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八大的召开，部分媒体预言“重大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在十八大之后”。有消息更是督促各级官员节约拉动增长的弹药，以备以后使用。如何才能既保证经济良性而快速地增长，又能把刺激政策的副作用缩小在可控范围？
　　笔者以为，有三个方向值得期待：土地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企改革的增量思维，分别具体的指向是进一步避免“房价越调越高”、“货币政策失效”以及“经济垄断”问题，且改革方向都可能是从“增量时代”走入“存量时代”。
　　首先，土地市场应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如果问未来十年中国与欧美相比，拉动经济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城市化。相关机构公布的中国城市化率超过了50%，城市化建设势必需要考虑财政来源问题。
　　但中国的土地财政来自于增量土地，靠征收农民的地来卖。这样的土地财政需要两大制度支撑：征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一者国家按照农地价格征收土地，土地用途改变后的收益农民不能分享；二者集体用地不能进入土地市场，农民不能凭借土地直接参与城市化的进程。
　　此外，这种靠买卖增量土地价差收益的后果之一便是土地利用率低。近些年，上海的工业用地产出提高到80亿美元/平方公里，而香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平方公里。目前，我国的建设工地总量已达国土面积的3.4%，已经达到了欧美国家的水平，但使用效率相距较远。
　　地方政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累计了相当的财力。如果充分落实了地方政府节约支出的因素，应该具备了逐步减少甚至终止靠出售增量土地获取非税收入的空间，真正从“地产税”上升至“房产税”。一方面提高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加大住宅用地的供应量和占比，适当放宽农村集体用地进入市场的可能。
　　对于如何增加存量土地的使用效率，上海提出的“楼宇经济”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如上海市政府鼓励核心区域的写字楼进行硬件升级，如室内精装等。楼宇的品质提高势必会拉动租金的上涨，租金的上涨自然会增加当地的税收收入。而从房地产基金的角度看，一方面通过楼宇的硬件升级，带动了写字楼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改善楼宇的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可以提升楼宇的价值。
　　其次，货币政策应从“增量调控”转向“存量调控”。
　　过去一年，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了三次，今年利率也下调了两次。因为货币的中间媒介特点，货币政策能够有效调控的只限于银行体系内的资金，大量的民间资本并不在可调整的有效范围。到2012年底，中国的M2将接近100万亿元，GDP将接近50万亿元。巨大的货币供应催生了两个现象：一是市场中的流动性过剩；二是实体民营企业持续资金饥渴。前者更多的是增量供应过剩的表象，后者则是存量管理低效的表象。
　　从银行表内贷款与表外贷款的占比来看，2002年我国几乎全部是表内贷款，而2011年该指标已经降至55%；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占比来看，2002年间接融资占比93%，而2011年已降至82%。不难发现，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的控制力断下滑。增量与存量二者相比较：更多的是通过存量准备金率和新增信贷量来控制，政府可控性相对较大，而如何合理有效地管理和疏导存量则更加精细化，也更需要管理艺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动态平衡。对于寡利的领域，如住建部正在研究的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保障房领域，如果没有足够可观的利益引导机制，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少人问津；对于暴利的行业，如银行业，必然是民间资本竞相角逐的领域。所以，理性的选择是“自由+竞争”的策略。
　　最后，国企改革也需调整“增量改革”的思维，就是既不损害现有利益格局，又创造出新的利益触点。首先国企的垄断使得一些高利润行业拒民企于门外。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低息从百姓手中获得资金又极具倾向性地贷给效率不够高的一些国企，这使得不少民企只能求助于高利贷。再者，每年1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让民企负担不少。最后，相关寻租行为造成民企运行成本升高。
　　有效的改革势必破除利益格局，而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存量时代”、“质量时代”将会越来越近。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