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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侵略者们，经过几番较量，发现这个貌似强大的东方帝国，却原来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了。因此列强纷纷前来，到这块“乐园”各取所需。19世纪70年代的新疆，由于当时满清朝廷正在全力以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无暇西顾。1864年6月，新疆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分裂势力起兵反清。于是乎，沙皇俄国和美帝国主义便乘机将侵略魔爪伸入南疆。在他们的唆使下，中亚细亚的浩罕汗国(这是一个由乌兹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来的封建汗国)的封建统治者派遣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很快便控制了南疆的大部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当时的英国和沙俄侵略者都乘机支持阿古柏、白彦虎等反动势力，争取他们作为自己在新疆的代理人。不断派遣使团与之谈判，订立“商约”，作为它们各自的侵略工具。1871年沙皇俄国又以“代管伊犁”的名义，公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实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这时的新疆，已经到了四分五裂、朝不保夕的地步了。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督师甘州，坐镇西北，谋划出兵西征。左宗棠本来就是一个喜欢钻研兵法，谙熟三韬六略的人。加上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经过多次战斗，有了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坐镇甘州之后，对于新疆的风土民情、气候交通、粮草运输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同时又对于兵员、粮草、马匹等作了两三年的准备。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时，左宗棠对于西征，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他满怀希望带着他的西征方案去上朝，却冒出了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实际也就是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原来当时在清廷主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也急等用钱。他散布投降谬论，认为：“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一百来年了，每年花费的戍边饷银不下几百万两。看来这是个无底洞，是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统领大军西征，真是个得不偿失的下策。倒不如依从英国人的意见：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行。省下这笔钱，可以专心搞海防。”
左宗棠听了之后，针锋相对地指出：“此言休矣!如今关陇新平，如不及时收复失掉的新疆，让其独立。这无疑是一个上有愧于张骞、班超，而对下则遗祸于子孙万代的罪恶主张。一旦让阿古柏独立，则中国之新疆，如不被英国狼吞，即将落人沙俄虎口。然而我们所丢掉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疆。整个西北边陲，将无以屏障。唇亡齿寒，陕、甘、青必将接踵而失。如此下去，对内是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则是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这是误国之计，绝不可行。”左宗棠的正义之词，驳斥了李鸿章的卖国谬论。得到了许多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支持，也感动了当时的满族元老文祥。由于文祥在皇族中的威望，朝廷当即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并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吉出塞，平息新疆叛乱。同时下旨财政大臣沈葆浈，从国库提取现银五百万两作为西征军费，余下的由左宗棠自行筹措。
西征军费有了着落，左宗棠回到甘州。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他制订了“缓进、速决”的战略决策。听谓“缓进”。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进军之前，坚决防止草率从事，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例如后勤供应的粮草运输问题，他就对运输工具，做了几项运具的对比实验。时于部队，他历来是讲究：“兵要精，饷要裕。”在各部队内部尽量压缩编制，裁汰冗员，尽力充实作战第一线。在第一线，又尽量做到：去老弱，留精壮。到临阵作战，他是主张“速决”。他认为当时存在国库空虚，运输遥远等不利条件。因此在出师之前。向部属反复说明：在作战方面，一定要速战速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干脆利索，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三月，正当春暖化冻之际，左宗棠挥师西征。他坐镇肃州。命金顺、刘锦棠兵分两路，先后率师出关。到光绪三年三月，前方捷报频传。在北路，一路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叛匪匆忙南逃。接着在南路，又收复了达板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城。叛首阿古柏眼看大势已去，因此服毒自杀。他的长子胡里，在争权夺位中，将其亲弟弟杀死，率领残部逃往喀什。
正当节节取胜时，朝廷内部的投降派突然又发来命令，他们认为：“……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当时左宗棠的副手们，都感到意外，有感到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之感。幸喜左宗棠当机立断，他指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面上疏，力陈利害。指出：“如果现在收兵，等于是放虎归山，自留后患。并将遗患无穷。”另一方面继续挥师西进。到当年八月，先后收复了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八城。使胡里、白彦虎等匪徒在域内已无立足之地，在沙俄的包庇下。逃往俄国。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叛乱活动，到此宣告平息。为了达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造福子孙后代，团结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新疆。左宗棠在光绪四年正月，上书清廷，极力陈述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以后于1884年经清廷批准，正式组建新疆省)
南疆平息之后，左宗棠又返回北疆，与驻扎在伊犁的沙俄军队进行谈判，要求俄军实现自己的诺言：“退还伊犁。”但沙俄军队就是不想走，用种种借口抵赖。左宗棠只好又上表清廷，请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清廷派了昏庸无能的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沙俄竟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又是赔偿军费。又要割地。而昏庸无能的崇厚竟完全接受了俄国的无理要求。消息传来，轰动了朝野上下，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崇厚卖国求荣。此时的左宗棠上表朝廷，尖锐地指出：崇厚所订条约，实为我国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在表章的最后，他又提出自己的方案：“……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俄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清廷屈于群臣的压力，只好治罪崇厚，再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自愿请行，兵分三路向伊犁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区为北路。而左宗棠本人亲率大军四万，坐镇哈密，作为使臣的后盾。为表示一个边关将领要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专门派人将他的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向部下表示：“只要伊犁不收回，我和大家一样，就要和伊犁共存亡。如果我有幸战死沙场，请你们将我的尸体装进棺材，埋在新疆。为后来的进疆者开路。”他的这一壮烈的举动，对于军队的士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对于侵略者来说，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们闻风丧胆。不久，沙俄慑于左宗棠军队的军威，唯恐把事情闹僵，到最后一无所得。乃于第二年正月，改变了态度，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让步。达成协议：还我伊犁，撤回海军。(按：沙俄在得知清廷拒不批准崇厚所签条约之后，派出海军舰队游弋在我国天津、奉天、山东等海面，进行威胁讹诈)应该说，这是左宗棠那保卫祖国的浩然正气和他的“先礼后兵。刚柔相济”的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左宗棠的功过是非。历来都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他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总观他的一生，应该说，还是瑕不掩瑜的。因此在五十年代初，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接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时，对于左宗棠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北边疆的功绩时，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十九世纪的张骞和班超。
(责任编辑／韩春萌)
当时的英国和沙俄侵略者都乘机支持阿古柏、白彦虎等反动势力，争取他们作为自己在新疆的代理人。不断派遣使团与之谈判，订立“商约”，作为它们各自的侵略工具。1871年沙皇俄国又以“代管伊犁”的名义，公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实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这时的新疆，已经到了四分五裂、朝不保夕的地步了。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督师甘州，坐镇西北，谋划出兵西征。左宗棠本来就是一个喜欢钻研兵法，谙熟三韬六略的人。加上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经过多次战斗，有了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坐镇甘州之后，对于新疆的风土民情、气候交通、粮草运输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同时又对于兵员、粮草、马匹等作了两三年的准备。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时，左宗棠对于西征，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他满怀希望带着他的西征方案去上朝，却冒出了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实际也就是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原来当时在清廷主管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也急等用钱。他散布投降谬论，认为：“从乾隆平定新疆之后，一百来年了，每年花费的戍边饷银不下几百万两。看来这是个无底洞，是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统领大军西征，真是个得不偿失的下策。倒不如依从英国人的意见：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行。省下这笔钱，可以专心搞海防。”
左宗棠听了之后，针锋相对地指出：“此言休矣!如今关陇新平，如不及时收复失掉的新疆，让其独立。这无疑是一个上有愧于张骞、班超，而对下则遗祸于子孙万代的罪恶主张。一旦让阿古柏独立，则中国之新疆，如不被英国狼吞，即将落人沙俄虎口。然而我们所丢掉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疆。整个西北边陲，将无以屏障。唇亡齿寒，陕、甘、青必将接踵而失。如此下去，对内是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则是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这是误国之计，绝不可行。”左宗棠的正义之词，驳斥了李鸿章的卖国谬论。得到了许多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支持，也感动了当时的满族元老文祥。由于文祥在皇族中的威望，朝廷当即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并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吉出塞，平息新疆叛乱。同时下旨财政大臣沈葆浈，从国库提取现银五百万两作为西征军费，余下的由左宗棠自行筹措。
西征军费有了着落，左宗棠回到甘州。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他制订了“缓进、速决”的战略决策。听谓“缓进”。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进军之前，坚决防止草率从事，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例如后勤供应的粮草运输问题，他就对运输工具，做了几项运具的对比实验。时于部队，他历来是讲究：“兵要精，饷要裕。”在各部队内部尽量压缩编制，裁汰冗员，尽力充实作战第一线。在第一线，又尽量做到：去老弱，留精壮。到临阵作战，他是主张“速决”。他认为当时存在国库空虚，运输遥远等不利条件。因此在出师之前。向部属反复说明：在作战方面，一定要速战速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干脆利索，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三月，正当春暖化冻之际，左宗棠挥师西征。他坐镇肃州。命金顺、刘锦棠兵分两路，先后率师出关。到光绪三年三月，前方捷报频传。在北路，一路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叛匪匆忙南逃。接着在南路，又收复了达板城、托克逊、吐鲁番等城。叛首阿古柏眼看大势已去，因此服毒自杀。他的长子胡里，在争权夺位中，将其亲弟弟杀死，率领残部逃往喀什。
正当节节取胜时，朝廷内部的投降派突然又发来命令，他们认为：“……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当时左宗棠的副手们，都感到意外，有感到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之感。幸喜左宗棠当机立断，他指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面上疏，力陈利害。指出：“如果现在收兵，等于是放虎归山，自留后患。并将遗患无穷。”另一方面继续挥师西进。到当年八月，先后收复了南疆的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八城。使胡里、白彦虎等匪徒在域内已无立足之地，在沙俄的包庇下。逃往俄国。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叛乱活动，到此宣告平息。为了达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造福子孙后代，团结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新疆。左宗棠在光绪四年正月，上书清廷，极力陈述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以后于1884年经清廷批准，正式组建新疆省)
南疆平息之后，左宗棠又返回北疆，与驻扎在伊犁的沙俄军队进行谈判，要求俄军实现自己的诺言：“退还伊犁。”但沙俄军队就是不想走，用种种借口抵赖。左宗棠只好又上表清廷，请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清廷派了昏庸无能的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沙俄竟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又是赔偿军费。又要割地。而昏庸无能的崇厚竟完全接受了俄国的无理要求。消息传来，轰动了朝野上下，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崇厚卖国求荣。此时的左宗棠上表朝廷，尖锐地指出：崇厚所订条约，实为我国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在表章的最后，他又提出自己的方案：“……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俄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清廷屈于群臣的压力，只好治罪崇厚，再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自愿请行，兵分三路向伊犁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区为北路。而左宗棠本人亲率大军四万，坐镇哈密，作为使臣的后盾。为表示一个边关将领要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专门派人将他的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向部下表示：“只要伊犁不收回，我和大家一样，就要和伊犁共存亡。如果我有幸战死沙场，请你们将我的尸体装进棺材，埋在新疆。为后来的进疆者开路。”他的这一壮烈的举动，对于军队的士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对于侵略者来说，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们闻风丧胆。不久，沙俄慑于左宗棠军队的军威，唯恐把事情闹僵，到最后一无所得。乃于第二年正月，改变了态度，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让步。达成协议：还我伊犁，撤回海军。(按：沙俄在得知清廷拒不批准崇厚所签条约之后，派出海军舰队游弋在我国天津、奉天、山东等海面，进行威胁讹诈)应该说，这是左宗棠那保卫祖国的浩然正气和他的“先礼后兵。刚柔相济”的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左宗棠的功过是非。历来都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他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总观他的一生，应该说，还是瑕不掩瑜的。因此在五十年代初，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接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时，对于左宗棠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北边疆的功绩时，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十九世纪的张骞和班超。
(责任编辑／韩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