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个人或群体，都会有知识及判断上的“盲点”（Blind spot）,“盲点”是指明明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当时的人却硬是视而不见，或根本就认为它并不重要。
　　人类历史上，这种“盲点”太多了。牛津暨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形势严峻，但主流的政商精英在那个世界俨然成了投资乐园的时刻，却硬是认为和平为硬道理，战争绝不可能。这种系统性的盲点就体现在本次金融危机上，就在美国次贷风暴即将扩大之前，美国联储仍认为它只是小事，只会拉大0.25%GDP，失业率只会增加0.1%，诸如此类的“盲点”，乃是每个时代的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封闭认知系统，应该看到的全都视而不见或被不重要化。难怪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学界已有人认为美国的总体经济学理论“不是没用就是有害”了。
　　再说另一种“盲点”，在1958年间，越战已在逐级升高，但在这10年间，美国三大政治学报发表的924篇研究文章里，谈越南的却只有1篇而已；同一期间，最重要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里只有1篇谈贫穷，3篇谈城市危机。越战、贫穷和城市危机乃是1960年代已出现的最大问题，而主要学术圈却全都不理会。
　　这种“盲点”其实不难理解，学术界看政府脸色办事，他们只是在反映主流的价值，越战等问题乃是主流权力圈出来的，谈这种问题会被认为是在找麻烦，大家对这些问题当然就假装未见，噤口不言。这种“盲点”显示出学术知识界是整个秩序的一环，而且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也是我从不认为主流学术界会扮演改革动力的原因。近代的污染问题、生态问题全都是非主流知识圈及社会运动界所催生出来的。
　　再以眼前正在发生且到了后来全世界都会被卷入的美国债务问题为例，目前美国举债上限已达14. 3兆美元。若不再调高，即有债务违约之虑，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及国家债务无止境地攀高，这是何等严重的大事，在过去50年里，美国已连续75次调高举债上限。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至2000年间，美国经济研究局所发表过的7000多份报告里，与财政有关的却只有5篇而已。由此已可看出，财政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认为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盲点”又是怎么造成的？我的合理解释是一个问题当它实质已变得很严重，它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严重问题的时间表，政府会夸张，学术界和理论界也会将它夸张，但美国债务恰好不是这样的问题：
　　（一） 自从美元脱黄金化，全球进入美元时代后，当年戴高乐所谓“美元享有的过分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就开始更加扩大，它可以用它的贸易及货币定价权力，要求对美贸易的顺差国，将它们的顺差用来购买低利美债。这套机制从长期看似乎是可以运作下去的，既然可运作，问题就变得相对不严重化。
　　（二）美元是美国主流货币，也是国际储蓄货币和贸易的定价货币，美国债务一直增加，这当然等于美元愈来愈薄，但这其实也是可运作的：美元愈变愈薄，等于它的债务也愈来愈少，用后来的债稀释前面的债；美元愈变愈薄，等于它向全世界输出了通货膨胀，相对而言，这也等于美国在向全世界收取了通货膨胀税。难怪有研究历史的人将它与罗马帝国时代相提并论，当年罗马帝国对外抽11元税维持其运作，今日的美国也转个弯在抽税，成了一个“债务帝国”（Debt Empire），由于它可以运作，而当一个问题可以透过运作而展现外在化，它就变得不再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成了“盲点”，只是债务对美国可能相对不严重，美国的这种对债务不理会的态度被其他国家依法炮制，别的国家缺乏美国这样的权力与筹码，它们就难免先出现债务危机了。欧洲就是例证。
　　“盲点”是个值得注意的知识问题。它有点像是个山中人，已被自己设限，那就是“盲点”的起源。“盲点”是自己看不见的，只有时代情势改变，“盲点”所形成的对应系统穿了帮，否则山中人只好一直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