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散文《走！走到楼上去》开头道——
　　“我编了一出戏，里边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
　　这男人寄人篱下，却开罪米饭班主。架吵完，不给对方点颜色看，下不来台。这关节上，拂袖而退有两条路，一是上楼，二是出走。前者，仅仅是一时气愤，住还是要住的，谅主人不敢做绝。待两造气消了，“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作者张爱玲设计好这一后路。当然，高声向楼上叫“吃饭啰”的，未必是刚才对峙的主人，可能是他的贤内助，或者佣人。一家子下楼，碗筷齐动，不愉快烟消云散。后者则难办得多，离开寄寓之处，今晚一家在哪里睡？饭哪里吃？去旅馆、餐馆，付得起吗？还有漫长的往后……
　　说到“出走”，鲁迅曾论及“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针对的是旧时代经济上无法自立的女性。这位男家长，连沦落风尘的资本也没有，做贼更不行。比较之下，不管男女，没那么难走的路还是“上楼”。张爱玲举了以下的成功案例：“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意思大抵是：面子和后路都留了。
　　以上谈及的，都离当今颇远。现代人如何在“上楼”和“出走”二者之间辗转呢？有现成的例子——
　　旧金山的T夫妇有一独生女，容貌秀丽，智商超群。从出生起，就垄断了爸爸妈妈的爱以及其副产品——严格的管教。求学路上，可爱的乖乖牌从西海岸著名的史丹福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不是没有遗憾，那就是没谈过恋爱，上中学、大学时先后被好几位男孩子追求，都遭她拒绝。她的理由永远是：“我爸妈说念完书再考虑。”
　　她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不久，即堕入情网。爱情这样降临的：她在公园里边喝咖啡边看书，不远处一个青年人边弹吉他边唱歌，碰巧歌是她喜欢的，便走近，听完，给乐手跟前的铁罐放下两块钱。乐手向她点头，笑了。真英俊！她暗里赞叹。端详他，牛仔服褴褛，长发飘飘，歌和琴都如此迷人，是怎样洒脱的浪子啊！便走得更近，聊起來。就这样认识。往下是约会。不到一个星期陷进热恋。他不羁的外表，他粗鲁中的温柔，他的口才，彻底征服了她。她连他的身世、住处、靠什么谋生，如此之类的基本资料都没有了解的兴趣。她被爱火燃烧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情，教她处于半醉的状态。
　　她还和父母同住，母亲单从她出门前挑衣服和化妆的反常姿态，就发现她有了“心上人”。父亲出面和她谈，开明地予以祝贺，继而旁敲侧击，打听“他”的底细。她耸耸肩，说，我光知道我爱他，他爱我，其他的？不晓得。父亲急了，出马侦查，很快起了他的底：是无家可归者，有酗酒和吸毒的恶习。怕女儿不信，聘请私家侦探，偷偷拍下他和一群流浪人鬼混的照片。继而与女儿摊牌。女儿噘噘嘴，说：“我可以让他改好。”“你，凭什么？”“凭我的爱！”
　　父母苦苦劝告，没用。把女儿的同学和表姐妹请来当说客，没用。最后，父母在她花枝招展地赴约，即将跨出家门时，提出最后通牒：两条路，要么和他一刀两断，要么和父母断绝关系。你想清楚，选第一条，就留在家;选第二条，从此不准回来。女儿毫不含糊地甩身离开。高傲的高跟鞋橐橐远去，每一下都踩在父母的心尖。一去没了下文。父母间接打听到，女儿正常上班，放心冷战下去。
　　一个月后，女儿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原来，她与吉他手私奔的日子，由她出钱租下廉价客栈，算是开始蜜月。他平时还算正常，一旦喝高或嗑药，那就变成野兽，咆哮，怒骂，掌掴。可怜她，从父母的掌上明珠变成卑贱的奴隶。最后一次，她被打倒在地，不省人事，醒来以后，看他烂醉如泥，便拨电报警。警察上门，把他逮走。她大梦初醒，坐警车回到父母的家。
　　她拿出钥匙打开门，捂着脸进去，父母迎上来，她没说一句话，上楼去，在自己的卧室躺下。父母进去，看她脸上的伤处，明白一切。几天以后，她心情终于平静下来，下楼和父母一起吃饭。两口子不敢多说话，要问，也只是：“喜欢这个菜不？”
　　这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以独特的方式完成从“出走”到“上楼”的蜕变。
　　（董菁荐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