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01 Nabi Musa，2010 ?Stephen Shore
此处位于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是与先知摩西有关的圣地
“在这里”群体项目中的摄影家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和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相差仅7岁，在摄影史上却隔了一代。不过，他俩的经历颇有些渊源。肖尔有部经典彩色摄影作品《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而斯特鲁斯的《无意识的地方》（Unconscious Places），题目和其中的彩色作品，都受其影响。肖尔在1970年代参与美国“新地形”摄影运动，斯特鲁斯秉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摄影的“新客观主义”传统。对这两个经典摄影传统，评论家往往都会给以“客观”、“冷静”、“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等评价，不过，前者在记录日常生活场景的快照会给人一种幽默感，后者在各种题材的摄影中则是一冷到底，并极大地表现影像的丰富细节。
在这个项目中，两人又分别秉承自己的理念，着眼于客观观察，并调动了自己摄影生涯中的所有经验和曾涉猎的主题。
不寻常地方的表象
当布伦纳邀请肖尔时，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摄影主题。因此，对他来说，这次拍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几乎马上就给出了回应。从2008年开始，肖尔先后6次来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留心着不同拍摄对象，试图通过展示客观景物来暗示在以色列人们生活的复杂性。他把这一国家和地区的探索成果汇集成一本摄影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From Galilee to the Negev）。在1990年代中期，肖尔曾在以色列拍摄一对夫妇的考古挖掘工作，其中拍摄的一些照片也被收进了这本书中。
在这本摄影书中，肖尔还邀请了熟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以及本地各行业人士撰写文章，如考古学家尤西·克莱因·哈勒维（Yossi Klein Halevi）、以色列厨师尤滕·奥拓朗（YotamOttolenghi）和散文家简·克莱默（Jane Kramer），他们对于视觉图像中隐含的文化符号进行了不同的论述，丰富了照片无法直接表明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据肖尔回忆，他是在分别与巴勒斯坦的社会活动家、以色列综合研究中心（Israeli think tank）的工作人员会面，并在不同层面讨论了可行拍摄方案后，才确定如何体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地理景观和历史文化状况。最终，肖尔确定了三个不同的拍摄主题：用地形学的眼光来考察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景和城镇景观；一直感兴趣的日常生活场景；古老而神圣的石头，有大约2500年前迦南高处的岩石，亦有与三大宗教的先知亚伯拉罕、默罕默德、耶稣有关的圣石。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表象》和《不寻常的地方》这两部肖尔的经典彩色作品，已成为一种模式被融入这个新项目，肖尔最为关注的依然是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些被人忽视的生活细节，并沿袭惯用的冷静态度拍摄各种人和景物，如：偶遇的街头人物、闲逛士兵和聚会的男女；室内的贝壳托盘、碗中的松果、架上的棋牌游戏和水烟；城市街道上的汽车厂、路标、涂鸦和商店招牌；考古遗迹、城市和乡村的建筑、以及内盖夫亚沙漠。
虽秉承传统，但肖尔不似一些老派摄影师对数字化影像抱有警惕，他持欢迎态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中，虽然拍摄考古遗迹、地理风景和城市景观时用了8×10相机以及黑白和彩色负片，但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则全部用数码相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使用数码相机进行快照。
场景中的符号和细节
与肖尔选择的拍摄模式最接近的，便是斯特鲁斯。而后者似乎更进一步，他没有给自己的摄影书取个能让人联想到这片土地的名称，仅仅是在封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次群体项目可能存在的竞争，斯特鲁斯坦率地说：“艺术家作为个体，有时在限定区域内呈现出的个人视角，远远比陈词滥调的老式浪漫来得有趣。”不过，他虽然作为一个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对社会结构感兴趣的艺术家，“来到这么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还是感到非常痛苦。”而德国人的身份也经常令他陷入很多痛苦的回忆。虽然对巴以冲突深有感触，但这并没有驱使他去直接面对政治与冲突。
在2009年至2014年间，斯特鲁斯也是6次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取证的方式侦察这里人们的状态和社会文化状况，并以客观的态度记录家庭肖像、风景、建筑，以及满是新技术的场所。在出版的摄影书中，他精选出16张彩色照片来呈现这一项目的成果。
这里虽然有着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但斯特鲁斯不想强调冲突，“我想抓住能反映这里的符号和可能存在的地方形象”，这也可看出他这一代摄影师的思考。在这一区域的不同地点，包括特拉维夫、希伯伦（Hebron）、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马萨达（Masada）、拉马拉（Ramallah）和拿撒勒（Nazareth）等地，他架起大画幅相机，以刻意选择的现实场景来构成图像，同时表现出一种自制和看似冷静疏离的态度，让观者讶异于影像的观点，并仔细观看照片中隐藏的意味。
在雷霍沃特（Rehovot），斯特鲁斯走进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拍摄Z箍缩等离子实验室的设备，显现出这里存在的新科技；他还为来自也门的犹太家庭拍摄全家福，认为他们稍显西化的服装，暗示着以色列的一些家庭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特拉维夫政府大楼，他同样力图精细呈现这个国际化又有野兽主义风格的政治符号。
“我的兴趣，或者说我的希望和意图在于，当处理某些事物时，能让特定的细节和地点更具规模、更高价值地呈现。”斯特鲁斯说道。观看他的照片，确实会明显感受到它的宏大规模、丰富的细节和令人屏息的视觉清晰度，而这些就是他想要达到的境界。
避免直面冲突，客观记录现实
其实，“在这里”群体项目的大部分摄影师都在避免像新闻记者那样，以艺术或个人化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地区。只是，肖尔和斯特鲁斯显得更为客观，并似乎带着取证的态度来创作。1990年代，肖尔便到过这里。当时，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可识别的标牌，他可以自由地驾车或逗留，而肖尔在参与这个群体项目时，比如去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小城镇，却时常被告知，“我们不能在那个小镇停。”即使肖尔明显感受到这里存在的冲突，他仍然回避去记录冲突。他认为，这也许正式这片地区的主要特征，但它不是这里的全部，也不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全部生活。
虽然很困难，但肖尔仍想以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来观察这个地方，避免那些游客纪念照式的摄影，结合自身的经验，筛选出可以体现这里文化本质的东西。这在他的考古遗迹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摄取便可看出。
而托马斯·施特鲁斯因这个群体项目，首次探访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作为一名德国人，他说，他知道有一天会来到这里，并一直等待着恰当的时机。像他这样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即使他的父母不是纳粹党，也没有积极参与斗争，他却时常背着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队孩子的骂名。从这个角度，对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存在的冲突，斯特鲁斯应该是所有参与摄影家中感受最深的。他来到这里，看到很多地方，令他难过，这里没有欢欣、鼓舞人心的地方。“我一点也不喜欢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它离和平太遥远，如果两边都可以放下他们的权力争夺，保持和平，这会使双方都变得强大。”他在一篇访谈中说。
不过，斯特鲁斯还是努力地收拾好自己的各种情绪，尽可能客观观察与记录，寻找暗示冲突的场景。比如，在塞勒瓦地区拍摄一位正在行走的巴勒斯坦妇女，对他来说，这其中可能隐含着巴以冲突，就已经够了。
此处位于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是与先知摩西有关的圣地
“在这里”群体项目中的摄影家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和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相差仅7岁，在摄影史上却隔了一代。不过，他俩的经历颇有些渊源。肖尔有部经典彩色摄影作品《不寻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而斯特鲁斯的《无意识的地方》（Unconscious Places），题目和其中的彩色作品，都受其影响。肖尔在1970年代参与美国“新地形”摄影运动，斯特鲁斯秉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摄影的“新客观主义”传统。对这两个经典摄影传统，评论家往往都会给以“客观”、“冷静”、“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等评价，不过，前者在记录日常生活场景的快照会给人一种幽默感，后者在各种题材的摄影中则是一冷到底，并极大地表现影像的丰富细节。
在这个项目中，两人又分别秉承自己的理念，着眼于客观观察，并调动了自己摄影生涯中的所有经验和曾涉猎的主题。
不寻常地方的表象
当布伦纳邀请肖尔时，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摄影主题。因此，对他来说，这次拍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几乎马上就给出了回应。从2008年开始，肖尔先后6次来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留心着不同拍摄对象，试图通过展示客观景物来暗示在以色列人们生活的复杂性。他把这一国家和地区的探索成果汇集成一本摄影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From Galilee to the Negev）。在1990年代中期，肖尔曾在以色列拍摄一对夫妇的考古挖掘工作，其中拍摄的一些照片也被收进了这本书中。
在这本摄影书中，肖尔还邀请了熟悉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以及本地各行业人士撰写文章，如考古学家尤西·克莱因·哈勒维（Yossi Klein Halevi）、以色列厨师尤滕·奥拓朗（YotamOttolenghi）和散文家简·克莱默（Jane Kramer），他们对于视觉图像中隐含的文化符号进行了不同的论述，丰富了照片无法直接表明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据肖尔回忆，他是在分别与巴勒斯坦的社会活动家、以色列综合研究中心（Israeli think tank）的工作人员会面，并在不同层面讨论了可行拍摄方案后，才确定如何体现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地理景观和历史文化状况。最终，肖尔确定了三个不同的拍摄主题：用地形学的眼光来考察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景和城镇景观；一直感兴趣的日常生活场景；古老而神圣的石头，有大约2500年前迦南高处的岩石，亦有与三大宗教的先知亚伯拉罕、默罕默德、耶稣有关的圣石。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表象》和《不寻常的地方》这两部肖尔的经典彩色作品，已成为一种模式被融入这个新项目，肖尔最为关注的依然是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那些被人忽视的生活细节，并沿袭惯用的冷静态度拍摄各种人和景物，如：偶遇的街头人物、闲逛士兵和聚会的男女；室内的贝壳托盘、碗中的松果、架上的棋牌游戏和水烟；城市街道上的汽车厂、路标、涂鸦和商店招牌；考古遗迹、城市和乡村的建筑、以及内盖夫亚沙漠。
虽秉承传统，但肖尔不似一些老派摄影师对数字化影像抱有警惕，他持欢迎态度。《从加利利到内盖夫》中，虽然拍摄考古遗迹、地理风景和城市景观时用了8×10相机以及黑白和彩色负片，但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则全部用数码相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使用数码相机进行快照。
场景中的符号和细节
与肖尔选择的拍摄模式最接近的，便是斯特鲁斯。而后者似乎更进一步，他没有给自己的摄影书取个能让人联想到这片土地的名称，仅仅是在封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次群体项目可能存在的竞争，斯特鲁斯坦率地说：“艺术家作为个体，有时在限定区域内呈现出的个人视角，远远比陈词滥调的老式浪漫来得有趣。”不过，他虽然作为一个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对社会结构感兴趣的艺术家，“来到这么一个充满冲突的地方，还是感到非常痛苦。”而德国人的身份也经常令他陷入很多痛苦的回忆。虽然对巴以冲突深有感触，但这并没有驱使他去直接面对政治与冲突。
在2009年至2014年间，斯特鲁斯也是6次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取证的方式侦察这里人们的状态和社会文化状况，并以客观的态度记录家庭肖像、风景、建筑，以及满是新技术的场所。在出版的摄影书中，他精选出16张彩色照片来呈现这一项目的成果。
这里虽然有着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但斯特鲁斯不想强调冲突，“我想抓住能反映这里的符号和可能存在的地方形象”，这也可看出他这一代摄影师的思考。在这一区域的不同地点，包括特拉维夫、希伯伦（Hebron）、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马萨达（Masada）、拉马拉（Ramallah）和拿撒勒（Nazareth）等地，他架起大画幅相机，以刻意选择的现实场景来构成图像，同时表现出一种自制和看似冷静疏离的态度，让观者讶异于影像的观点，并仔细观看照片中隐藏的意味。
在雷霍沃特（Rehovot），斯特鲁斯走进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拍摄Z箍缩等离子实验室的设备，显现出这里存在的新科技；他还为来自也门的犹太家庭拍摄全家福，认为他们稍显西化的服装，暗示着以色列的一些家庭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特拉维夫政府大楼，他同样力图精细呈现这个国际化又有野兽主义风格的政治符号。
“我的兴趣，或者说我的希望和意图在于，当处理某些事物时，能让特定的细节和地点更具规模、更高价值地呈现。”斯特鲁斯说道。观看他的照片，确实会明显感受到它的宏大规模、丰富的细节和令人屏息的视觉清晰度，而这些就是他想要达到的境界。
避免直面冲突，客观记录现实
其实，“在这里”群体项目的大部分摄影师都在避免像新闻记者那样，以艺术或个人化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地区。只是，肖尔和斯特鲁斯显得更为客观，并似乎带着取证的态度来创作。1990年代，肖尔便到过这里。当时，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可识别的标牌，他可以自由地驾车或逗留，而肖尔在参与这个群体项目时，比如去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小城镇，却时常被告知，“我们不能在那个小镇停。”即使肖尔明显感受到这里存在的冲突，他仍然回避去记录冲突。他认为，这也许正式这片地区的主要特征，但它不是这里的全部，也不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全部生活。
虽然很困难，但肖尔仍想以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来观察这个地方，避免那些游客纪念照式的摄影，结合自身的经验，筛选出可以体现这里文化本质的东西。这在他的考古遗迹和日常生活细节的摄取便可看出。
而托马斯·施特鲁斯因这个群体项目，首次探访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作为一名德国人，他说，他知道有一天会来到这里，并一直等待着恰当的时机。像他这样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即使他的父母不是纳粹党，也没有积极参与斗争，他却时常背着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队孩子的骂名。从这个角度，对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存在的冲突，斯特鲁斯应该是所有参与摄影家中感受最深的。他来到这里，看到很多地方，令他难过，这里没有欢欣、鼓舞人心的地方。“我一点也不喜欢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它离和平太遥远，如果两边都可以放下他们的权力争夺，保持和平，这会使双方都变得强大。”他在一篇访谈中说。
不过，斯特鲁斯还是努力地收拾好自己的各种情绪，尽可能客观观察与记录，寻找暗示冲突的场景。比如，在塞勒瓦地区拍摄一位正在行走的巴勒斯坦妇女，对他来说，这其中可能隐含着巴以冲突，就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