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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面对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负责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毅然决定，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有10%至20%缺粮。4月16日，李先念再次致信毛泽东，报告缺粮的严重情况。
毛泽东对1960年总体形势尽管比较乐观，但对农村粮食情况也并非全然无知。所以，李先念的报告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
关注。
其后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处谈话。毛泽东见到李先念，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于是认真直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后，感到吃惊，要李先念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对李先念提出的应急措施，毛泽东表示了支持。
（黄艳摘编自《国史札记——人物篇》，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林蕴晖/著）
1982年8月28日，我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坦率讲，对于这次任命，在征求意见时，我有些犹豫。我热爱海军事业，也很希望为海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这个愿望一波三折。1964年“部院合并”后，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曾亲自和我谈话，说：“已同聂帅商定，让你回海军当副司令。取得海军同意后，军委可下命令。”没几天，罗瑞卿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李作鹏、张秀川不同意，你还是到六机部做副部长兼七院院长。”1969年离开科委时，聂帅对我说：“你回海军去作副司令，已同海军领导同志谈过了。”那次我回到了海军，但当时的海军领导不分给我工作，后来让我当“船办”主任，管理七八个人，1970年12月才任命为海司副参谋长。第二次离开海军时我想过：海军这条路算走到头了。
没想到，现在又让我第三次进海军，而且是当司令员。要在过去，我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但现在，许多情况今非昔比了。从年龄讲，我66岁了，虽然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经验，但从精力体力讲，这个年纪并不是人生最好的时候。从工作上看，我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干了两年多，已经熟悉，干起来相对轻松些。当然，让我犹豫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海军的现状，等待我的将是一系列难题，譬如派性问题、领导班子团结问题、部队作风纪律问题、干部年龄老化问题以及教育训练、部队管理、战场建设、武器装备现代化，等等。
1982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军委座谈会。会后不久，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你还是要回海军工作。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我不再犹豫，接受了这份重托。9月15日，我走进了海军办公楼……
（知秋摘编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清/著）
大庸地处湘西北部，是进入湘西的重要门户之一。1949年7月宜沙战役后，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残军退守巴东、野三关、五峰、渔羊关、慈利、大庸一线，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西南。宋希濂命令第一二二军驻防大庸，该军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计6000余人。敌军长张绍勋根据宋希濂“扼守大庸”的战略意图，在慈利、大庸一线布防，军直及二一七师师直驻大庸县城。敌军在大庸东、南、北三面的险要地段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
为了打好这一仗，四十七军党委详细分析敌情，对这次战役作了周密部署，令一三九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10月14日下午，各参战部队开始向指定区域推进。15日拂晓，四一六、四一七团急行军120里，在茫茫山雾掩护下迅速包围慈利溪口、渔浦之敌。16日上午，四一六、四一七团追敌到岩口，由于山路狭窄，两个团挤在一起，不便于部队展开，于是师部命令两个团分路向大庸包抄。同时，四一八团从沅陵出发，于16日兵临大庸，黄昏时强渡澧水，控制了大庸城以南地区。各路部队都按照军部预定时间，达成对大庸之敌的
合围。
大庸一战，我军共毙俘4300余人，包括生俘敌军长张绍勋，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则主动放下武器投诚。此外，我军还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解放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庸人民，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北大门，为肃清湘西土匪扫除了障碍。
（知秋摘编自《湘西剿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中杰/主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下令不许抵抗，虽然如此，中国人民和爱国的中国军队却没有放弃抵抗。发生在1931年11月4日的齐齐哈尔江桥抗战，就是中国军队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有组织的反击。
江桥抗战时，中国军队还没有钢盔，对钢盔不大了解。1931年11月5日，马占山给张学良的电报里就说：“日军四千余人，黄衣铜帽，大炮四十余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三列。”因日本士兵的钢盔是黄色的，被误以为是“铜帽”。
戴钢盔的目的是减少伤亡，可是在寒冷的东北，日本人反倒因钢盔吃了
大亏。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早已对东北的地理、气候进行了研究。他们在齐齐哈尔设了三个特务机关，把齐齐哈尔的气温、积雪和嫩江封冻、解冻状况都调查过了。但日本地处亚热带、暖温带，天又热又湿，这使日本成为最不爱戴帽子的民族之一，因此对帽子的研究就少了些。 1931年是黑龙江地区少有的低温年，据记载，哈尔滨最低气温达零下41.4摄氏度，齐齐哈尔自然比哈尔滨更冷。江桥大战，日本兵冻伤的有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鋼盔头伤”。当时日本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齐齐哈尔的寒冷季节，出汗以后，头发很快就跟钢盔冻在一起，摘不下来了，日本兵就用热水浇钢盔，结果头皮跟着掉了。青木孝治的书里说，江桥战斗中，日兵宿营时，经常听到摘钢盔时发出的阵阵哀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个个样子像伤兵。江桥之战后，在东北的关东军戴上了黄呢狗皮帽子。
早期戴钢盔的日本兵反而比不戴钢盔的死得多。一直到诺门坎战役后，日军才研究明白。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日本国旗“小红太阳”，红色是最醒目的，老远就能被发现，瞄着小红太阳开枪，钢盔成了枪靶。后来，日本人将小红太阳换成五角星，挨枪子的机会才减少了。
（杨琳摘编自《江桥战役，日本人吃了钢盔的亏》，《知识窗》2007年第12期，张港/文）
1930年，中国地震事业的先驱李善邦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中央地质调查所让他负责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建立地震观测台。
地震台选址在北京城40公里以外的西山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显得偏僻，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不管是骑驴还是坐黄包车，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鹫峰之上更是荒凉，野岭上有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就在这里开始建设。“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观测仪器装起来……”30多年后，李善邦在回忆录中这般写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李善邦每个星期都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听到的除了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李善邦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段时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李善邦，只有另外一个从山下北安河村招募来的技术员。
（赵鹏摘编自《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蔡恒胜等/著）
张学良在1933年下野后赴欧洲考察军事。10月，他在罗马意外见到一位东北友人—刘长春。刘长春是辽宁大连人，著名的短跑运动健将，20世纪30年代代表东北前往杭州参加全国第四届运动会时曾获短跑冠军，深受张学良器重。1932年春天，伪满洲国准备让刘长春去美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因深恶日帝，断然拒绝。后来，刘长春从日伪严密控制下逃往南京，向南京政府申请代表中国前往洛杉矶赴会，但南京政府不肯提供旅资。万般无奈之中，刘长春来到北平，在顺承郡王府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为刘长春不肯为伪满洲国充当奥运代表的义举所感动，坚决支持他赴美参赛，并当场捐资一万大洋，方才促成刘长春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
张学良原以为刘长春在奥运会结束后早已回国，却没有想到他会辗转到意大利罗马。当张学良在圣马大饭店里见到精神疲惫、衣衫褴褛的刘长春时，才知道他在奥运会上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刘长春在张学良面前哭着说：“想起您给的一万块钱，满怀希望地送我们出国，我刘长春本该不负重望，在奥运会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谁知我如此狼狈地回来了！……”张学良劝慰刘长春说：“你在奥运会未能夺魁是情理之中。除各国强手太多，也该责怪政府支持不利。因为你们从伪满逃到南京，再折返北平，已将正常的训练时间挤掉了。须知外国人在参赛前至少要有两年的整训才行，而我们连路费也不情愿提供，运动员是在日程紧迫下仓促上阵，又怎么能取胜呢？如此恶劣的条件，你在百米预赛中仍能保证11秒，已属惊人之举了。”劝慰刘长春一阵后，张学良另给充足的路费，使刘长春得以回国。
（杨琳摘编自《张学良1933年的欧洲之旅》，《文史精华》1998年第2期，窦应泰/文）
国宾级待遇通常会提供给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具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有时也能享受这种
优待。
据法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中国租借给法国的大熊猫“欢欢”和“圆仔”由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波音777飞机和专车，从中国运达巴黎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两位熊猫“特使”不但登上了法国的专机，还享受到了红地毯的“国宾”待遇，受到法国内阁部长以及中国驻法大使等的特别迎接。博瓦勒野生动物园相关负责人鲁道夫·德罗德表示：“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表明中国对法国的友好和信任。所以我们以外交贵宾的标准来迎接它们。”
2014年2月23日，中国四岁的雌性大熊猫“好好”和雄性大熊猫“星徽”乘坐专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了它们在比利时为期15年的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之旅。抵达时，人们看到，“好好”和“星徽”搭乘的专机机身装饰着两只熊猫和竹子的图案，写着“好好”和“星徽”的名字。专机在停机坪上滑行的同时，两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对专机进行了“接风洗尘”仪式，这是布鲁塞尔机场给予贵宾的最高欢迎礼仪。比利时首相、副首相等政府高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等都到机场迎接。比利时首相在现场发表讲话：“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和骄傲。我代表比利时政府感谢中国政府，同意与比利时及全体比利时人民分享中国国宝。”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他相信“好好”和“星徽”会不辱使命，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续写佳话，也希望它们能够在比利时生儿育女，培养中比友好的接班人。“好好”和“星徽”当天就被安顿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市天堂动物园的新家里。
（黄艳摘编自《礼宾轶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吴德广/著）
毛泽东对1960年总体形势尽管比较乐观，但对农村粮食情况也并非全然无知。所以，李先念的报告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
关注。
其后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处谈话。毛泽东见到李先念，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于是认真直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后，感到吃惊，要李先念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对李先念提出的应急措施，毛泽东表示了支持。
（黄艳摘编自《国史札记——人物篇》，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林蕴晖/著）
刘华清回忆就任海军司令
1982年8月28日，我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坦率讲，对于这次任命，在征求意见时，我有些犹豫。我热爱海军事业，也很希望为海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这个愿望一波三折。1964年“部院合并”后，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曾亲自和我谈话，说：“已同聂帅商定，让你回海军当副司令。取得海军同意后，军委可下命令。”没几天，罗瑞卿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李作鹏、张秀川不同意，你还是到六机部做副部长兼七院院长。”1969年离开科委时，聂帅对我说：“你回海军去作副司令，已同海军领导同志谈过了。”那次我回到了海军，但当时的海军领导不分给我工作，后来让我当“船办”主任，管理七八个人，1970年12月才任命为海司副参谋长。第二次离开海军时我想过：海军这条路算走到头了。
没想到，现在又让我第三次进海军，而且是当司令员。要在过去，我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但现在，许多情况今非昔比了。从年龄讲，我66岁了，虽然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经验，但从精力体力讲，这个年纪并不是人生最好的时候。从工作上看，我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干了两年多，已经熟悉，干起来相对轻松些。当然，让我犹豫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海军的现状，等待我的将是一系列难题，譬如派性问题、领导班子团结问题、部队作风纪律问题、干部年龄老化问题以及教育训练、部队管理、战场建设、武器装备现代化，等等。
1982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军委座谈会。会后不久，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你还是要回海军工作。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我不再犹豫，接受了这份重托。9月15日，我走进了海军办公楼……
（知秋摘编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清/著）
奔袭大庸
大庸地处湘西北部，是进入湘西的重要门户之一。1949年7月宜沙战役后，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残军退守巴东、野三关、五峰、渔羊关、慈利、大庸一线，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西南。宋希濂命令第一二二军驻防大庸，该军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计6000余人。敌军长张绍勋根据宋希濂“扼守大庸”的战略意图，在慈利、大庸一线布防，军直及二一七师师直驻大庸县城。敌军在大庸东、南、北三面的险要地段建立起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
为了打好这一仗，四十七军党委详细分析敌情，对这次战役作了周密部署，令一三九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10月14日下午，各参战部队开始向指定区域推进。15日拂晓，四一六、四一七团急行军120里，在茫茫山雾掩护下迅速包围慈利溪口、渔浦之敌。16日上午，四一六、四一七团追敌到岩口，由于山路狭窄，两个团挤在一起，不便于部队展开，于是师部命令两个团分路向大庸包抄。同时，四一八团从沅陵出发，于16日兵临大庸，黄昏时强渡澧水，控制了大庸城以南地区。各路部队都按照军部预定时间，达成对大庸之敌的
合围。
大庸一战，我军共毙俘4300余人，包括生俘敌军长张绍勋，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则主动放下武器投诚。此外，我军还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解放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庸人民，打开了解放湘西的北大门，为肃清湘西土匪扫除了障碍。
（知秋摘编自《湘西剿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中杰/主編）
日本人吃了钢盔的亏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下令不许抵抗，虽然如此，中国人民和爱国的中国军队却没有放弃抵抗。发生在1931年11月4日的齐齐哈尔江桥抗战，就是中国军队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有组织的反击。
江桥抗战时，中国军队还没有钢盔，对钢盔不大了解。1931年11月5日，马占山给张学良的电报里就说：“日军四千余人，黄衣铜帽，大炮四十余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三列。”因日本士兵的钢盔是黄色的，被误以为是“铜帽”。
戴钢盔的目的是减少伤亡，可是在寒冷的东北，日本人反倒因钢盔吃了
大亏。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早已对东北的地理、气候进行了研究。他们在齐齐哈尔设了三个特务机关，把齐齐哈尔的气温、积雪和嫩江封冻、解冻状况都调查过了。但日本地处亚热带、暖温带，天又热又湿，这使日本成为最不爱戴帽子的民族之一，因此对帽子的研究就少了些。 1931年是黑龙江地区少有的低温年，据记载，哈尔滨最低气温达零下41.4摄氏度，齐齐哈尔自然比哈尔滨更冷。江桥大战，日本兵冻伤的有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鋼盔头伤”。当时日本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齐齐哈尔的寒冷季节，出汗以后，头发很快就跟钢盔冻在一起，摘不下来了，日本兵就用热水浇钢盔，结果头皮跟着掉了。青木孝治的书里说，江桥战斗中，日兵宿营时，经常听到摘钢盔时发出的阵阵哀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个个样子像伤兵。江桥之战后，在东北的关东军戴上了黄呢狗皮帽子。
早期戴钢盔的日本兵反而比不戴钢盔的死得多。一直到诺门坎战役后，日军才研究明白。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日本国旗“小红太阳”，红色是最醒目的，老远就能被发现，瞄着小红太阳开枪，钢盔成了枪靶。后来，日本人将小红太阳换成五角星，挨枪子的机会才减少了。
（杨琳摘编自《江桥战役，日本人吃了钢盔的亏》，《知识窗》2007年第12期，张港/文）
李善邦和中国第一个
地震观测台
1930年，中国地震事业的先驱李善邦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中央地质调查所让他负责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建立地震观测台。
地震台选址在北京城40公里以外的西山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显得偏僻，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不管是骑驴还是坐黄包车，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鹫峰之上更是荒凉，野岭上有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就在这里开始建设。“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观测仪器装起来……”30多年后，李善邦在回忆录中这般写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李善邦每个星期都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听到的除了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李善邦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段时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李善邦，只有另外一个从山下北安河村招募来的技术员。
（赵鹏摘编自《中关村回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蔡恒胜等/著）
张学良欧洲考察邂逅刘长春
张学良在1933年下野后赴欧洲考察军事。10月，他在罗马意外见到一位东北友人—刘长春。刘长春是辽宁大连人，著名的短跑运动健将，20世纪30年代代表东北前往杭州参加全国第四届运动会时曾获短跑冠军，深受张学良器重。1932年春天，伪满洲国准备让刘长春去美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因深恶日帝，断然拒绝。后来，刘长春从日伪严密控制下逃往南京，向南京政府申请代表中国前往洛杉矶赴会，但南京政府不肯提供旅资。万般无奈之中，刘长春来到北平，在顺承郡王府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为刘长春不肯为伪满洲国充当奥运代表的义举所感动，坚决支持他赴美参赛，并当场捐资一万大洋，方才促成刘长春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
张学良原以为刘长春在奥运会结束后早已回国，却没有想到他会辗转到意大利罗马。当张学良在圣马大饭店里见到精神疲惫、衣衫褴褛的刘长春时，才知道他在奥运会上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刘长春在张学良面前哭着说：“想起您给的一万块钱，满怀希望地送我们出国，我刘长春本该不负重望，在奥运会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谁知我如此狼狈地回来了！……”张学良劝慰刘长春说：“你在奥运会未能夺魁是情理之中。除各国强手太多，也该责怪政府支持不利。因为你们从伪满逃到南京，再折返北平，已将正常的训练时间挤掉了。须知外国人在参赛前至少要有两年的整训才行，而我们连路费也不情愿提供，运动员是在日程紧迫下仓促上阵，又怎么能取胜呢？如此恶劣的条件，你在百米预赛中仍能保证11秒，已属惊人之举了。”劝慰刘长春一阵后，张学良另给充足的路费，使刘长春得以回国。
（杨琳摘编自《张学良1933年的欧洲之旅》，《文史精华》1998年第2期，窦应泰/文）
大熊猫享受“国宾”待遇
国宾级待遇通常会提供给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具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有时也能享受这种
优待。
据法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中国租借给法国的大熊猫“欢欢”和“圆仔”由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波音777飞机和专车，从中国运达巴黎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两位熊猫“特使”不但登上了法国的专机，还享受到了红地毯的“国宾”待遇，受到法国内阁部长以及中国驻法大使等的特别迎接。博瓦勒野生动物园相关负责人鲁道夫·德罗德表示：“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表明中国对法国的友好和信任。所以我们以外交贵宾的标准来迎接它们。”
2014年2月23日，中国四岁的雌性大熊猫“好好”和雄性大熊猫“星徽”乘坐专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了它们在比利时为期15年的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之旅。抵达时，人们看到，“好好”和“星徽”搭乘的专机机身装饰着两只熊猫和竹子的图案，写着“好好”和“星徽”的名字。专机在停机坪上滑行的同时，两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对专机进行了“接风洗尘”仪式，这是布鲁塞尔机场给予贵宾的最高欢迎礼仪。比利时首相、副首相等政府高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等都到机场迎接。比利时首相在现场发表讲话：“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和骄傲。我代表比利时政府感谢中国政府，同意与比利时及全体比利时人民分享中国国宝。”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他相信“好好”和“星徽”会不辱使命，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续写佳话，也希望它们能够在比利时生儿育女，培养中比友好的接班人。“好好”和“星徽”当天就被安顿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市天堂动物园的新家里。
（黄艳摘编自《礼宾轶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吴德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