议》（《语言研究》1996年第16卷第2期）对段注本《说文》正文所收20个俗字进行了笺释评议，并简单阐述了俗字形成的原因。但该时期这方面的考证多集中于大小徐所注俗字，如侯尤峰《<说文解字>徐铉所注“俗字”浅析》（《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2期）将“俗字”分为“俗不用本字而借用别字”与“俗不用正字而创制新字”两种，并对第二种“俗字”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此外介绍了“俗字与正字所指意义不一致”这一情况进行了分类解释。朱生玉《<说文解字>大小徐所注“俗字”研究》（《语言研究》，2017第37卷第2期）从二徐所注“俗字”数量分布、类型及成因与特点、徐锴“俗字”观念及价值对二徐所注“俗字”作了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有助于挖掘“俗字”的特点与价值。这两篇论文内容较为权威的反映了该时期这方面的成果。
二、文字结构——“六书”
五代林罕《说文字原偏旁小说》第一次出现六书兼生的思想。到了南宋，郑樵作《通志·六书略》，是该时期六书理论的代表作，专用“六书”来排列汉字，改变《说文》部首排列体系，创始了“六书派”，明确而认真地把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进行研究。元代戴侗的《六书故》认为《说文》小篆字形有错误之处，不能分析造字本义，便改用金文来分析。明杨桓的《六书统》与《六书溯源》等也改以金文、籀文为标准来分析字形结构以探求本义。明代杨慎的《六书索隐》、赵宦光《说文长笺》、吴圆满的《六书正义》和《六书总要》等都详细分析了六书，特别强调“兼生”问题。此外，还有针对“六书”里某一书进行研究的，如曹仁虎的《转注古文考》、徐灏的《象形文释》、王安石的《字说》（“会意派”的创始之作）等。
民国时期学者善于运用新思维来阐发六书与《说文》的条例。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批评《说文》“六书”有不精密的缺点，后在《中国文字学》中逐条批判“六书”义例，完成“三书说”[ 即“象形字、象意字、形声字”。]，是汉字构形理论的重大突破。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用“写实、象征、标音”作为“三书”分析字形结构。其他的还有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马宗霍《文字学发凡》（1935）用新方法、新材料对“六书”理论加以精密阐释，完善体例，用以合理分析字形构造。
到新中国国时期，对“六书”的研究可分为总论与分论研究。总论类首当其冲的属马叙伦先生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57），该书依据“六书”理论来分析许书文字，将字各归其类，并运用甲骨文、金文材料与《说文》比照，解说形义；韩伟先生专著《六书研究史稿》（2000）在辨源流的基础上，引用大量“六书”研究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六书”的研究史；论文如俞敏《六书献疑》（《中国语文》1979第1期）对“六书”本身和在大学中文系开“六书”专题课作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与“六书”相并列的“加笔”、“减笔”、“变笔”、“反文”、“倒文”等造字原则。等等。
关于分论，这一时期对六书各书体的研究更深入、更科学。如会意方面有石定果专著《说文会意字研究》（1996）；形声方面有王宁、李国英《论<说文解字>的形声字》、曹先擢《<说文解字>的省声》、何九盈《<说文>省声研究》（1991）、唐剑锋《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29期）等；转注方面有黄绮《转注假借解》、李远明《“转注”新说》（1996）、白兆麟《转注说源流述评》等论文，还有孙雍长专著《转注论》等；假借方面有曹先擢《通假字例释》、刘又辛《通假概说》等专著，论文有许威武汉《通假质疑》等。
三、《说文》与出土古文字
清代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严可均的《说文翼》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来研究《说文》，首开风气；后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他搜集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文字，依据《说文》次序编排，每个字都摹古籀字形，并注明出处，有的文字有简明考释。
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殷墟甲骨文、金文、玺以及货币文字等的大量出现，为《说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依据。《说文》研究再这一时期出現了以章太炎、黄侃、杨树达、刘师培、孙诒让、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发展高峰，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因此出现了不少专门论述《说文》古文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胡光炜的《<说文>古文考》，按《说文》顺序排列共收612字，其中包括不少籀文，在字头下结合出土甲骨文、金文对《说文》古文进行说解。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引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汗简》等，对《说文》所列古文进行说解。舒连景的《<说文>古文疏证》说解中除引所见甲骨文、金文外，还广泛参考多家说法。此外还有沿袭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体例的字书，如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等。
到了新中国，该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对《说文》中所收古文的研究，如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将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文汇集成册，参验甲骨文、金文及六国文字对《说文》中461个古文加以疏通证明；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1982）一文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是同一系统的文字，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尹漳浚《<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李娜《<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探析》（《兰台世界》2012年第30期）等。二是与出土古文字的比较研究，应属季旭昇先生的专著《说文新证》，季先生“挑选《说文解字》有误，古文字材料能更正《说文》的部分撰写”书中列举了不同时代不同字体与《说文》所收字相关的资料，依《说文》收字次序编排，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裘锡圭《<说文解字>与出土古文字》一文，通过大量证据说明《说文》中保存的古文字字形有不少与出土古文字资料符合，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文字学》（1998）一书征引当代考古材料和古文字学研究成果，详细的考察了汉字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有王贵元《张家山汉简与<说文解字>合证》（《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考校《说文》，有些事校正今本《说文》讹误者，有些是证明后人皆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等等。
四、《说文》部首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专著有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解字>部首今读本义》（2007）利用古文字来探求《说文》部首本义，阐明汉字构形的基础理论；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通释》（2000）用小篆以前的古文字来解释《说文》部首，并注意使部首与所属字互相印证，有些地方还同时注意用文献印证等。
进入21世纪后专就某一部研究的论文也增多，如王力波《<说文>部首部内字形义关系考》（2002）论述了部首与部内字形义有相关联系的情况，符合“凡某之属皆从某”之范例，但也有部首与部内字形义并无关系的情况。冯玉涛等的《<说文解字>无从属字部首评析》将《说文》中的无属字部首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许书中有古今字、异体字等重文证明，应当归入相关字下面，二是按照许书的条例、原则可以归入其他部首，却违反规定而单列，三是解释字的意义、分析字形有错误，而不能归入其他部首中。乔俊杰《<说文>“总十二属”正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从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以及中医学等角度，全面审慎地考察了“体”字的释义元语言“总”、“十二”、“属”，论证了补遗“脉”的合理性，探讨了“体”字的异体词，揭示了“体”字的科学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丰富意蕴。黄亚平与刘思媛《<说文>鱼部名物词词义研究》（《辞书研究》2013年第六期）通过对《说文》鱼部有关鱼名字的词义疏解及对这些鱼名古今意义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汉代人对鱼类的认识，同时为辞书专名词条的撰写和鱼类中文名称的命名提供参考依据。洪飏《<说文>从“”之字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2卷第2期）认为《说文》中用“省声”标注从“”的字的标音方式客观地反映了汉字读音的变化，可以区别字音，但是不能区别字义。据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将《说文》中从“”的字在意义上划分成五类（“小”义、“明亮”义、“环绕”义、“大”义、“幽暗”义），提出汉字简化后要注意这部分字的部首编排和在教学中的应用等。还有探讨某部字的文化内涵，后专节介绍。
作者简介：
白霞，女，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正字；“六书”；出土古文字；部首研究
一、正字
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郭忠恕的《佩觿》、宋张有《复古篇》、元曹本《续复古编》、明焦竑《俗书刊误》等都是辨别正、俗字体的著作。到清代进一步开展正字工作，邵瑛著《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据《说文》考证字形，说明群经文字偏旁点画的谬误；杨廷瑞的《说文经斠》和《说文正俗》、雷浚的《说文外编》、赵曾望的《说文正异》等用不同的体例来辨别正俗字、规范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吉仕梅《<说文解字>俗字笺议》（《语言研究》1996年第16卷第2期）对段注本《说文》正文所收20个俗字进行了笺释评议，并简单阐述了俗字形成的原因。但该时期这方面的考证多集中于大小徐所注俗字，如侯尤峰《<说文解字>徐铉所注“俗字”浅析》（《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2期）将“俗字”分为“俗不用本字而借用别字”与“俗不用正字而创制新字”两种，并对第二种“俗字”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此外介绍了“俗字与正字所指意义不一致”这一情况进行了分类解释。朱生玉《<说文解字>大小徐所注“俗字”研究》（《语言研究》，2017第37卷第2期）从二徐所注“俗字”数量分布、类型及成因与特点、徐锴“俗字”观念及价值对二徐所注“俗字”作了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有助于挖掘“俗字”的特点与价值。这两篇论文内容较为权威的反映了该时期这方面的成果。
二、文字结构——“六书”
五代林罕《说文字原偏旁小说》第一次出现六书兼生的思想。到了南宋，郑樵作《通志·六书略》，是该时期六书理论的代表作，专用“六书”来排列汉字，改变《说文》部首排列体系，创始了“六书派”，明确而认真地把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进行研究。元代戴侗的《六书故》认为《说文》小篆字形有错误之处，不能分析造字本义，便改用金文来分析。明杨桓的《六书统》与《六书溯源》等也改以金文、籀文为标准来分析字形结构以探求本义。明代杨慎的《六书索隐》、赵宦光《说文长笺》、吴圆满的《六书正义》和《六书总要》等都详细分析了六书，特别强调“兼生”问题。此外，还有针对“六书”里某一书进行研究的，如曹仁虎的《转注古文考》、徐灏的《象形文释》、王安石的《字说》（“会意派”的创始之作）等。
民国时期学者善于运用新思维来阐发六书与《说文》的条例。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批评《说文》“六书”有不精密的缺点，后在《中国文字学》中逐条批判“六书”义例，完成“三书说”[ 即“象形字、象意字、形声字”。]，是汉字构形理论的重大突破。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用“写实、象征、标音”作为“三书”分析字形结构。其他的还有朱宗莱《文字学形义篇》、马宗霍《文字学发凡》（1935）用新方法、新材料对“六书”理论加以精密阐释，完善体例，用以合理分析字形构造。
到新中国国时期，对“六书”的研究可分为总论与分论研究。总论类首当其冲的属马叙伦先生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57），该书依据“六书”理论来分析许书文字，将字各归其类，并运用甲骨文、金文材料与《说文》比照，解说形义；韩伟先生专著《六书研究史稿》（2000）在辨源流的基础上，引用大量“六书”研究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六书”的研究史；论文如俞敏《六书献疑》（《中国语文》1979第1期）对“六书”本身和在大学中文系开“六书”专题课作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与“六书”相并列的“加笔”、“减笔”、“变笔”、“反文”、“倒文”等造字原则。等等。
关于分论，这一时期对六书各书体的研究更深入、更科学。如会意方面有石定果专著《说文会意字研究》（1996）；形声方面有王宁、李国英《论<说文解字>的形声字》、曹先擢《<说文解字>的省声》、何九盈《<说文>省声研究》（1991）、唐剑锋《许慎<说文解字>形声字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29期）等；转注方面有黄绮《转注假借解》、李远明《“转注”新说》（1996）、白兆麟《转注说源流述评》等论文，还有孙雍长专著《转注论》等；假借方面有曹先擢《通假字例释》、刘又辛《通假概说》等专著，论文有许威武汉《通假质疑》等。
三、《说文》与出土古文字
清代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严可均的《说文翼》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来研究《说文》，首开风气；后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他搜集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文字，依据《说文》次序编排，每个字都摹古籀字形，并注明出处，有的文字有简明考释。
民国时期出土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殷墟甲骨文、金文、玺以及货币文字等的大量出现，为《说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依据。《说文》研究再这一时期出現了以章太炎、黄侃、杨树达、刘师培、孙诒让、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发展高峰，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因此出现了不少专门论述《说文》古文的研究著作。主要有胡光炜的《<说文>古文考》，按《说文》顺序排列共收612字，其中包括不少籀文，在字头下结合出土甲骨文、金文对《说文》古文进行说解。商承祚的《<说文>中之古文考》引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汗简》等，对《说文》所列古文进行说解。舒连景的《<说文>古文疏证》说解中除引所见甲骨文、金文外，还广泛参考多家说法。此外还有沿袭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体例的字书，如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等。
到了新中国，该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对《说文》中所收古文的研究，如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将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文汇集成册，参验甲骨文、金文及六国文字对《说文》中461个古文加以疏通证明；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1982）一文指出《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乃是同一系统的文字，与战国文字实为一家；尹漳浚《<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李娜《<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探析》（《兰台世界》2012年第30期）等。二是与出土古文字的比较研究，应属季旭昇先生的专著《说文新证》，季先生“挑选《说文解字》有误，古文字材料能更正《说文》的部分撰写”书中列举了不同时代不同字体与《说文》所收字相关的资料，依《说文》收字次序编排，是一部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裘锡圭《<说文解字>与出土古文字》一文，通过大量证据说明《说文》中保存的古文字字形有不少与出土古文字资料符合，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祝敏申《<说文解字>与中国文字学》（1998）一书征引当代考古材料和古文字学研究成果，详细的考察了汉字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有王贵元《张家山汉简与<说文解字>合证》（《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运用张家山汉简资料考校《说文》，有些事校正今本《说文》讹误者，有些是证明后人皆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等等。
四、《说文》部首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专著有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解字>部首今读本义》（2007）利用古文字来探求《说文》部首本义，阐明汉字构形的基础理论；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通释》（2000）用小篆以前的古文字来解释《说文》部首，并注意使部首与所属字互相印证，有些地方还同时注意用文献印证等。
进入21世纪后专就某一部研究的论文也增多，如王力波《<说文>部首部内字形义关系考》（2002）论述了部首与部内字形义有相关联系的情况，符合“凡某之属皆从某”之范例，但也有部首与部内字形义并无关系的情况。冯玉涛等的《<说文解字>无从属字部首评析》将《说文》中的无属字部首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许书中有古今字、异体字等重文证明，应当归入相关字下面，二是按照许书的条例、原则可以归入其他部首，却违反规定而单列，三是解释字的意义、分析字形有错误，而不能归入其他部首中。乔俊杰《<说文>“总十二属”正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从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以及中医学等角度，全面审慎地考察了“体”字的释义元语言“总”、“十二”、“属”，论证了补遗“脉”的合理性，探讨了“体”字的异体词，揭示了“体”字的科学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丰富意蕴。黄亚平与刘思媛《<说文>鱼部名物词词义研究》（《辞书研究》2013年第六期）通过对《说文》鱼部有关鱼名字的词义疏解及对这些鱼名古今意义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汉代人对鱼类的认识，同时为辞书专名词条的撰写和鱼类中文名称的命名提供参考依据。洪飏《<说文>从“”之字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2卷第2期）认为《说文》中用“省声”标注从“”的字的标音方式客观地反映了汉字读音的变化，可以区别字音，但是不能区别字义。据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将《说文》中从“”的字在意义上划分成五类（“小”义、“明亮”义、“环绕”义、“大”义、“幽暗”义），提出汉字简化后要注意这部分字的部首编排和在教学中的应用等。还有探讨某部字的文化内涵，后专节介绍。
作者简介：
白霞，女，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