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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以集体主义和公有制为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时期，厘清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明白改革对于摆脱“集体主义”奴役之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家将发展目标从“国富”转向“民富”、大力推进“中国梦”建设的今天，如何在推进各项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既保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能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更高发展水平的追求，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8-148-2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之后，关于今后究竟該如何改革的讨论甚嚣尘上。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经济自由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该书的诸多精辟分析和观点或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某些启发。
1 集体主义的奴役之路
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师从于奥地利学派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由于哈耶克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1974年，他和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哈耶克的成就却并不仅在于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他还被后人称作“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其中《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
《通往奴役之路》最先于1944年在英国由Rutledge Press出版，接着在1944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本书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哈耶克在该书中阐述道，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哈耶克认为，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中央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
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社会大众会可能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
2 集体、计划与经济自由
作为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哈耶克一贯主张经济自由，并确信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而国家的干预（主要是指超过一定程度的干预，而这个度在哈耶克看来就在于政府对市场最基本的服务功能）大多时候只会破坏市场本身的规律，但是哈耶克却并没有完全反对政府的一定干预。哈耶克在书中论述道，“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尽可能有利于竞争的制度”与“被动地接受现成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此他强调说：“为了保证创造出正确的制度、释放出个人主义所有能量，我们需要一个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政府。”
实际上，哈耶克所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的积极作为，而是反对那种完全抹杀个人自由的全面干预。对于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贫困无助的问题，哈耶克从来就不是不予以关注，而是力主政府采用市场以外的手段予以解决。在其著作中，哈耶克不厌其烦地耗费笔墨论述了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有所作为的政府”之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范围和作为方式做出了更为严谨的界定。
不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最主要就表现为在集体主义原则下进行的经济计划，而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中，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如果说中国建国初期采取的那些强制性经济措施是基于当时稳定社会和经济的迫切需要的话，那么之后出现的类似于“人民公社”、“大跃进”之类的“大干快上”就是在“集体主义”名义下的非理性运动，从而才导致了一系列灾难，将中国经济带入了短暂的停滞甚至是倒退。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此放宽了对经济以及社会的计划，将发展的自由和权利部分地还归于民众和企业，最终实现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
然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尤其是在当前，依然可以说是依靠政府高度集权这一优势，中国才取得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阶段性胜利，并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但同时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埋下了隐患，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也是在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下取得的——那就是官方高度集权、靠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同时下放些许的权利到地方和普通民众，从而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集体、计划与个人自由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和大规模控制，是为了保证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在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原则则可能对个人追求自身发展带来不可预测甚至非常明显的危害。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究竟如何才能在坚持党的基本领导和基本政策前提下，保证人民的权利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和保障，将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哈耶克作为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等。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这一点同目前国家所倡导的“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谋而合。 不过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从宏观层面，党和政府正在从很多领域不断退出，并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将经济发展还给市场，但是在一些围观层面，政府权力依然没能做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依然对经济社会发挥着直接作用。
事实上，哈耶克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与精确分析，明确指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计划的矛盾所在。哈耶克在书中写道：“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社会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有意識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4 集体主义的“中国梦”
哈耶克之所以宣称把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他还警告说，即使在以自由主义标榜的英国同样蕴藏着走向德国或俄国集权主义的危险。
此外，在哈耶克看来，“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尽管根据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不可能避免，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说，该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成功预测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根据该周期理论，如果当前社会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的干预的话，未来更大的危机也许同样不可避免。
然而事实似乎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中国。虽然中国从建党到建国乃至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多时候都是学的苏联，但是中国在建国初期不但和苏联前期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同时还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经济奇迹一直延续至今，甚至现在对于中国模式的呼声和讨论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社会主义是通往真正的自由之路还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与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然而问题同时也随之出现，尤其是到了目前人均收入到达3000到4000美元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更是日益尖锐。中国经济要想保持之前的发展模式和速度是越来越困难，同时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如今的中国改革到底该怎么走，是为了更好地改革而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还是限制政府权力还权利于民呢？
如果在了解了《通往奴役之路》过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对问题的正确回答并不等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中国和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点可能就在于：贯穿西方哲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理性、自由还有就是上帝；而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则充满了等级制度以及宗法制度思想。因此，不管是继承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哈耶克还是其对手凯恩斯，尽管他们对于经济的观点有分歧，但是在追寻人和自由的发展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制度影响的中国而言，更多却是君权思想和中庸之道。
如此一来，就不难看出，不管是当前掌权的政府还是普通百姓，对于自由的迫切需求和愿望都不及西方历史悠久，更没有西方实行自由主义的条件和土壤。如果把中国高度集中模式的高效率、高控制在抗震救灾以及应对上次金融危机乃至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比作集体主义的天堂的话，那么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其中所蕴含的隐忧则可能导致其走向奴役之路。
不过，正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摆脱了哈耶克所谓的“集体主义的奴役之路”一样，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改革，推动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集体主义”道路。
为了应对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伟大中国梦”的远大理想，更是做出了“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决心，并先后出台了众多涉及政治体制关键性问题的改革措施。尽管最近一两年世界和国内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尤其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是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只要党和政府能够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 （英国）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 （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95.
关键词：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8-148-2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之后，关于今后究竟該如何改革的讨论甚嚣尘上。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经济自由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该书的诸多精辟分析和观点或将为我国经济社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某些启发。
1 集体主义的奴役之路
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师从于奥地利学派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由于哈耶克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1974年，他和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哈耶克的成就却并不仅在于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他还被后人称作“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其中《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
《通往奴役之路》最先于1944年在英国由Rutledge Press出版，接着在1944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本书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哈耶克在该书中阐述道，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哈耶克认为，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中央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
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社会大众会可能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
2 集体、计划与经济自由
作为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哈耶克一贯主张经济自由，并确信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而国家的干预（主要是指超过一定程度的干预，而这个度在哈耶克看来就在于政府对市场最基本的服务功能）大多时候只会破坏市场本身的规律，但是哈耶克却并没有完全反对政府的一定干预。哈耶克在书中论述道，“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尽可能有利于竞争的制度”与“被动地接受现成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此他强调说：“为了保证创造出正确的制度、释放出个人主义所有能量，我们需要一个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政府。”
实际上，哈耶克所反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的积极作为，而是反对那种完全抹杀个人自由的全面干预。对于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贫困无助的问题，哈耶克从来就不是不予以关注，而是力主政府采用市场以外的手段予以解决。在其著作中，哈耶克不厌其烦地耗费笔墨论述了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有所作为的政府”之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范围和作为方式做出了更为严谨的界定。
不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最主要就表现为在集体主义原则下进行的经济计划，而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中，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如果说中国建国初期采取的那些强制性经济措施是基于当时稳定社会和经济的迫切需要的话，那么之后出现的类似于“人民公社”、“大跃进”之类的“大干快上”就是在“集体主义”名义下的非理性运动，从而才导致了一系列灾难，将中国经济带入了短暂的停滞甚至是倒退。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此放宽了对经济以及社会的计划，将发展的自由和权利部分地还归于民众和企业，最终实现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
然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尤其是在当前，依然可以说是依靠政府高度集权这一优势，中国才取得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阶段性胜利，并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但同时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埋下了隐患，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也是在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下取得的——那就是官方高度集权、靠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同时下放些许的权利到地方和普通民众，从而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集体、计划与个人自由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和大规模控制，是为了保证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在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原则则可能对个人追求自身发展带来不可预测甚至非常明显的危害。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究竟如何才能在坚持党的基本领导和基本政策前提下，保证人民的权利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和保障，将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哈耶克作为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继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并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等。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这一点同目前国家所倡导的“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谋而合。 不过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从宏观层面，党和政府正在从很多领域不断退出，并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将经济发展还给市场，但是在一些围观层面，政府权力依然没能做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依然对经济社会发挥着直接作用。
事实上，哈耶克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与精确分析，明确指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计划的矛盾所在。哈耶克在书中写道：“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社会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有意識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4 集体主义的“中国梦”
哈耶克之所以宣称把他的《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他还警告说，即使在以自由主义标榜的英国同样蕴藏着走向德国或俄国集权主义的危险。
此外，在哈耶克看来，“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尽管根据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不可能避免，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说，该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成功预测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根据该周期理论，如果当前社会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的干预的话，未来更大的危机也许同样不可避免。
然而事实似乎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中国。虽然中国从建党到建国乃至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多时候都是学的苏联，但是中国在建国初期不但和苏联前期一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同时还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经济奇迹一直延续至今，甚至现在对于中国模式的呼声和讨论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社会主义是通往真正的自由之路还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与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然而问题同时也随之出现，尤其是到了目前人均收入到达3000到4000美元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更是日益尖锐。中国经济要想保持之前的发展模式和速度是越来越困难，同时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如今的中国改革到底该怎么走，是为了更好地改革而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还是限制政府权力还权利于民呢？
如果在了解了《通往奴役之路》过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对问题的正确回答并不等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中国和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点可能就在于：贯穿西方哲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理性、自由还有就是上帝；而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则充满了等级制度以及宗法制度思想。因此，不管是继承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哈耶克还是其对手凯恩斯，尽管他们对于经济的观点有分歧，但是在追寻人和自由的发展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制度影响的中国而言，更多却是君权思想和中庸之道。
如此一来，就不难看出，不管是当前掌权的政府还是普通百姓，对于自由的迫切需求和愿望都不及西方历史悠久，更没有西方实行自由主义的条件和土壤。如果把中国高度集中模式的高效率、高控制在抗震救灾以及应对上次金融危机乃至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比作集体主义的天堂的话，那么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其中所蕴含的隐忧则可能导致其走向奴役之路。
不过，正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摆脱了哈耶克所谓的“集体主义的奴役之路”一样，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改革，推动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集体主义”道路。
为了应对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伟大中国梦”的远大理想，更是做出了“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决心，并先后出台了众多涉及政治体制关键性问题的改革措施。尽管最近一两年世界和国内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尤其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是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只要党和政府能够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 （英国）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 （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