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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看到的程宫，脑后的发髻，简练的背带装，素色法式衬衫——职业摄影师，这就是程宫给人的第一感觉。
“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还能一直保持热情。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喜欢永远在现场的感觉，这也是我在1996年开始拍摄摇滚乐的初衷。”面对周围人来自事业和理想上的疑问，搜狐公司首席摄影师、摄影频道主编程宫如此解读自己的摄影生涯。而他坚持拍摄摇滚题材这十多年，也是从自觉记录北京摇滚乐坛的状态开始的。
“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大概什么时间开始拍摄摇滚乐的？
程宫：真正开始拍摄摇滚乐是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在那之前的高中阶段，我接触到的摇滚乐是画室里那盘重复播放的磁带，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让我有了对摇滚乐最初的认知，那时起我就经常把积攒很久的钱用去买磁带。摇滚乐的歌词、旋律让我意识到，原来除了小虎队那样的流行乐，还有如此有力量的音乐形式，这是一种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1996年进入大学以后，抱着对摇滚乐的喜爱，我开始去看现场演出，并接触了很多刚刚开始的摇滚乐队。
在看过现场演出以后，我突然发现，摇滚乐现场的张力，以及乐队成员的表现，与听磁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印象最深的，是鲍家街43号乐队那首《晚安北京》。这首歌在家听磁带会特别安静，但是同样的编曲和配器在现场听起来就非常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这让我产生了去记录摇滚乐现场的想法。在我看来，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后来你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去拍摄的？
程宫：从1996年开始，我认识了迷笛学校的很多学生，他们就是现在中国摇滚乐舞台上的中坚力量。熟识后，他们的演出都会叫上我去看。那段时间，朋克、说唱金属等等，那些乐队、乐手一步一步成长的足迹，我一直在现场看到并与他们共同成长。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周围没有人在持续记录这些过程，当时就会想如果我不坚持，那么摇滚乐的这段历史记录最终就会断代。当时我2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人很容易生出使命感，现在看来还挺幼稚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吧。
工作后还坚持拍摄摇滚乐？
程宫：是的。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贸二座一家IT公司上班。白天西装革履，周末下了班后，换T恤、牛仔裤去开心乐园、老豪运等等地方看演出，都是那种小场子的演出，这种角色的变化让我觉得挺戏剧化的。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身边看演出的人一茬一茬地换，直到现在我三十多，身边也还是十六七的毛头小伙子们。我还在坚持，我的人生在不断成长，舞台上的他们也在不断成长，我能用镜头记录下来这一切，就很美好。
从职业上看，体育摄影显然是你的专长，你拍过北京奥运会、温哥华冬奥会、F1赛车、体操世界杯、男篮世锦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你怎么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
我是一个专职的体育摄影师。我认为，对于一个职业摄影师来说，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长期的拍摄题材。摇滚乐是我所热爱的，也是我的长期题材之一。摇滚乐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所以我会持续这个题材，直到我拍不动了为止。
体育和摇滚乐一样，都是男人热爱的东西。体育摄影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饱含着责任与荣耀的工作，也是对现场上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的延续。作为一名职业体育摄影师，我拍过很多国际大赛。在赛场，通过长镜头，能看到运动员们下巴上的汗水，甚至能听到运动员的喘息，闻到他们的气味，这是一种不止于视觉听觉的全方位地、立体地感知体育的过程。在现场拍摇滚，道理和拍体育是一样的。
“从记录别人到表达自我”
摄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程宫：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台虎丘旁轴相机，还有一个曝光组合的卡片，这让我产生了用相机记录点儿什么的兴趣，就如同小时候看完一本书、做完一件事，会用文字写个读后感、日记之类的东西一样，摄影也是一种习惯。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摇滚乐，你最初希望拍摄、记录些什么呢？
程宫：那时候，我最希望的是能给每一个乐队、乐手拍一张经典的如同格瓦拉那张传世头像一样的照片，让所有人听到这个乐队、乐手的名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我的那张照片。我也希望照片是有深度的，能够在墙上挂三五年或者更长时间，成为经典，成为符号。
现在呢？
程宫：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摄影这个概念理解的转变，我现在更注重用我自己的情绪去拍摄、表达他们了。实际上，之于我，这是一种从表达别人到表达自己的转变。我现在也更愿意去拍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摇滚现场幕后的故事，以及那些乐手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能表现出我眼中的他们。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
程宫：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我觉得之前坚持了很多年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最初想要做记录的想法如今已经实现了。其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摄影师都已进入这个领域，只要是个演出就至少有十几人拍，更别提现在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音乐节上人人都是摄影师的状况，我想只要他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坚持下来就够了，而我之前那种自己要记录历史的责任就轻了很多，我便可以去做更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
你认为自己通过拍摇滚来“表达自我”的优势有哪些？
程宫：我从小弹琴和学画，从平面设计到互动设计，这些大都是与视觉相关的范畴，对用户体验有研究，以及在摄影作品的最终呈现上有些经验。而类似于通讯社摄影师的职业经历，也让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能更准确、自如，更加容易。比如我拍摄时把控大舞台、大场景的能力，搭建拍摄框架、用组照讲述有脉络的故事的能力，都是得益于此。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拍摄故事和人物？
程宫：熟悉的人和故事实在太多了。就像1997、1998年的时候，你只要从树村的胡同里走过，便能听到几乎每一间屋子都在传出各种各样的乐器声。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敞开式的大棚，后面是绿油油的菜地，是个鼓房和排练室，我经常在那儿玩，现在“声音碎片”乐队里的几位（那时叫“药用植物研究所”）会在那儿排练，现在的主唱马玉龙第一次去那儿找他们，戴个眼镜、背了把雅马哈吉他，黑黑的。还有“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和乐队在他的小屋排练的时候，没有麦架，将麦克风直直地从房梁上吊下来，就那么弹着吉他唱着歌儿。这些场景就像在昨天。这些简单且细碎的记忆串起来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而如果把成长也说成是一种现场的话，我们就都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的现场里了。 “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你拍摇滚一般使用什么器材？
程宫：摇滚演出现场的光线比体育赛事更复杂，同样是捕捉瞬间，所以器材要求基本上跟体育赛事是一样高的。具体来说，我最早用的是海鸥DF300；后来用佳能EOS5、EOS30，10D，1Ds Mark Ⅱ；再后来，用的就是佳能1Ds Mark Ⅲ，尼康D3，全部都是2.8光圈镜头。各种闪光灯的附件、特技镜头也会经常用到。
你在摇滚摄影领域坚持了这么多年，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
程宫：有很多啊。举个例子，2011年4月，法国一个艺术摄影机构的朋友找我参加一个“24小时北京”的活动，邀请24位摄影师拍摄自己眼中的北京24小时。那个周末，正值“零壹乐队”有一个新专辑的发布演出，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悉，也知道他们现场演出的效果非常棒，于是就跟他们商量，用我熟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演出当天的24小时。
最后，这个系列被选中参加“阿尔勒摄影节”，这组照片我用乐队的一首歌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多媒体作品，在摄影节闭幕式的“幻彩之夜”上播出，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摇滚乐队的兴趣和赞赏。之后我也努力推荐他们去国外参加演出。那次去阿尔勒看展览、跟欧洲艺术家、评论家以及画廊主这些人的聊天经历，也对我触动很大。
其实众所周知，国内很多摇滚乐队、乐手生活十分清苦，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不高。我一直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他们和他们的音乐被国外观众认知和接受，也让摇滚乐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能帮到他们就会很开心。
你欣赏哪些同行的作品？
程宫：国内来说，一个是王迪，他是这个领域的前辈，跟崔健是同时期的人。他的作品很不错。他至今都在持续地创作，包括照片和video作品。另一个是在南方的蔡鸣，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跟我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我在北京，他在成都。他是个更加执着和坚持的人。2004年左右我去成都小酒馆，在和唐蕾（“小酒馆”创立者）聊天的时候，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就来了。之前我们都互相看过对方拍的片子，这头一次聊天，我们就聊了很久。我想成都甚至整个中南部地区，如果没有蔡鸣的照片记录的话，那些年的摇滚乐坛在影像上会有很多空白。
国外的，我很喜欢体育摄影师Adam Pretty，他的很多想法和作品都非常好，人很认真，他的出现甚至带动了澳大利亚一批优秀的体育摄影师的出现。现在他已经渐渐转型拍广告片了。在拍摄国际赛事的经历中，我们慢慢认识也成为了朋友。
拍摇滚的摄影生涯给你带来什么感悟？
程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感受到摄影绝非表达情感的唯一手段。写一首诗，画一幅画，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甚至做一个菜都能传达我的这些情绪。我愿意用我喜欢的舒服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我爱的人感受到。作为一个勤劳善良勇敢的摩羯座，在这个领域里，我知道要超越的就是自己，我愿意慢慢来。做一个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你的摇滚摄影作品主要在哪里发表、发布？
程宫：之前主要是在网上发得比较多，也参加过很多摄影节。但这几年我基本上是拍完后整理下来，存在我自己的资料库里，因为现在拍的很多是个人化的东西。也许将来我会拿出来做展览、出书，把它们发布出来；当然也有可能它们就这么一辈子躺在我的硬盘里书柜上，如果我的儿子、孙子他们长大了，开始弹我那些堆了满屋子的吉他与钢琴，开始听那满柜子的CD、黑胶，开始对摇滚乐感兴趣了的时候，我也许会慢慢地打开那些照片，给他们讲故事吧。
对于拍摄摇滚，你目前有怎样的具体计划？
程宫：前面说到比较个人化的拍摄，我想用这种完全不同我以往作品的方式，用一定的时间跨度，系统地拍摄一些乐队。不过还是希望慢慢来，积累成形了再发表。
“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我能坚持下来，还能一直保持热情。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喜欢永远在现场的感觉，这也是我在1996年开始拍摄摇滚乐的初衷。”面对周围人来自事业和理想上的疑问，搜狐公司首席摄影师、摄影频道主编程宫如此解读自己的摄影生涯。而他坚持拍摄摇滚题材这十多年，也是从自觉记录北京摇滚乐坛的状态开始的。
“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大概什么时间开始拍摄摇滚乐的？
程宫：真正开始拍摄摇滚乐是在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在那之前的高中阶段，我接触到的摇滚乐是画室里那盘重复播放的磁带，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让我有了对摇滚乐最初的认知，那时起我就经常把积攒很久的钱用去买磁带。摇滚乐的歌词、旋律让我意识到，原来除了小虎队那样的流行乐，还有如此有力量的音乐形式，这是一种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1996年进入大学以后，抱着对摇滚乐的喜爱，我开始去看现场演出，并接触了很多刚刚开始的摇滚乐队。
在看过现场演出以后，我突然发现，摇滚乐现场的张力，以及乐队成员的表现，与听磁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印象最深的，是鲍家街43号乐队那首《晚安北京》。这首歌在家听磁带会特别安静，但是同样的编曲和配器在现场听起来就非常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这让我产生了去记录摇滚乐现场的想法。在我看来，摇滚乐的精髓都在现场。
后来你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去拍摄的？
程宫：从1996年开始，我认识了迷笛学校的很多学生，他们就是现在中国摇滚乐舞台上的中坚力量。熟识后，他们的演出都会叫上我去看。那段时间，朋克、说唱金属等等，那些乐队、乐手一步一步成长的足迹，我一直在现场看到并与他们共同成长。
慢慢地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周围没有人在持续记录这些过程，当时就会想如果我不坚持，那么摇滚乐的这段历史记录最终就会断代。当时我2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人很容易生出使命感，现在看来还挺幼稚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吧。
工作后还坚持拍摄摇滚乐？
程宫：是的。2000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贸二座一家IT公司上班。白天西装革履，周末下了班后，换T恤、牛仔裤去开心乐园、老豪运等等地方看演出，都是那种小场子的演出，这种角色的变化让我觉得挺戏剧化的。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身边看演出的人一茬一茬地换，直到现在我三十多，身边也还是十六七的毛头小伙子们。我还在坚持，我的人生在不断成长，舞台上的他们也在不断成长，我能用镜头记录下来这一切，就很美好。
从职业上看，体育摄影显然是你的专长，你拍过北京奥运会、温哥华冬奥会、F1赛车、体操世界杯、男篮世锦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从摇滚摄影到体育摄影，你怎么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
我是一个专职的体育摄影师。我认为，对于一个职业摄影师来说，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长期的拍摄题材。摇滚乐是我所热爱的，也是我的长期题材之一。摇滚乐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所以我会持续这个题材，直到我拍不动了为止。
体育和摇滚乐一样，都是男人热爱的东西。体育摄影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饱含着责任与荣耀的工作，也是对现场上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的延续。作为一名职业体育摄影师，我拍过很多国际大赛。在赛场，通过长镜头，能看到运动员们下巴上的汗水，甚至能听到运动员的喘息，闻到他们的气味，这是一种不止于视觉听觉的全方位地、立体地感知体育的过程。在现场拍摇滚，道理和拍体育是一样的。
“从记录别人到表达自我”
摄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程宫：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台虎丘旁轴相机，还有一个曝光组合的卡片，这让我产生了用相机记录点儿什么的兴趣，就如同小时候看完一本书、做完一件事，会用文字写个读后感、日记之类的东西一样，摄影也是一种习惯。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摇滚乐，你最初希望拍摄、记录些什么呢？
程宫：那时候，我最希望的是能给每一个乐队、乐手拍一张经典的如同格瓦拉那张传世头像一样的照片，让所有人听到这个乐队、乐手的名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我的那张照片。我也希望照片是有深度的，能够在墙上挂三五年或者更长时间，成为经典，成为符号。
现在呢？
程宫：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摄影这个概念理解的转变，我现在更注重用我自己的情绪去拍摄、表达他们了。实际上，之于我，这是一种从表达别人到表达自己的转变。我现在也更愿意去拍大家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摇滚现场幕后的故事，以及那些乐手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能表现出我眼中的他们。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
程宫：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我觉得之前坚持了很多年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最初想要做记录的想法如今已经实现了。其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摄影师都已进入这个领域，只要是个演出就至少有十几人拍，更别提现在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音乐节上人人都是摄影师的状况，我想只要他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坚持下来就够了，而我之前那种自己要记录历史的责任就轻了很多，我便可以去做更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
你认为自己通过拍摇滚来“表达自我”的优势有哪些？
程宫：我从小弹琴和学画，从平面设计到互动设计，这些大都是与视觉相关的范畴，对用户体验有研究，以及在摄影作品的最终呈现上有些经验。而类似于通讯社摄影师的职业经历，也让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能更准确、自如，更加容易。比如我拍摄时把控大舞台、大场景的能力，搭建拍摄框架、用组照讲述有脉络的故事的能力，都是得益于此。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拍摄故事和人物？
程宫：熟悉的人和故事实在太多了。就像1997、1998年的时候，你只要从树村的胡同里走过，便能听到几乎每一间屋子都在传出各种各样的乐器声。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敞开式的大棚，后面是绿油油的菜地，是个鼓房和排练室，我经常在那儿玩，现在“声音碎片”乐队里的几位（那时叫“药用植物研究所”）会在那儿排练，现在的主唱马玉龙第一次去那儿找他们，戴个眼镜、背了把雅马哈吉他，黑黑的。还有“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和乐队在他的小屋排练的时候，没有麦架，将麦克风直直地从房梁上吊下来，就那么弹着吉他唱着歌儿。这些场景就像在昨天。这些简单且细碎的记忆串起来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而如果把成长也说成是一种现场的话，我们就都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的现场里了。 “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你拍摇滚一般使用什么器材？
程宫：摇滚演出现场的光线比体育赛事更复杂，同样是捕捉瞬间，所以器材要求基本上跟体育赛事是一样高的。具体来说，我最早用的是海鸥DF300；后来用佳能EOS5、EOS30，10D，1Ds Mark Ⅱ；再后来，用的就是佳能1Ds Mark Ⅲ，尼康D3，全部都是2.8光圈镜头。各种闪光灯的附件、特技镜头也会经常用到。
你在摇滚摄影领域坚持了这么多年，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
程宫：有很多啊。举个例子，2011年4月，法国一个艺术摄影机构的朋友找我参加一个“24小时北京”的活动，邀请24位摄影师拍摄自己眼中的北京24小时。那个周末，正值“零壹乐队”有一个新专辑的发布演出，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悉，也知道他们现场演出的效果非常棒，于是就跟他们商量，用我熟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演出当天的24小时。
最后，这个系列被选中参加“阿尔勒摄影节”，这组照片我用乐队的一首歌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多媒体作品，在摄影节闭幕式的“幻彩之夜”上播出，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摇滚乐队的兴趣和赞赏。之后我也努力推荐他们去国外参加演出。那次去阿尔勒看展览、跟欧洲艺术家、评论家以及画廊主这些人的聊天经历，也对我触动很大。
其实众所周知，国内很多摇滚乐队、乐手生活十分清苦，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不高。我一直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他们和他们的音乐被国外观众认知和接受，也让摇滚乐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能帮到他们就会很开心。
你欣赏哪些同行的作品？
程宫：国内来说，一个是王迪，他是这个领域的前辈，跟崔健是同时期的人。他的作品很不错。他至今都在持续地创作，包括照片和video作品。另一个是在南方的蔡鸣，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跟我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我在北京，他在成都。他是个更加执着和坚持的人。2004年左右我去成都小酒馆，在和唐蕾（“小酒馆”创立者）聊天的时候，唐姐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就来了。之前我们都互相看过对方拍的片子，这头一次聊天，我们就聊了很久。我想成都甚至整个中南部地区，如果没有蔡鸣的照片记录的话，那些年的摇滚乐坛在影像上会有很多空白。
国外的，我很喜欢体育摄影师Adam Pretty，他的很多想法和作品都非常好，人很认真，他的出现甚至带动了澳大利亚一批优秀的体育摄影师的出现。现在他已经渐渐转型拍广告片了。在拍摄国际赛事的经历中，我们慢慢认识也成为了朋友。
拍摇滚的摄影生涯给你带来什么感悟？
程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感受到摄影绝非表达情感的唯一手段。写一首诗，画一幅画，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甚至做一个菜都能传达我的这些情绪。我愿意用我喜欢的舒服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我爱的人感受到。作为一个勤劳善良勇敢的摩羯座，在这个领域里，我知道要超越的就是自己，我愿意慢慢来。做一个有作品的人，是幸福的。
你的摇滚摄影作品主要在哪里发表、发布？
程宫：之前主要是在网上发得比较多，也参加过很多摄影节。但这几年我基本上是拍完后整理下来，存在我自己的资料库里，因为现在拍的很多是个人化的东西。也许将来我会拿出来做展览、出书，把它们发布出来；当然也有可能它们就这么一辈子躺在我的硬盘里书柜上，如果我的儿子、孙子他们长大了，开始弹我那些堆了满屋子的吉他与钢琴，开始听那满柜子的CD、黑胶，开始对摇滚乐感兴趣了的时候，我也许会慢慢地打开那些照片，给他们讲故事吧。
对于拍摄摇滚，你目前有怎样的具体计划？
程宫：前面说到比较个人化的拍摄，我想用这种完全不同我以往作品的方式，用一定的时间跨度，系统地拍摄一些乐队。不过还是希望慢慢来，积累成形了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