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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已然成为实际上的霸主。尽管德国无意统治任何其他国家，但若无其首肯，欧洲便无法通过任何决策。
我尝试用一种更为全面的方法来看待欧洲的未来。这源于我自创的理解框架，这个框架的应用范围远超金融市场，关乎思考与现实的关系本质。思考与现实的关系很复杂，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由其对现实的理解决定。人的思考具备两种功能：一方面，人们尝试理解他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们尝试去影响参与的事件，这是控制功能。这两个功能彼此影响，我称之为交互反身性。我的理解框架的基石就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交互反身性和不可靠性是该原理的支撑。
不确定性原理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只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因此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经济学理论一直以来尝试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牛顿物理理论，而我的理解框架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直接矛盾。
这种矛盾在金融问题上尤为明显，尤其是欧债危机。主流经济学追寻不受时空限制的定理，定理的有效性可以被事实证明。而我想指出的是，因为不确定性原理，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事实并不能完全可靠地论证定理的正确性。我并不否认建立不受时空限制定理的可能性，正如不确定性这个定理可被广泛应用一样。但是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定理，它也必然含糊宽泛，不足以得出具体的预测和解释。
社会现象总是易于解释，难于预测。人类的不确定性，令过去成为独特的过去，未来成为难以预测的未来。这并不是牛顿物理定律的运作方式。主流经济学尝试运用牛顿定理的方式，通过引入均衡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性现象。这需要精巧的思维运作。它从完全自由竞争开始，假定所有的信息都已知，并且由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支持。
相反，我要强调误解、误传和信息缺乏在事物发展中的力量。我强调事件变化的过程而非终局。这个过程在现实的主客观两方面形成反射性的反馈循环。不可靠性使得这两方面永远不会达成一致。这就是我的理念框架与主流经济学迥异之处。
反馈可为正面也可为负面。负反馈使现实的主观与客观差异变小，正反馈则会放大差异。极端来看，负反馈会导向均衡，正反馈则将酿成混乱。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均衡是必然的结果，而在我的理论框架下，均衡只是两个极端状况中的一个。现实分布在近似均衡和无限远离均衡之间，但是现实事件的分布并不遵循规律的钟型曲线，而是靠近两个极端。极端现象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用二分法来简化事物，任何一个状况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的或者不稳定的，但人们的观点可以很快转变，这导致了市场波动的“厚尾性”（由羊群效应而导致的价格曲线在波峰更为尖锐而波谷更为平缓的现象）。这一事实在标准经济学中并未出现，但对我的框架理论却极为重要。
使用我的理念框架，我又发展了一套与均衡理论相反的，用于解释金融危机繁荣萧条的循环理论。这套理论包括一个在现实中的趋势和一个与此趋势相关的错误解读。趋势和错误解读彼此不断影响，直到这个错误解读变得更加明显，最终达到一个转折点。至此，趋势会反向发展，一个正反馈循环变为负反馈循环。
繁荣衰败周期或者泡沫只是自反性的一种表现，并且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会发展到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地步。市场和政府之间也会存在一种自反性。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之后潜伏着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市场和政府都不可靠、易犯错误，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在相互作用中会出现自反性。虽然泡沫只会偶尔发生，但政府和市场的交互影响却一直在进行。我们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来理解每个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寻找一个永恒的定律。
我的理念框架包括一些普遍有效的总结，因此在解释或预测政治经济上的有效性都是很局限的。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曾使用这个理念框架构造了特定的理论并针对特定的情况，我的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效。
从欧元危机开始，我就十分关注并写了很多文章编入书中。我发现我的理念框架非常有效，因为欧元危机是在政治金融的反射交互影响下发生，同时又包含历史、文化、伦理和法律等层面，这样复杂的局面使得人们开始退缩。误解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将对此做出讨论。
共同货币的设置存在很多缺陷，有些缺陷在欧元启用时就已明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欧元是不完善的货币，虽有一个中央银行，却并无统一的财政部。其他的问题在危机中才被发现。回顾过去，欧元最大的缺陷是将成员国的政府债务暴露于违约的风险之下。在一个有自己货币的发达国家，违约不可能发生，因为随时可以印钞。一旦使用了共同货币，这些国家就将印钞的权力交给了独立的欧洲央行，令其现状等同于借入外国货币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次危机之前，这一现实并没有被政府或者市场发现，这也印证了市场和政府的易错性。
欧元开始启用之时，官方事实上曾尝试宣布政府债券为无风险。商业银行不需要为持有政府债券存留资本金，并且欧洲央行会在其贴现窗口以同等条件兑换这些债券。商业银行由此产生买进弱国债券牟利的不良动机，而利润额最终降至几个基点。
利率的趋近导致了经济表现的趋离。弱国享受了房地产、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增长，而德国却在欧洲统一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开始厉行紧缩和结构性改革。这一趋离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时却并没有被预测，人们只意识到公共领域会存在不平衡。
然后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欧洲财长们宣布不会允许任何大型金融机构倒闭，但是默克尔总理却坚持每个国家只应当对自己的国家负责，而不是由欧盟或欧元区对它们整体负责。这是欧债危机的开始，但市场过了一年才对此做出反应，直到希腊的债务赤字足以让市场意识到其可能破产之时。然而，随之而来的报复性风险溢价已不只针对希腊，殃及许多被称作“边缘国”的国家。到那时，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超越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危机的爆发使欧洲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欧洲人在应对危机时却必须遵守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则，由于法国和德国的反对，他们也无法改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来促成欧洲进一步的融合。结果是，官方需要凭借各种法律借口来防止欧元进一步崩盘，这使得欧元区的管理规则变得比重新设计这些规则更加复杂。同时，实际操作中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法律渐渐认可破产的风险和债券持有人的自救。这使得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处于极大的周期性劣势，而这一劣势并没有被普遍地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德语“Schuld”的双重意义是最好的诠释。这个德语词既有债务之意，又有罪责之意。自然而然地，德国国内将债务国的责任归咎于它们自己的不幸。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事实，除了对希腊。希腊政府确实公然违背了合约，但其他的负债国并没有。事实上，西班牙还曾经因其谨慎的财政政策而被视为模范。很明显，问题是系统上的。负债国有一定的责任，而这一不幸的大部分责任理当归于那些设定欧元规则的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虽然他们至今回避这个事实。欧元危机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德国大选中几乎没有与欧元相关的话题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然而，从危机中发展出来的欧元系统远不那么令人满意。主流经济学家将其称作弱势平衡，我将其称作远离均势。欧元危机已经使得现在的欧盟与创立之初的欧盟大相径庭。欧盟的本意是建立一个自愿的组织，使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能够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让出部分主权。但此时欧盟中国家的关系已经变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关系—这从根本上来说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当一个债务国陷入危机时，债权国便占据上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更是保持了这样的状况。这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并且很可能彻底摧毁欧盟。只有债权国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它们并没有显示出这样做的意愿。
欧洲的现状主要是由政治、金融两方面导致。在政治方面，德国已然成为实际上的霸主。尽管德国无意统治任何其他国家，但若无德国首肯，欧洲便无法通过任何决策。民主在德国茁壮成长，其它的债务国却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德国宪法法院也成为欧洲最有实力的司法机关。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并不希望扮演霸权者的角色和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结果，在此次危机中，德国被一些国家诟病，而德国自己觉得虽然努力避免，还是被不公正地指责。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塑造一个良性的霸权形象，进而被打造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并享受欧洲长久的忠诚。如今德国人的态度与统一之初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当时德国为了争取统一而成为欧元一体化的发动机。
从经济角度来看，德国支持的紧缩政策只有反作用。每削减1欧元的财政支出便会使得GDP降低超过1欧元，换句话说就是财政乘数大于1。德国的民众对此感到费解，因为由施罗德政府发起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为什么在德国可以成功的政策到欧洲其他国家就不成功了呢？原因是施罗德的改革是在通胀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如今欧洲面临的是通缩。欧洲政府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最终他们意识到了，并且停止施加更多的紧缩政策。这一举措纾缓了欧元区的下行压力，使欧元区得以触底，缓和了欧洲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在德国的带领下正在逐步复苏，但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经济复苏依然滞后。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负债国有更多的债务压力和更高的借款利率。因为这是反复发生的事件，债务国与债权国间的差距将日益拉大。
分析现状以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认识错误并且找出造成现状的误解，第二步，是改正这些错误和误解。只有德国可以发起这个过程，作为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的国家，德国具有控制权。如果要一个债务国来开始这一过程的话无疑只会加剧误解和错误。承认和改正错误从来都不容易，在现在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因为事件的本身就已复杂到令人失去思考的能力。这么做还会使德国获得各国长久的感激，反之则会使现状恶化。这些误解已经使得现行政策的受害者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承受梦魇。现在欧元危机结束了，德国在胜利中凯旋，但是这样得不偿失的胜利应当尽量被避免。
我尝试用一种更为全面的方法来看待欧洲的未来。这源于我自创的理解框架，这个框架的应用范围远超金融市场，关乎思考与现实的关系本质。思考与现实的关系很复杂，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由其对现实的理解决定。人的思考具备两种功能：一方面，人们尝试理解他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们尝试去影响参与的事件，这是控制功能。这两个功能彼此影响，我称之为交互反身性。我的理解框架的基石就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交互反身性和不可靠性是该原理的支撑。
不确定性原理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只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因此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经济学理论一直以来尝试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牛顿物理理论，而我的理解框架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直接矛盾。
这种矛盾在金融问题上尤为明显，尤其是欧债危机。主流经济学追寻不受时空限制的定理，定理的有效性可以被事实证明。而我想指出的是，因为不确定性原理，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事实并不能完全可靠地论证定理的正确性。我并不否认建立不受时空限制定理的可能性，正如不确定性这个定理可被广泛应用一样。但是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定理，它也必然含糊宽泛，不足以得出具体的预测和解释。
社会现象总是易于解释，难于预测。人类的不确定性，令过去成为独特的过去，未来成为难以预测的未来。这并不是牛顿物理定律的运作方式。主流经济学尝试运用牛顿定理的方式，通过引入均衡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性现象。这需要精巧的思维运作。它从完全自由竞争开始，假定所有的信息都已知，并且由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支持。
相反，我要强调误解、误传和信息缺乏在事物发展中的力量。我强调事件变化的过程而非终局。这个过程在现实的主客观两方面形成反射性的反馈循环。不可靠性使得这两方面永远不会达成一致。这就是我的理念框架与主流经济学迥异之处。
反馈可为正面也可为负面。负反馈使现实的主观与客观差异变小，正反馈则会放大差异。极端来看，负反馈会导向均衡，正反馈则将酿成混乱。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均衡是必然的结果，而在我的理论框架下，均衡只是两个极端状况中的一个。现实分布在近似均衡和无限远离均衡之间，但是现实事件的分布并不遵循规律的钟型曲线，而是靠近两个极端。极端现象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用二分法来简化事物，任何一个状况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的或者不稳定的，但人们的观点可以很快转变，这导致了市场波动的“厚尾性”（由羊群效应而导致的价格曲线在波峰更为尖锐而波谷更为平缓的现象）。这一事实在标准经济学中并未出现，但对我的框架理论却极为重要。
使用我的理念框架，我又发展了一套与均衡理论相反的，用于解释金融危机繁荣萧条的循环理论。这套理论包括一个在现实中的趋势和一个与此趋势相关的错误解读。趋势和错误解读彼此不断影响，直到这个错误解读变得更加明显，最终达到一个转折点。至此，趋势会反向发展，一个正反馈循环变为负反馈循环。
繁荣衰败周期或者泡沫只是自反性的一种表现，并且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会发展到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地步。市场和政府之间也会存在一种自反性。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之后潜伏着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市场和政府都不可靠、易犯错误，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在相互作用中会出现自反性。虽然泡沫只会偶尔发生，但政府和市场的交互影响却一直在进行。我们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来理解每个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寻找一个永恒的定律。
我的理念框架包括一些普遍有效的总结，因此在解释或预测政治经济上的有效性都是很局限的。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曾使用这个理念框架构造了特定的理论并针对特定的情况，我的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效。
从欧元危机开始，我就十分关注并写了很多文章编入书中。我发现我的理念框架非常有效，因为欧元危机是在政治金融的反射交互影响下发生，同时又包含历史、文化、伦理和法律等层面，这样复杂的局面使得人们开始退缩。误解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将对此做出讨论。
共同货币的设置存在很多缺陷，有些缺陷在欧元启用时就已明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欧元是不完善的货币，虽有一个中央银行，却并无统一的财政部。其他的问题在危机中才被发现。回顾过去，欧元最大的缺陷是将成员国的政府债务暴露于违约的风险之下。在一个有自己货币的发达国家，违约不可能发生，因为随时可以印钞。一旦使用了共同货币，这些国家就将印钞的权力交给了独立的欧洲央行，令其现状等同于借入外国货币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次危机之前，这一现实并没有被政府或者市场发现，这也印证了市场和政府的易错性。
欧元开始启用之时，官方事实上曾尝试宣布政府债券为无风险。商业银行不需要为持有政府债券存留资本金，并且欧洲央行会在其贴现窗口以同等条件兑换这些债券。商业银行由此产生买进弱国债券牟利的不良动机，而利润额最终降至几个基点。
利率的趋近导致了经济表现的趋离。弱国享受了房地产、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增长，而德国却在欧洲统一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开始厉行紧缩和结构性改革。这一趋离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时却并没有被预测，人们只意识到公共领域会存在不平衡。
然后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欧洲财长们宣布不会允许任何大型金融机构倒闭，但是默克尔总理却坚持每个国家只应当对自己的国家负责，而不是由欧盟或欧元区对它们整体负责。这是欧债危机的开始，但市场过了一年才对此做出反应，直到希腊的债务赤字足以让市场意识到其可能破产之时。然而，随之而来的报复性风险溢价已不只针对希腊，殃及许多被称作“边缘国”的国家。到那时，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超越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危机的爆发使欧洲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欧洲人在应对危机时却必须遵守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则，由于法国和德国的反对，他们也无法改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来促成欧洲进一步的融合。结果是，官方需要凭借各种法律借口来防止欧元进一步崩盘，这使得欧元区的管理规则变得比重新设计这些规则更加复杂。同时，实际操作中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法律渐渐认可破产的风险和债券持有人的自救。这使得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处于极大的周期性劣势，而这一劣势并没有被普遍地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德语“Schuld”的双重意义是最好的诠释。这个德语词既有债务之意，又有罪责之意。自然而然地，德国国内将债务国的责任归咎于它们自己的不幸。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事实，除了对希腊。希腊政府确实公然违背了合约，但其他的负债国并没有。事实上，西班牙还曾经因其谨慎的财政政策而被视为模范。很明显，问题是系统上的。负债国有一定的责任，而这一不幸的大部分责任理当归于那些设定欧元规则的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虽然他们至今回避这个事实。欧元危机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德国大选中几乎没有与欧元相关的话题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然而，从危机中发展出来的欧元系统远不那么令人满意。主流经济学家将其称作弱势平衡，我将其称作远离均势。欧元危机已经使得现在的欧盟与创立之初的欧盟大相径庭。欧盟的本意是建立一个自愿的组织，使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能够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让出部分主权。但此时欧盟中国家的关系已经变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关系—这从根本上来说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当一个债务国陷入危机时，债权国便占据上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更是保持了这样的状况。这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并且很可能彻底摧毁欧盟。只有债权国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它们并没有显示出这样做的意愿。
欧洲的现状主要是由政治、金融两方面导致。在政治方面，德国已然成为实际上的霸主。尽管德国无意统治任何其他国家，但若无德国首肯，欧洲便无法通过任何决策。民主在德国茁壮成长，其它的债务国却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德国宪法法院也成为欧洲最有实力的司法机关。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并不希望扮演霸权者的角色和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结果，在此次危机中，德国被一些国家诟病，而德国自己觉得虽然努力避免，还是被不公正地指责。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塑造一个良性的霸权形象，进而被打造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并享受欧洲长久的忠诚。如今德国人的态度与统一之初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当时德国为了争取统一而成为欧元一体化的发动机。
从经济角度来看，德国支持的紧缩政策只有反作用。每削减1欧元的财政支出便会使得GDP降低超过1欧元，换句话说就是财政乘数大于1。德国的民众对此感到费解，因为由施罗德政府发起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为什么在德国可以成功的政策到欧洲其他国家就不成功了呢？原因是施罗德的改革是在通胀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如今欧洲面临的是通缩。欧洲政府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最终他们意识到了，并且停止施加更多的紧缩政策。这一举措纾缓了欧元区的下行压力，使欧元区得以触底，缓和了欧洲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在德国的带领下正在逐步复苏，但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经济复苏依然滞后。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负债国有更多的债务压力和更高的借款利率。因为这是反复发生的事件，债务国与债权国间的差距将日益拉大。
分析现状以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认识错误并且找出造成现状的误解，第二步，是改正这些错误和误解。只有德国可以发起这个过程，作为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的国家，德国具有控制权。如果要一个债务国来开始这一过程的话无疑只会加剧误解和错误。承认和改正错误从来都不容易，在现在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因为事件的本身就已复杂到令人失去思考的能力。这么做还会使德国获得各国长久的感激，反之则会使现状恶化。这些误解已经使得现行政策的受害者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承受梦魇。现在欧元危机结束了，德国在胜利中凯旋，但是这样得不偿失的胜利应当尽量被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