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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战略规划、产业政策的不断落地，中医药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然而，横亘在中医药面前的诸多难题仍有待破解。
上篇：中药之困
对于中国中医药发展现状，或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喜的是，中医药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认可；而忧的是，中国作为中药的发源地，但无论是在产值上，还是海外市场的表现上，都被日韩等国甩在了身后。
现状——
数据反衬中药国际化“短板”
早在2013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詹华强就曾经列举过相关数据对中医药发展的现状予以佐证：全球中药市场份额一年约800亿美元，我国占10%。詹华强举例，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生产一些很便宜的中药材，出口到日本、欧洲，然后他们就生产成一些很贵的、赚钱的产品。日本和德国反倒成了中药市场最赚钱的国家。
另一组数据也同样显示，中药虽然在世界上的价值日益凸显，但我们国家在专利和知识产权方面所占的比重也不尽如人意。根据大和综研数据统计，海外中药市场上，中国拥有专利权的仅为0.3%，而日本和韩国却占据了中药专利的70%以上。
以海外超过300亿美元的中药市场计算，由中国生产的中药所占比例不超过5%。反观日本，其中成药企业依靠先进的品质管理、分析技术、机械设备等优势，在深加工和专利方面不断布局，占得了先机。例如，日本帝国制药等企业为加味逍遥散、当归芍药汤、桂枝茯苓丸、溃疡性结肠炎治疗药物等成药申请了美国专利。
近年来，一些中药机构与企业在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六神丸”变成津村株式会社的“救心丹”，仅此一种药品，日本就有1亿美元的销售额。
“中药国际化正在演变为中药材国际化”的警示之音，早就被有识之士作为中药发展亟待改变的关键予以提出。事实上，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企业等都已经注意到这种现状。
倒挂——
中标价低于成本 好药进不了医院
将视角从中药的国际市场移到国内市场，中药发展则面临着另一个层面的窘境。很多中医药界人士都曾经呼吁，希望中医药在创新、发展方面能够取得突破，从而为走向世界打好根基。但从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好的中药很难走进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总经理刘文伟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举例，在医药目录内，一盒20克的京万红药膏，含35味中药，出厂价是12元，零售价是18元，可招标价仅为10元。这种招标采购价和药品成本倒挂的情形，直接导致了患者只能自己去药房买药、换药。
在搜索引擎上查询京万红软膏，会发现这款药膏在治疗疮疡领域拥有着西药难以比拟的药效。作为京万红药业的八个独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之一的京万红软膏，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为中药外用药赚足了名声。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现为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亲自带队，带着京万红药业捐赠的 “京万红软膏”、“橡皮生肌膏”等药品前往汶川灾区。 “我们带去的京万红软膏的药效非常好，在当时解决了大问题。当地医生反馈说用了京万红软膏的患者康复时间至少提前了3到4天。”房书亭在回忆当时在地震灾区使用京万红软膏后的效果时说。
然而，患者急需、使用方便、见效快的特效药，却在推广中面临着重重意想不到的掣肘。在一些大型综合医院，这类好药也基本难见踪影。房书亭会长分析，之所以医院不愿意用中药外用药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有着深刻的客观因素。
“因为药价低，所以使用积极性不高”，房书亭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他在汶川地震时走访了多家医院，医生和患者们对京万红软膏效果的反映都非常好，因为价格较低，医院觉得“不合算”。
症结——中医药为何被边缘化？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也意识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抢占中医药科研高地的严峻形势。王国强总结，目前中医药科技创新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主体单一，动力不足。二是科研创新平台协同不够。三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分散、重复。四是科技创新导向偏离，目标不清。
除了王国强局长谈到的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外，一些有关中药的招标、价格和审批方面的政策也存在着对中药的轻视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康缘集团董事长肖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对中药发展的症结也做了客观的剖析：“整个社会和市场要尊重中药，不能无端猜测，甚至自己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对中药边缘化，我认为这样是在摧残中药。”
“现在医保里的品种都是十年前原有的品种，近几年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证书的品种没有一个能进医保”，肖伟代表坦言，这极大地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
肖伟代表举例，在药品招标过程当中只要是中药就被砍15%-20%的价格，包括创新药都要被这样砍价，这种低价取药的行为造成了康缘集团在湖南、安徽等数个省份失标。
“不仅这些省在招标过程中歧视中药，而且有些综合性医院只要砍品种先砍中成药。”肖伟代表说，“长此以往，中药被边缘化，这种政策性的歧视对于发展和弘扬中医药十分不利”。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分析，在2015年之前的20年，中药发展保持着每年25%的复合增长率，但2015年增长速度放缓。中药成长的速度变化有宏观经济的原因，但也存在“人为”的原因。
“人为地砍掉中药在医保目录中的比例，忽视中药特色优势，限制中药在医院的使用。”曹洪欣委员对于这种歧视中药的现象直言不讳。
说到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首先要提的是中药制剂审批程序繁冗问题。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院长王承德语惊四座：“一个新制剂要进入临床应用，必须要小白鼠点头才能通过，而中医药专家的话都不算数！” 在诟病审批制时，王承德委员的观点颇为尖锐：“凡是药都有毒性，有时越是毒性强越是好药。”在他看来，具有毒性的中药能够医治许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但在现行的管理制度下，三分之一的中医毒性药都消失了。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对现行的审批制也如鲠在喉。他认为，中药新药的研发和审批过程，反映出了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问题和不足，造成近年来中药新药品种上市少、中药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以及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低等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中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关彦斌代表指出了中药审批制度中的症结：中药新药审评时间长、获批难度大、认识有误区、技术门槛高、审评政策偏严。
关彦斌代表说：“一个中药Ⅵ类新药获批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据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批准上市的六类以上中药新药仅占全部批准上市和临床研究的药品1.71%。无论是中药新药还是技术提升的改剂型，能通过CFDA中药审批的药品寥寥无几。”
全国人大代表、安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礼华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他已经连续两年提交议案，呼吁进一步压缩新药审批时间。他说：“中药新药审核员少，收费不合理，制度也不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药企业的创新发展。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压缩新药审批时间，让更多的医疗科研成果尽早惠及千家万户。”
此外，在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上，目前我国还做得远远不到位。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徐利明指出，目前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研究还不够，有些地区中医药传承也尚未得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重视，更谈不上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尚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的实施步骤，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如北京同仁堂、浙江胡庆余堂、云南白药等知名品牌，其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数而言显得太少。
权衡中医药发展对大健康事业的价值和意义，再对比中医药和西医药之间的差别对待，就不难明了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保护中药为健康的支柱产业，要全社会给中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会。”曹洪欣委员建议。
中篇：寻觅良方
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成了经济、社会各界人士表达诉求、探寻答案的关键时机。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信息》杂志一直聚焦“中医药走向世界”这一命题。
去年，《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联合经济日报内参部组成调研团队，围绕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困惑和路径，先后走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药协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等涉及中医药发展的官方机构、科研院校、企业，乃至关注中医药发展的民间人士，组织多场座谈会和深度采访，听取各方意见，探寻中医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尤其是他们从自身状况出发而提出的真知灼见和解决方案：针对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政策机制、标准化、现代化等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了其走向世界的进程。当务之急，亟待探索从哪些领域着手改进，寻找突破的路径。
打破藩篱——
给中医药健康的政策和市场
事实上，汲取经验教训，筹谋自主创新，从而在中医药自强的道路上越走越顺，早已成为中医药各界人士共识。
在曹洪欣眼中，横亘在中医药面前的三大壁垒分别是文化、技术和传承。事实上，从这三个壁垒的延伸出发，很容易就能够得出中医药正面临着全面标准化的使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对于标准化的践行，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关彦斌代表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国际社会已经了解到了中医药的神奇之处，但是要让世界接受中医药，就必须将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标准化，利用科技创新助推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健康需求，这才是中医药国际化的正途。”
“中医药应该马上启动标准化行动”，曹洪欣委员认为，标准化就是为了互相认可。我们中医药走到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要适应当地的标准。我们要尊重西方的文化得到他们的认可，突破这些技术的壁垒，体现中药博大的胸怀，为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国认为中医药审批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中国管理理念是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就把你看得很死，但是实际上看的是形式，看不到实际内容。好多GMP工厂做的就是迎接检查，还有的买一个僵尸企业借壳，这对优秀企业是不公平的，对产业也是一种遏制。我觉得转变观念要做到两点，一是发现问题处罚，另一个是做到标准化。”
针对现行的审批制度，关彦斌代表则建议，应拿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新药评审办法，开发出更多的中药新药投放市场，满足人民追求健康的需求，同时对世界天然药物的研发和产业起到引领作用。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尽快设立中医药博物馆，搭建优秀文化传播平台。”刘文伟委员也呼吁，中药人士要有历史的紧迫感，要看到我们中药的价值和机会，迅速实现弯道超车。
独辟蹊径——发挥中医药比较优势
最新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明确，要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中医优势病种临床基本诊疗规律；开展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编撰出版《中华医藏》。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经穴特异性及针灸治疗机理、中药药性理论。
《纲要》中所明确的，就是要发扬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和健康养生的理论、技术、知识和方法。实际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正是翻阅数十本古医籍，才从《肘后备急方》中汲取灵感，提炼出高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医药可以通过“以针带药”的方式走出去。“光是‘医’不行，一定要‘药’走出去”。 杨金生说，国外有30多万的针灸师，通过针灸师能够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医药理论体系，对中医药走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实践中总结，中医药外用药在治疗特定的疑难杂症时所起的效果，一直为中医药行业所共知，这也是刘文伟委员多年来一直呼吁“中药走出去应从外用药入手，以此作为中药国际化的突破口”的原因。而科研与理疗实践，也屡次证明中药外用药的比较优势凸显。
近期，由解放军总医院付小兵院士牵头的项目《中国人体表难愈合创面发生新特征与防治的创新理论与关键措施研究》，荣获了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京万红软膏为代表的中药外用药在应对一些国际界的医药难题时，已经体现出了效果明显、使用方便和价格低廉的突出优势。”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之后，付小兵院士接受《中国经济信息》采访时这样表示。
付小兵院士分析，京万红软膏对治疗糖尿病足疗效虽好，但由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迟迟不能落地，招标价格偏低导致弃标等原因，最终导致不能用于临床、惠及患者。
刘文伟委员建议，建立国家级中药外用药研发转化基地，用政策推动外用药在国内临床的应用，以实现中药外用药走出国门。通过开展中药外用药在疮疡领域的国际循证医学研究，使外用药进入相关领域国际诊疗指南，打造外用药领域的中国标准和品牌。
聚力集智——
中医药国际化需多维联动
全国人大代表、科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俊明认为，单靠国家财政来建设医疗基地不符合当下的国情，民营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共同发展多种医疗机构为老百姓服务，让老百姓有更多地选择余地。何俊明代表也强调，“社会共建”的前提，一定不能降低标准、放松管理，要让老百姓放心。
何俊明代表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作为一家从事大健康的企业，我们要研发好的产品，多开发一些种植基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科创控股集团也将继续因地制宜，通过发展中药材种植、药店“进万家”等产业模式助力农民增收，帮助中央打好精准扶贫的这一场高技术含量之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医一线医疗工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少军博士则建议，从人才培养、创新与标准化等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等多层次来加以推进国际化进程。
“中医疗效评价方面应当依据中医个体化诊疗模式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加强对中医药时效性的研究。注重培养一批学术型中医药人才，使中医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及创新，使这一实践医学得到升华。”王少军博士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
下篇：驶向坦途
中医药界仁人志士怀揣着推广、发扬中药的宏远使命，为树立世界品牌形象和中医药产业的支柱地位而奋力拼搏。正遇当前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的期许和希望在将来得以实现。
国家聚焦——
聚力集智谋求中医药大发展
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 2015年 12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一旦获得立法表决通过，中国将诞生第一部为传统中医药振兴而制定的国家法律，对依法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奖是一次让世界对中药价值的认可，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怀和部署，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总动员，在《中医药法》、国家发展战略的共同助力之下，中医药发展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好的时机。
今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增长；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以推进中医药发展为主题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足以表明国家层面对行业发展的重视和决心。
会议确定了完善财税、价格、政府采购政策，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等一系列利好中医药发展的举措。
展望未来——
迎接中医药的黄金时代
2015年，是中医药发展的大事之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发展做出重要批示。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意味着，曹洪欣、刘文伟和肖伟等一众中医药界人士多年呼吁的国家级中医药战略纲终于落地。《纲要》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数据显示，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诊所已达10万多家，针灸师超过3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5万人。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地区主管机构签订含有中医药内容的合作协议达85个。而中医针灸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北京为例，已经有4个区县的35所中小学教授中医药文化知识。201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北京东城区宏志中学选择对中医药感兴趣的学生，设立“高中杏林试验班”，从高中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2014年杏林试验班28人升入本科率达到90%，共有3人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
挂一漏万地罗列中医药发展的点滴成绩，都是几代中医药人通过奋斗而结出的硕果。虽然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坚信，中医药——这一“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新的时代担负起中医药人士的责任与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所说：“ 60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辛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篇：中药之困
对于中国中医药发展现状，或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喜的是，中医药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认可；而忧的是，中国作为中药的发源地，但无论是在产值上，还是海外市场的表现上，都被日韩等国甩在了身后。
现状——
数据反衬中药国际化“短板”
早在2013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詹华强就曾经列举过相关数据对中医药发展的现状予以佐证：全球中药市场份额一年约800亿美元，我国占10%。詹华强举例，在国际贸易中，中国生产一些很便宜的中药材，出口到日本、欧洲，然后他们就生产成一些很贵的、赚钱的产品。日本和德国反倒成了中药市场最赚钱的国家。
另一组数据也同样显示，中药虽然在世界上的价值日益凸显，但我们国家在专利和知识产权方面所占的比重也不尽如人意。根据大和综研数据统计，海外中药市场上，中国拥有专利权的仅为0.3%，而日本和韩国却占据了中药专利的70%以上。
以海外超过300亿美元的中药市场计算，由中国生产的中药所占比例不超过5%。反观日本，其中成药企业依靠先进的品质管理、分析技术、机械设备等优势，在深加工和专利方面不断布局，占得了先机。例如，日本帝国制药等企业为加味逍遥散、当归芍药汤、桂枝茯苓丸、溃疡性结肠炎治疗药物等成药申请了美国专利。
近年来，一些中药机构与企业在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六神丸”变成津村株式会社的“救心丹”，仅此一种药品，日本就有1亿美元的销售额。
“中药国际化正在演变为中药材国际化”的警示之音，早就被有识之士作为中药发展亟待改变的关键予以提出。事实上，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企业等都已经注意到这种现状。
倒挂——
中标价低于成本 好药进不了医院
将视角从中药的国际市场移到国内市场，中药发展则面临着另一个层面的窘境。很多中医药界人士都曾经呼吁，希望中医药在创新、发展方面能够取得突破，从而为走向世界打好根基。但从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好的中药很难走进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总经理刘文伟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举例，在医药目录内，一盒20克的京万红药膏，含35味中药，出厂价是12元，零售价是18元，可招标价仅为10元。这种招标采购价和药品成本倒挂的情形，直接导致了患者只能自己去药房买药、换药。
在搜索引擎上查询京万红软膏，会发现这款药膏在治疗疮疡领域拥有着西药难以比拟的药效。作为京万红药业的八个独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之一的京万红软膏，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为中药外用药赚足了名声。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现为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亲自带队，带着京万红药业捐赠的 “京万红软膏”、“橡皮生肌膏”等药品前往汶川灾区。 “我们带去的京万红软膏的药效非常好，在当时解决了大问题。当地医生反馈说用了京万红软膏的患者康复时间至少提前了3到4天。”房书亭在回忆当时在地震灾区使用京万红软膏后的效果时说。
然而，患者急需、使用方便、见效快的特效药，却在推广中面临着重重意想不到的掣肘。在一些大型综合医院，这类好药也基本难见踪影。房书亭会长分析，之所以医院不愿意用中药外用药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有着深刻的客观因素。
“因为药价低，所以使用积极性不高”，房书亭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他在汶川地震时走访了多家医院，医生和患者们对京万红软膏效果的反映都非常好，因为价格较低，医院觉得“不合算”。
症结——中医药为何被边缘化？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也意识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抢占中医药科研高地的严峻形势。王国强总结，目前中医药科技创新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主体单一，动力不足。二是科研创新平台协同不够。三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分散、重复。四是科技创新导向偏离，目标不清。
除了王国强局长谈到的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外，一些有关中药的招标、价格和审批方面的政策也存在着对中药的轻视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康缘集团董事长肖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对中药发展的症结也做了客观的剖析：“整个社会和市场要尊重中药，不能无端猜测，甚至自己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对中药边缘化，我认为这样是在摧残中药。”
“现在医保里的品种都是十年前原有的品种，近几年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证书的品种没有一个能进医保”，肖伟代表坦言，这极大地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
肖伟代表举例，在药品招标过程当中只要是中药就被砍15%-20%的价格，包括创新药都要被这样砍价，这种低价取药的行为造成了康缘集团在湖南、安徽等数个省份失标。
“不仅这些省在招标过程中歧视中药，而且有些综合性医院只要砍品种先砍中成药。”肖伟代表说，“长此以往，中药被边缘化，这种政策性的歧视对于发展和弘扬中医药十分不利”。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分析，在2015年之前的20年，中药发展保持着每年25%的复合增长率，但2015年增长速度放缓。中药成长的速度变化有宏观经济的原因，但也存在“人为”的原因。
“人为地砍掉中药在医保目录中的比例，忽视中药特色优势，限制中药在医院的使用。”曹洪欣委员对于这种歧视中药的现象直言不讳。
说到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首先要提的是中药制剂审批程序繁冗问题。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院长王承德语惊四座：“一个新制剂要进入临床应用，必须要小白鼠点头才能通过，而中医药专家的话都不算数！” 在诟病审批制时，王承德委员的观点颇为尖锐：“凡是药都有毒性，有时越是毒性强越是好药。”在他看来，具有毒性的中药能够医治许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但在现行的管理制度下，三分之一的中医毒性药都消失了。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斌对现行的审批制也如鲠在喉。他认为，中药新药的研发和审批过程，反映出了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问题和不足，造成近年来中药新药品种上市少、中药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以及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低等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中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关彦斌代表指出了中药审批制度中的症结：中药新药审评时间长、获批难度大、认识有误区、技术门槛高、审评政策偏严。
关彦斌代表说：“一个中药Ⅵ类新药获批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据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批准上市的六类以上中药新药仅占全部批准上市和临床研究的药品1.71%。无论是中药新药还是技术提升的改剂型，能通过CFDA中药审批的药品寥寥无几。”
全国人大代表、安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礼华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他已经连续两年提交议案，呼吁进一步压缩新药审批时间。他说：“中药新药审核员少，收费不合理，制度也不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药企业的创新发展。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压缩新药审批时间，让更多的医疗科研成果尽早惠及千家万户。”
此外，在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上，目前我国还做得远远不到位。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徐利明指出，目前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研究还不够，有些地区中医药传承也尚未得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重视，更谈不上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尚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的实施步骤，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如北京同仁堂、浙江胡庆余堂、云南白药等知名品牌，其数量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数而言显得太少。
权衡中医药发展对大健康事业的价值和意义，再对比中医药和西医药之间的差别对待，就不难明了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保护中药为健康的支柱产业，要全社会给中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会。”曹洪欣委员建议。
中篇：寻觅良方
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成了经济、社会各界人士表达诉求、探寻答案的关键时机。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信息》杂志一直聚焦“中医药走向世界”这一命题。
去年，《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联合经济日报内参部组成调研团队，围绕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困惑和路径，先后走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药协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等涉及中医药发展的官方机构、科研院校、企业，乃至关注中医药发展的民间人士，组织多场座谈会和深度采访，听取各方意见，探寻中医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尤其是他们从自身状况出发而提出的真知灼见和解决方案：针对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政策机制、标准化、现代化等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了其走向世界的进程。当务之急，亟待探索从哪些领域着手改进，寻找突破的路径。
打破藩篱——
给中医药健康的政策和市场
事实上，汲取经验教训，筹谋自主创新，从而在中医药自强的道路上越走越顺，早已成为中医药各界人士共识。
在曹洪欣眼中，横亘在中医药面前的三大壁垒分别是文化、技术和传承。事实上，从这三个壁垒的延伸出发，很容易就能够得出中医药正面临着全面标准化的使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对于标准化的践行，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关彦斌代表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国际社会已经了解到了中医药的神奇之处，但是要让世界接受中医药，就必须将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标准化，利用科技创新助推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健康需求，这才是中医药国际化的正途。”
“中医药应该马上启动标准化行动”，曹洪欣委员认为，标准化就是为了互相认可。我们中医药走到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要适应当地的标准。我们要尊重西方的文化得到他们的认可，突破这些技术的壁垒，体现中药博大的胸怀，为全世界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国认为中医药审批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中国管理理念是先假定你是一个坏人，然后就把你看得很死，但是实际上看的是形式，看不到实际内容。好多GMP工厂做的就是迎接检查，还有的买一个僵尸企业借壳，这对优秀企业是不公平的，对产业也是一种遏制。我觉得转变观念要做到两点，一是发现问题处罚，另一个是做到标准化。”
针对现行的审批制度，关彦斌代表则建议，应拿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新药评审办法，开发出更多的中药新药投放市场，满足人民追求健康的需求，同时对世界天然药物的研发和产业起到引领作用。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尽快设立中医药博物馆，搭建优秀文化传播平台。”刘文伟委员也呼吁，中药人士要有历史的紧迫感，要看到我们中药的价值和机会，迅速实现弯道超车。
独辟蹊径——发挥中医药比较优势
最新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明确，要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中医优势病种临床基本诊疗规律；开展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编撰出版《中华医藏》。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经穴特异性及针灸治疗机理、中药药性理论。
《纲要》中所明确的，就是要发扬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和健康养生的理论、技术、知识和方法。实际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正是翻阅数十本古医籍，才从《肘后备急方》中汲取灵感，提炼出高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医药可以通过“以针带药”的方式走出去。“光是‘医’不行，一定要‘药’走出去”。 杨金生说，国外有30多万的针灸师，通过针灸师能够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医药理论体系，对中医药走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实践中总结，中医药外用药在治疗特定的疑难杂症时所起的效果，一直为中医药行业所共知，这也是刘文伟委员多年来一直呼吁“中药走出去应从外用药入手，以此作为中药国际化的突破口”的原因。而科研与理疗实践，也屡次证明中药外用药的比较优势凸显。
近期，由解放军总医院付小兵院士牵头的项目《中国人体表难愈合创面发生新特征与防治的创新理论与关键措施研究》，荣获了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京万红软膏为代表的中药外用药在应对一些国际界的医药难题时，已经体现出了效果明显、使用方便和价格低廉的突出优势。”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之后，付小兵院士接受《中国经济信息》采访时这样表示。
付小兵院士分析，京万红软膏对治疗糖尿病足疗效虽好，但由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迟迟不能落地，招标价格偏低导致弃标等原因，最终导致不能用于临床、惠及患者。
刘文伟委员建议，建立国家级中药外用药研发转化基地，用政策推动外用药在国内临床的应用，以实现中药外用药走出国门。通过开展中药外用药在疮疡领域的国际循证医学研究，使外用药进入相关领域国际诊疗指南，打造外用药领域的中国标准和品牌。
聚力集智——
中医药国际化需多维联动
全国人大代表、科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俊明认为，单靠国家财政来建设医疗基地不符合当下的国情，民营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共同发展多种医疗机构为老百姓服务，让老百姓有更多地选择余地。何俊明代表也强调，“社会共建”的前提，一定不能降低标准、放松管理，要让老百姓放心。
何俊明代表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作为一家从事大健康的企业，我们要研发好的产品，多开发一些种植基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科创控股集团也将继续因地制宜，通过发展中药材种植、药店“进万家”等产业模式助力农民增收，帮助中央打好精准扶贫的这一场高技术含量之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医一线医疗工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少军博士则建议，从人才培养、创新与标准化等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等多层次来加以推进国际化进程。
“中医疗效评价方面应当依据中医个体化诊疗模式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加强对中医药时效性的研究。注重培养一批学术型中医药人才，使中医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及创新，使这一实践医学得到升华。”王少军博士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
下篇：驶向坦途
中医药界仁人志士怀揣着推广、发扬中药的宏远使命，为树立世界品牌形象和中医药产业的支柱地位而奋力拼搏。正遇当前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的期许和希望在将来得以实现。
国家聚焦——
聚力集智谋求中医药大发展
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医药法（草案）》。 2015年 12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一旦获得立法表决通过，中国将诞生第一部为传统中医药振兴而制定的国家法律，对依法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奖是一次让世界对中药价值的认可，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怀和部署，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总动员，在《中医药法》、国家发展战略的共同助力之下，中医药发展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好的时机。
今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增长；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以推进中医药发展为主题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足以表明国家层面对行业发展的重视和决心。
会议确定了完善财税、价格、政府采购政策，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等一系列利好中医药发展的举措。
展望未来——
迎接中医药的黄金时代
2015年，是中医药发展的大事之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发展做出重要批示。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意味着，曹洪欣、刘文伟和肖伟等一众中医药界人士多年呼吁的国家级中医药战略纲终于落地。《纲要》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数据显示，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诊所已达10万多家，针灸师超过3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5万人。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地区主管机构签订含有中医药内容的合作协议达85个。而中医针灸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北京为例，已经有4个区县的35所中小学教授中医药文化知识。201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北京东城区宏志中学选择对中医药感兴趣的学生，设立“高中杏林试验班”，从高中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2014年杏林试验班28人升入本科率达到90%，共有3人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
挂一漏万地罗列中医药发展的点滴成绩，都是几代中医药人通过奋斗而结出的硕果。虽然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坚信，中医药——这一“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新的时代担负起中医药人士的责任与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所说：“ 60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辛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