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我途经南安普顿。这里是英国最大的邮轮港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最繁荣的港口。1912年，当时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正是从南安普顿出发的，在驶向美国的途中不幸沉没。
　　142年前的隆冬时节，南安普顿应当比9月份冷多了，一个中国老人从这里登陆，开始了他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
　　一、派遣公使出洋的缘由
　　郭嵩焘承受的“恶意”，比南安普顿的凄风冷雨还要令人畏惧。
　　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被选定为致歉使团公使。他将代表大清帝国，为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歉。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肩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1866年，两份重要文件由总理衙门上奏，随后由皇帝下旨分发到各省级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便包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说贴《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文化参赞威妥玛的备忘录《新议略论》。
　　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认同这份谏言，在他看来，威妥玛建议中国派遣对外公使，是“以富强夸耀于我”，让中国人知道轮船、电线的便利，进而效仿，对于中国亦有益处。但有的官员仍然抱持着旧时观点，江西巡抚刘坤一就认为，这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臣，弃置在遥远的异国，成为人质。
　　作为试水，1868年2月25日，清廷一个临时使团离开上海，5月到达美国旧金山。有趣的是，担任中国巡回大使的是一位美国人、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使团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远赴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待，此后是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和柏林。这个耗时漫长的使团，在1870年10月返程。蒲安匝为这一趟差使可谓“死而后已”，于返程当年的2月，在俄国感染肺炎去世。
　　和蒲安臣一起出使的两位联席公使，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回国后，被视作已经丧失了士大大的体面，他们被派到边陲，以“洗刷”他们由于出使被玷污的纯洁。
　　1876年9月13日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一部分就是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解决办法，包括赔偿20万两白银，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条约在一定程度卜促成了大清公使常驻外国的制度。
　　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写信给他，撇清自己在这道命令中的关系：“暮年作此远游，减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言下之意是郭嵩焘的任命，不是出自他的推荐。确实，当总理衙门要他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出任公使将要承受何等可怕的压力。
　　在他的老家湖南，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对郭嵩焘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文明。他们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在家乡的府邸也差点被烧毁。“汉奸”的舆论压力让郭嵩焘不堪承受，他请求朝廷允许他不再出洋。
　　二、提倡外交手段
　　“驻英公使郭不想和许（指一开始任命的剐使许钤身）那样的人同行，也推说有病，并恳请退休。郭是个有学问、有能力、性情温和和头脑清醒的人。”在给下属金登干的信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郭嵩焘评价颇高。
　　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时，郭嵩焘提出自己年老体弱不堪出使。但在慈禧太后的心理攻势下，郭嵩焘也只得遵旨出使。
　　和大部分士大夫一样，郭嵩焘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847年中進士之后，他在约十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恰好在浙江任职，参与了防御战，领略到坚船利炮的厉害。此后在镇压太平军期间，郭嵩焘为曾国藩效力。为了筹备军饷，他来到上海，见到西洋人的建筑、道路，和其近身相交，他们的礼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郭嵩焘翻阅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新闻报道，并有所意会。这次卜海之行引发的震动，在曾同藩的一封信里可窥见一二。曾国藩提到徐继畲写的《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郭嵩焘从上海回来，“亦震诧之”。事实上，郭嵩焘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携带的正是《瀛寰志略》，他把旅途所见和这本对照，记录下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的宏伟。
　　此后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战争手段，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后来，大清不得不走出舒适安全的茧壳里，派驻对外公使。没有人愿意当这个苦差，不但没有政治前途，还会被朝野上下唾骂。
　　1876年12月1R，郭嵩焘与随从15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他承受着痛苦，前景晦暗不明。这趟旅程极其漫长，1877年1月21日晚上，使团终于抵达南安普顿。
　　三、访英见闻
　　郭嵩焘早年在上海所见的，是极有限的西洋经验。到英国后，他的视野更为开阔。刚到伦敦，他就看到：“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
　　公使的身份，也让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驻任的第一年里，他考察英国的政府、议会、企业、军队，包括监狱。他应英女王邀约，参与检阅英国海军，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在兼任驻法公使后，他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陪同法国总统阅兵。郭嵩焘意识到中国和两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参观邮电局、工艺学校的见闻，惊叹于英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
　　更加难得的是，他意识到：“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1871年，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而从地理面积上算，伦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铁路把各地联结在一起，郭嵩焘到英国各地参观，都乘坐“汽轮车”，也就是火车。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广。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彼时中国内陆还没有电报系统，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的消息，是由印度总督用电报传给英国国内和驻华公使的。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看到《泰晤士报》的报道后，觉得事关重大，用电报和信件向赫德汇报了这一事件，而总理衙门要到多日后才接到英国使馆的照会。
　　四、国内舆情哗然
　　出国前，郭嵩焘与总理衙门商定，他将在出使期间，详尽记述沿途各国风土人情，日后将这份日记旱报给总署。自启程的那天，郭嵩焘就逐日记述一路卜的见闻、观感与随员和外国人的谈话议论。到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南同文馆刻印出版。
　　这份正式出版物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中国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攻击郭嵩焘散布歪理邪说，意在“摇惑天下人心”，更进一步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另一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上疏请求将郭嵩焘革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出版仅三个月的《使西纪程》遭到毁版。
　　少数看过《使西纪程》的人，比如李鸿章也只能惋惜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
　　驻英副使刘锡鸿乘机參劾郭嵩焘几大罪状：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即使冻死也不应穿洋人衣服;
　　其二是郭嵩焘见巴两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而;
　　其三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也许是刘锡鸿的中伤，令郭嵩焘彻底灰心，在末满三年任期的情况下，他请求辞去公使职位，而刘锡鸿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
　　1890年，薛福成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到了伦敦。此时距郭嵩焘出使已过了13个年头。在有了一些切身体味后，薛福成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错疑了郭嵩焘。“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征之”。
　　五、归国结局
　　在夹缠中，郭嵩焘度过了自己的暮年。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在1879年1月返回中国。他不敢回京城，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隐居田园。
　　历史学家萧一山对郭嵩焘评价颇高，把他与冯桂芬并列为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的倡导者：“惟桂芬仅以著述行世，与李鸿章颇有关系;而嵩焘参与政治，自恭亲王奕诉，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不受其影响，内外大臣所提倡之自强运动，实皆郭所怂恿也”。可惜他的见识，却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马嘉理事件促成一系列驻外常设机构，大清却没有借此主动去了解世界，而视之为不得已的退让。
　　也许，对当时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主流社会接受，反而被时代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