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留学生出了国，最大的关隘除了语言，便是饮食。
　　刚到东瀛的郁达夫，最觉饮食起居的痛苦：“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木片似的牛蒡。”可是后来，他自己承认：“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
　　郁达夫在文坛算得上是美食家了。他食量不小，“一餐可以吃一斤重的甲鱼或一只童子鸡”（郁达夫妻子王映霞语）。他讲究吃，不喜欢吃泡饭，“可是下饭的小菜，却十分讲究，常是荷包蛋、油氽花生米、松花皮蛋等可口之物”。
　　在郁达夫的日记里，下饭馆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随便一数，仅1927年在上海时，居然有五分之四的日子在下馆子。他穿了太太寄的寒衣皮袍去法租界吃饭，遇见“杭州的王映霞女士”，心被搅乱，于是又请客下馆子吃饭。接下来的几天，见到王女士，还是用请吃饭这招。1月15日到1月20日，短短6天，电影只看了一回，饭倒吃了6次，喝醉5次。瞬间便已经从初见到了热恋，可见男女之间的推心置腹，靠推杯换盏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王女士的心意反反复复，郁达夫痛苦万分，不时“蒙着被子大哭一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去城隍庙吃小吃，去快活林吃早饭。后来佳人终于软下心肠，两人开始暗通款曲，饭便吃得更加有情有调，总去北四川路的咖啡馆“吃咖啡面食”，“谈了许多衷曲”。在郁达夫的日记里，吃饭第一次变得轻描淡写起来，记载的都是和王女士“亲了几次亲密的长嘴”。
　　和王映霞结婚后，郁达夫的嘴再度馋起来。王映霞为了节省开销在家里下厨，郁达夫反而教育她：“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菜馆去吃它几天，边吃边讨论，一定容易学会。”于是，他们前前后后出去吃了十几次：去北万新吃早点心，去新半斋吃鳝鱼……直到把一个月的稿费全吃光。王映霞心里着急，郁达夫却不担心：“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吃的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我们现在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
　　后来，郁达夫怀疑妻子在外偷情，两人分手，郁达夫又开始了觥筹交错的酒席生涯。在潮热的新加坡，郁达夫喜欢到大成、大天、韩江等潮菜酒楼就餐。据当年同在《星洲日报》工作的潮州人蔡建奕回忆，他陪郁达夫到过多家潮菜馆，郁达夫吃得高兴，喝得醺然，常常一醉方休。
　　次日，宿醉的郁達夫醒来，陪伴他的只有头痛和呕吐。不知道此时，他是否还记得从前头痛呕吐之时喝的味噌汤—王映霞特地多方求教，终于在朋友家里学会的。一碗热汤下去，大汗淋漓，胃口顿开。这种家常的美味，恐怕是在任何饭馆里都不能够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