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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间，80后、90后、00后出生人口统计数据图在网上疯狂刷屏，引发热议。随着出生率日渐下降，人口问题成了大家的关注焦点。
我们知道，人口对于经济、楼市、城市都意义重大，而人口问题也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关卡。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峰值出现在80后这代人身上，1980-1989这10年出生的人口为2.22亿。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据开始出现下滑，90后有2.1亿人，相比80后略有缩水。而到了00后的时代，出生人口就只剩下了1.63亿，2000-2009年出生的人口，比上一个10年少了整整4700万！
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至今仍在延续，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出语惊人：“20后这一代人，甚至会比10后少30%-40%。”
对于黄文政的言论，网络上议论纷纷，一位网友的留言恐怕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过去是想生却不能生，怕罚款；现在是催着生也不生，不敢生。时代还真是变了！”
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变化明显，1970年代之前，这个数字约为6，即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宝宝；1990年，变成了2左右；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降至1.5左右。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中国社科院2019年曾做了一个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即平均一名女性生育1.6个孩子），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按照我国女性如今1.5的生育率，不用等到2027年，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就会提前来临。
给大家看一个直观的数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普通小学数量从1990年的76.6万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万所，相当于30年间全国八成小学都消失了。同期，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缩减了1680万。
出现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成本高、教育成本高、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等众多原因，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压抑了。
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多年来持续攀升，今年又创了历史新高，达到874万，比去年多了40万。这么多的毕业生，在给各行各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就业压力激增。在今年春招季，毕业生的应招人数比去年多56%，但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规模却下降了22%，堪称史上最难就业季。
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进一步明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相关指标含义，在“自主创业”的范围加入了开设网店，“自由职业”的范围加入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网红）、公众号博主（自媒体）、电子竞技工作者（打电竞）。
可是，现实中行业中存在“二八定律”，红利大多集中在头部。而且受疫情影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受到冲击，裁员、降薪等情况并不鲜见。大众的钱变少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自然也会影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同时，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在“劝退”一部分人的生育计划。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先买房子，再生孩子。过高的房价，也会影响到出生率。
再加上越来越严重的“学位”问题，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有的家庭不得不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昂贵的学费让家长不堪重负。
以深圳为例，不仅普通住宅房价高昂，学区房更是贵到令人咋舌，均价在7万-23万/平米，众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且深圳还有很多公寓楼，未来学位存在不确定性。前阵子站长也写过深圳家长花上千万买学区房，后来子女却无法入读名校的文章。
深圳人奋力赚钱，工作压力巨大，可是教育资源太过稀缺。这样的形势下，生还是不生，就成了问题。
出生于1986年的深圳白领小邱本想去年要个宝宝，但算过养娃成本后还是放弃了，“上有四老，每月要还房贷，现阶段感觉没有条件养孩子”。
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生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
为了减缓社会人口老龄化，促进生育和经济发展，我国早在2013年就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
今年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6月9日，宁夏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
6月28日，《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男职工也可申请育婴假。总体来说，生育政策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在发展。
政策宽松当然会利好人口，但对很多人来说，房价降低可能会更有助于生娃。毕竟现在买房成本还是偏高，很多家庭掏空6个钱包才能买下一套房，而且每个月供房供到爆肝，再想生个两脚吞金兽的愿望就显得有点奢侈了。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有人才能发展经济，才会有住房需求。这也是各地抢人大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毕竟哪个城市都不希望成为下一个鹤岗。
从数据看，抢人愈演愈烈。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达到84.1万和82.6万，全国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这两省，“二八效应”愈发明显。 不过要注意的是，就投资来说，不光要选对省，更要选对人口流向的城市，因为即使是人口流入大省，也不是“遍地开花”。
以浙江省为例，2019年人口净迁入规模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其实是人口净流出的，剩下7个城市才是人口净迁入。
从规模上看，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
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大部分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广东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这也是深圳房价长期上涨、名列前茅的重要原因，人口方面体现了“二八定律”，红利往头部集中的特点。
所以说杭州、深圳等地楼市火热，特别是杭州前段时间出现过万人摇号现象，并不是偶然。杭州、深圳在2019年就有大量人口流入，新增了很多置業需求，为当地楼市发展作了铺垫。
而浙江和广东之所以吸引人，也得益于它们的大环境。比如在疫情大考中，浙江和广东各地市政府自掏腰包，包大巴、包飞机、包高铁，花式接人复工，为企业运送工人，促进经济恢复。从这样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当地的格局和营商环境，这一点对吸引企业和人才非常重要。
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虽然基本面好，但仍在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2019年人口变化不大。2019年北京人口净迁出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
现在人口存量就那么多，浙江、广东等地吸引大量人口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对三、四、五线城市人口产生虹吸效应，未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出压力还会更大。未来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而对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也更大。特别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流入，对房价推升更明显，深圳就是一个例子。
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这意味着，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净迁入对房价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
随着人口红利日趋减少，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会越来越大，各地抢人政策也会愈演愈烈。对于消费者来说，无法改变趋势，只有顺着趋势，跟随人流所向，方可顺势而为。
我们知道，人口对于经济、楼市、城市都意义重大，而人口问题也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关卡。
人口负增长，就在7年后？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峰值出现在80后这代人身上，1980-1989这10年出生的人口为2.22亿。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据开始出现下滑，90后有2.1亿人，相比80后略有缩水。而到了00后的时代，出生人口就只剩下了1.63亿，2000-2009年出生的人口，比上一个10年少了整整4700万！
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至今仍在延续，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出语惊人：“20后这一代人，甚至会比10后少30%-40%。”
对于黄文政的言论，网络上议论纷纷，一位网友的留言恐怕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过去是想生却不能生，怕罚款；现在是催着生也不生，不敢生。时代还真是变了！”
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变化明显，1970年代之前，这个数字约为6，即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宝宝；1990年，变成了2左右；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降至1.5左右。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中国社科院2019年曾做了一个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即平均一名女性生育1.6个孩子），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按照我国女性如今1.5的生育率，不用等到2027年，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就会提前来临。
给大家看一个直观的数据：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普通小学数量从1990年的76.6万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万所，相当于30年间全国八成小学都消失了。同期，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缩减了1680万。
人口大降，原因众多
出现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成本高、教育成本高、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等众多原因，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压抑了。
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多年来持续攀升，今年又创了历史新高，达到874万，比去年多了40万。这么多的毕业生，在给各行各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就业压力激增。在今年春招季，毕业生的应招人数比去年多56%，但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规模却下降了22%，堪称史上最难就业季。
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进一步明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相关指标含义，在“自主创业”的范围加入了开设网店，“自由职业”的范围加入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网红）、公众号博主（自媒体）、电子竞技工作者（打电竞）。
可是，现实中行业中存在“二八定律”，红利大多集中在头部。而且受疫情影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受到冲击，裁员、降薪等情况并不鲜见。大众的钱变少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自然也会影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同时，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在“劝退”一部分人的生育计划。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先买房子，再生孩子。过高的房价，也会影响到出生率。
再加上越来越严重的“学位”问题，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有的家庭不得不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昂贵的学费让家长不堪重负。
以深圳为例，不仅普通住宅房价高昂，学区房更是贵到令人咋舌，均价在7万-23万/平米，众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且深圳还有很多公寓楼，未来学位存在不确定性。前阵子站长也写过深圳家长花上千万买学区房，后来子女却无法入读名校的文章。
深圳人奋力赚钱，工作压力巨大，可是教育资源太过稀缺。这样的形势下，生还是不生，就成了问题。
出生于1986年的深圳白领小邱本想去年要个宝宝，但算过养娃成本后还是放弃了，“上有四老，每月要还房贷，现阶段感觉没有条件养孩子”。
政策趋松，促进生育
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生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20年左右的滞后。
为了减缓社会人口老龄化，促进生育和经济发展，我国早在2013年就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
今年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6月9日，宁夏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
6月28日，《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男职工也可申请育婴假。总体来说，生育政策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在发展。
政策宽松当然会利好人口，但对很多人来说，房价降低可能会更有助于生娃。毕竟现在买房成本还是偏高，很多家庭掏空6个钱包才能买下一套房，而且每个月供房供到爆肝，再想生个两脚吞金兽的愿望就显得有点奢侈了。
人口存量时代，抢人愈演愈烈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有人才能发展经济，才会有住房需求。这也是各地抢人大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毕竟哪个城市都不希望成为下一个鹤岗。
从数据看，抢人愈演愈烈。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达到84.1万和82.6万，全国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这两省，“二八效应”愈发明显。 不过要注意的是，就投资来说，不光要选对省，更要选对人口流向的城市，因为即使是人口流入大省，也不是“遍地开花”。
以浙江省为例，2019年人口净迁入规模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其实是人口净流出的，剩下7个城市才是人口净迁入。
从规模上看，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
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大部分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广东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这也是深圳房价长期上涨、名列前茅的重要原因，人口方面体现了“二八定律”，红利往头部集中的特点。
所以说杭州、深圳等地楼市火热，特别是杭州前段时间出现过万人摇号现象，并不是偶然。杭州、深圳在2019年就有大量人口流入，新增了很多置業需求，为当地楼市发展作了铺垫。
而浙江和广东之所以吸引人，也得益于它们的大环境。比如在疫情大考中，浙江和广东各地市政府自掏腰包，包大巴、包飞机、包高铁，花式接人复工，为企业运送工人，促进经济恢复。从这样的举措中可以看出当地的格局和营商环境，这一点对吸引企业和人才非常重要。
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虽然基本面好，但仍在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2019年人口变化不大。2019年北京人口净迁出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
现在人口存量就那么多，浙江、广东等地吸引大量人口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对三、四、五线城市人口产生虹吸效应，未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出压力还会更大。未来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而对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也更大。特别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流入，对房价推升更明显，深圳就是一个例子。
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这意味着，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净迁入对房价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
随着人口红利日趋减少，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会越来越大，各地抢人政策也会愈演愈烈。对于消费者来说，无法改变趋势，只有顺着趋势，跟随人流所向，方可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