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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笔者认为《晏子春秋》为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此书名为“春秋”，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史书，而且其内容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作为史书的《晏子春秋》，同时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对以后传记文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晏子春秋》 性质 影响
《晏子春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籍，其性质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笔者认为，《晏子春秋》是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
一.《晏子春秋》本质上是一部史学著作
（一）从名称和形式上来看，《晏子春秋》是一部史学著作。
“春秋”两个字连用作为一个双音节词，最早见于《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就太子的教育问题求教于申叔时，申叔时回答：“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以下，申叔时还说了一大堆可以用作教育的科目，如“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楚庄王时，今传《诗经》尚未编订，“礼”、“乐”并非专门的典籍而是一种规范、修养，“故志”、“训典”也是一般典籍的泛称而不是专称。故此申叔时所说的“春秋”，也应当是某一类书的泛称。《国语·晋语七》提到：“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这里的“春秋”，由于记载了“诸侯之为”，所以可以为国君提供借鉴，精通“春秋”的人，也就有资格做太子的老师了。《战国策·燕策》载：“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由此可以推测，“春秋”应为史书的代名词。有时为了说明是哪一国的史书，则在“春秋”前加上国名。如《墨子·明鬼下》记载过四个鬼故事：周宣王无辜杀其臣杜伯，杜伯复仇，“著在周之春秋”;燕简公无辜杀其臣庄子仪，庄子仪复仇，“著在燕之春秋”;宋国礻后观辜祭祀不合于礼，为祩子击杀，“著在宋之春秋”;齐国二人争讼于神，理屈得立毙于盟所，“著在齐之春秋”。这都是在“春秋”之前带有国名的例子。这时，“春秋”又具有了国史的性质。杜预曾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就是说，“春秋”这类史书的特点在于编年。而古人在一年四季之中，往往“错举”春、秋两季代表一年，大概是由于“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的缘故。春秋代表一年，进而“春秋”也就成了编年体史书的代名词。
先秦古籍中，“春秋”除了代指各国的国史外，一些私人著述有时也使用“春秋”一名，如《李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这些私人著作都是通过记述历史总结出治国之道，所以命名为《春秋》;冠之以自己的姓氏，以表明是一家之言而非一国的官书。在这些私人撰述中，“春秋”仍是史书的代名词。
（二）《晏子春秋》具有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
《晏子春秋》不但貌似史书，而且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
1.《晏子春秋》尽可能真实地刻画晏子卓有成绩的一生。晏子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从政五十余年。他不仅是齐国历史上继管仲之后最负盛名的贤相，而且是春秋后期齐国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孟子认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司马迁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晏子春秋》一书，以晏子为政于庄公、景公，中逢崔杼之变，直至晏子去世这一历史阶段为该书的基本时间框架，以齐景公、司马穰苴、款裔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该书的构成背景，以内容涉及高堂讲礼、家居畋猎等诸多方面的小故事，来展现晏子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正笃行、聪明机智这一真实的历史形象。
2.《晏子春秋》一书充满着晏子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晏子春秋》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晏子关于秩序纲纪、修明道德、重民轻敛、以及任贤用长的高言宏论。如《内篇谏上第六》晏子谏以“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内篇谏下第二十五》则谏以“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内篇问上第九》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晏子也能从中发掘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如景公让官吏收养面有饥色的老人，晏子赞其怜爱老人而恩德无所不及，这是治国的根本。又记晏子因丢失猪肘子而生发出使贫富平均的想法。《晏子春秋》中这些治国理的民思想，都贯穿着昭衍世人、启迪后贤的旋律。这与史书的叙往知来，有利治世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3.书中具有明显的“劝惩”倾向。史学自产生以来就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春秋》正名分、《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后汉书》“以正一代得失”等。以史为鉴日益成为史学最重要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实现途径，即是通过史书的“劝惩”原则，即劝善惩恶，警世说教。《晏子春秋》带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书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耸善而抑恶”的绝好作品。该书对晏子的以民为本、社稷为主、礼贤下士等崇高品格給予高度赞扬，对景公的奢侈违礼、梁丘据的拍马逢迎等给予了强烈地抨击。因此，可以说整部《晏子春秋》就是先秦“劝善惩恶”的代表作。此书的道德情感指向，在很大程度上警戒着时人，启迪着后人。
4.“论赞”是作者情感倾向的主要表达方式。“论赞”名目很多，如《左传》称“君子曰”、“君子谓”或“孔子曰”;《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明史》等皆称“赞曰”;《前汉纪》、《宋史》、《清史稿》等皆称“论曰”;《三国志》称“评曰”;《华阳国志》称“撰曰”;《旧唐书》称“史臣曰”;《资治通鉴》称“臣光曰”。其他还有称为“议”、“诠”、“序”、“述”、“奏”等的。此外，还有直接写上姓名和性的。
《晏子春秋》的论赞，有的以“君子曰”结尾，如《内篇问上第一》、《内篇杂上第六》、《内篇杂上第十二》等。有的则借用孔子、陈子阳、墨子、叔向、晋平公、鲁昭公等人之口。如孔子曾说晏子：“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有时则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如《内篇杂上第三》：“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 二.《晏子春秋》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
作为史书的《晏子春秋》，同时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晏子春秋》具有强烈的传人意识。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晏子春秋》的重点不是在阐述理论，而是重在集中写人物的言行事迹，所以应当说作者已经出现一种朦胧的为人物立专传、写专集的意识。《晏子春秋》全书215篇，除重复的27篇外，还有188个小故事。这些故事表面看是分散的、互不相联的，但因都围绕晏子来选材和描写，所以这些分散而不连贯的故事就集中而全面地展现了晏子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很明显，这种传人意识比起《战国策》来，有了较大的飞跃。
（二）此书具有较高的传人艺术。
《晏子春秋》具有较高的传人艺术，主要体现在：
1.用故事塑造人，是《晏子春秋》最显著的特色。例如为突出晏子的廉洁朴素，作者选取了晏子衣缁布之衣，食脱粟之食，乘弊车，驾驽马，居陋室，多次辞谢景公易以新宅，不受车马、衣裘、千金之赐，不嫌妻老，不娶公女，不纳私奔，君有赏必以分人等一系列故事，从衣食住行诸方面充分反映了晏子节俭的生活作风。
2.用对话写人是《晏子春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书所载的全部故事，大都是以晏子和某一个人对话的形式出现。作者的叙述语往往三言两语，十分简略。有的故事如《治国何患》、《晏子没而后衰》等，通篇甚至没有一句叙述语，只有两人的一问一答。这在先秦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晏子春秋》在艺术上有别于先秦其他典籍的显著特点。
3.对话描写中，又以晏子的谏君之言和外交辞令写得最为妙趣横生。晏子谏诤国君，依据场合、时间及其过错的轻重采取不同的方式;其外交辞令，有力地反击了敌国对齐国、齐民、齐使的侮辱。议论说理过程中，晏子善于使用形象的比喻。如用“社鼠”比喻国君左右为非作恶而受到国君保护的小人，用“猛狗”比喻阻碍贤者觐见国君为国效力的权臣。把外面明令禁止、里面暗自提倡比喻成“悬牛首”“买马肉”，非常形象贴切。
（三）《晏子春秋》孕育着传记文学。
《晏子春秋》在具備高超的传人艺术的同时，本身也孕育着两种形态的传记文学：
1.书中的许多独立小故事，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能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可视为传记文学的雏形。如《内篇杂上第二十四》“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这则故事，不但刻画出越石父重人格、重自尊的鲜明个性，也写出了晏子勇于改正过错的高尚品格。这一完整的故事，司马迁略作修改就收入《史记·管晏列传》中，可谓一篇绝好的传记文学雏形。
2.整部《晏子春秋》，可看作长篇人物专传的传记文学雏形。此书所写的故事涉及政治、哲学、伦理、民情、外交、生活、风俗等方面，完整清晰地体现了晏子的思想、才能、志趣、品行等，表现出晏子聪明机智、正直不阿、善良质朴、勇于谏诤的政治家形象。《晏子春秋》是先秦时期用众多故事集中塑造一个人物的绝无仅有的一次尝试，而且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总之，笔者认为《晏子春秋》为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者介绍：段巧玲，菏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关键词：《晏子春秋》 性质 影响
《晏子春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籍，其性质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笔者认为，《晏子春秋》是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
一.《晏子春秋》本质上是一部史学著作
（一）从名称和形式上来看，《晏子春秋》是一部史学著作。
“春秋”两个字连用作为一个双音节词，最早见于《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就太子的教育问题求教于申叔时，申叔时回答：“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以下，申叔时还说了一大堆可以用作教育的科目，如“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楚庄王时，今传《诗经》尚未编订，“礼”、“乐”并非专门的典籍而是一种规范、修养，“故志”、“训典”也是一般典籍的泛称而不是专称。故此申叔时所说的“春秋”，也应当是某一类书的泛称。《国语·晋语七》提到：“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这里的“春秋”，由于记载了“诸侯之为”，所以可以为国君提供借鉴，精通“春秋”的人，也就有资格做太子的老师了。《战国策·燕策》载：“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由此可以推测，“春秋”应为史书的代名词。有时为了说明是哪一国的史书，则在“春秋”前加上国名。如《墨子·明鬼下》记载过四个鬼故事：周宣王无辜杀其臣杜伯，杜伯复仇，“著在周之春秋”;燕简公无辜杀其臣庄子仪，庄子仪复仇，“著在燕之春秋”;宋国礻后观辜祭祀不合于礼，为祩子击杀，“著在宋之春秋”;齐国二人争讼于神，理屈得立毙于盟所，“著在齐之春秋”。这都是在“春秋”之前带有国名的例子。这时，“春秋”又具有了国史的性质。杜预曾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就是说，“春秋”这类史书的特点在于编年。而古人在一年四季之中，往往“错举”春、秋两季代表一年，大概是由于“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的缘故。春秋代表一年，进而“春秋”也就成了编年体史书的代名词。
先秦古籍中，“春秋”除了代指各国的国史外，一些私人著述有时也使用“春秋”一名，如《李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这些私人著作都是通过记述历史总结出治国之道，所以命名为《春秋》;冠之以自己的姓氏，以表明是一家之言而非一国的官书。在这些私人撰述中，“春秋”仍是史书的代名词。
（二）《晏子春秋》具有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
《晏子春秋》不但貌似史书，而且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
1.《晏子春秋》尽可能真实地刻画晏子卓有成绩的一生。晏子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从政五十余年。他不仅是齐国历史上继管仲之后最负盛名的贤相，而且是春秋后期齐国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孟子认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司马迁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晏子春秋》一书，以晏子为政于庄公、景公，中逢崔杼之变，直至晏子去世这一历史阶段为该书的基本时间框架，以齐景公、司马穰苴、款裔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该书的构成背景，以内容涉及高堂讲礼、家居畋猎等诸多方面的小故事，来展现晏子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正笃行、聪明机智这一真实的历史形象。
2.《晏子春秋》一书充满着晏子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晏子春秋》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晏子关于秩序纲纪、修明道德、重民轻敛、以及任贤用长的高言宏论。如《内篇谏上第六》晏子谏以“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内篇谏下第二十五》则谏以“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内篇问上第九》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晏子也能从中发掘出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如景公让官吏收养面有饥色的老人，晏子赞其怜爱老人而恩德无所不及，这是治国的根本。又记晏子因丢失猪肘子而生发出使贫富平均的想法。《晏子春秋》中这些治国理的民思想，都贯穿着昭衍世人、启迪后贤的旋律。这与史书的叙往知来，有利治世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3.书中具有明显的“劝惩”倾向。史学自产生以来就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春秋》正名分、《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后汉书》“以正一代得失”等。以史为鉴日益成为史学最重要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实现途径，即是通过史书的“劝惩”原则，即劝善惩恶，警世说教。《晏子春秋》带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书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耸善而抑恶”的绝好作品。该书对晏子的以民为本、社稷为主、礼贤下士等崇高品格給予高度赞扬，对景公的奢侈违礼、梁丘据的拍马逢迎等给予了强烈地抨击。因此，可以说整部《晏子春秋》就是先秦“劝善惩恶”的代表作。此书的道德情感指向，在很大程度上警戒着时人，启迪着后人。
4.“论赞”是作者情感倾向的主要表达方式。“论赞”名目很多，如《左传》称“君子曰”、“君子谓”或“孔子曰”;《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明史》等皆称“赞曰”;《前汉纪》、《宋史》、《清史稿》等皆称“论曰”;《三国志》称“评曰”;《华阳国志》称“撰曰”;《旧唐书》称“史臣曰”;《资治通鉴》称“臣光曰”。其他还有称为“议”、“诠”、“序”、“述”、“奏”等的。此外，还有直接写上姓名和性的。
《晏子春秋》的论赞，有的以“君子曰”结尾，如《内篇问上第一》、《内篇杂上第六》、《内篇杂上第十二》等。有的则借用孔子、陈子阳、墨子、叔向、晋平公、鲁昭公等人之口。如孔子曾说晏子：“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有时则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如《内篇杂上第三》：“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 二.《晏子春秋》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
作为史书的《晏子春秋》，同时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晏子春秋》具有强烈的传人意识。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晏子春秋》的重点不是在阐述理论，而是重在集中写人物的言行事迹，所以应当说作者已经出现一种朦胧的为人物立专传、写专集的意识。《晏子春秋》全书215篇，除重复的27篇外，还有188个小故事。这些故事表面看是分散的、互不相联的，但因都围绕晏子来选材和描写，所以这些分散而不连贯的故事就集中而全面地展现了晏子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很明显，这种传人意识比起《战国策》来，有了较大的飞跃。
（二）此书具有较高的传人艺术。
《晏子春秋》具有较高的传人艺术，主要体现在：
1.用故事塑造人，是《晏子春秋》最显著的特色。例如为突出晏子的廉洁朴素，作者选取了晏子衣缁布之衣，食脱粟之食，乘弊车，驾驽马，居陋室，多次辞谢景公易以新宅，不受车马、衣裘、千金之赐，不嫌妻老，不娶公女，不纳私奔，君有赏必以分人等一系列故事，从衣食住行诸方面充分反映了晏子节俭的生活作风。
2.用对话写人是《晏子春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书所载的全部故事，大都是以晏子和某一个人对话的形式出现。作者的叙述语往往三言两语，十分简略。有的故事如《治国何患》、《晏子没而后衰》等，通篇甚至没有一句叙述语，只有两人的一问一答。这在先秦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晏子春秋》在艺术上有别于先秦其他典籍的显著特点。
3.对话描写中，又以晏子的谏君之言和外交辞令写得最为妙趣横生。晏子谏诤国君，依据场合、时间及其过错的轻重采取不同的方式;其外交辞令，有力地反击了敌国对齐国、齐民、齐使的侮辱。议论说理过程中，晏子善于使用形象的比喻。如用“社鼠”比喻国君左右为非作恶而受到国君保护的小人，用“猛狗”比喻阻碍贤者觐见国君为国效力的权臣。把外面明令禁止、里面暗自提倡比喻成“悬牛首”“买马肉”，非常形象贴切。
（三）《晏子春秋》孕育着传记文学。
《晏子春秋》在具備高超的传人艺术的同时，本身也孕育着两种形态的传记文学：
1.书中的许多独立小故事，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能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可视为传记文学的雏形。如《内篇杂上第二十四》“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这则故事，不但刻画出越石父重人格、重自尊的鲜明个性，也写出了晏子勇于改正过错的高尚品格。这一完整的故事，司马迁略作修改就收入《史记·管晏列传》中，可谓一篇绝好的传记文学雏形。
2.整部《晏子春秋》，可看作长篇人物专传的传记文学雏形。此书所写的故事涉及政治、哲学、伦理、民情、外交、生活、风俗等方面，完整清晰地体现了晏子的思想、才能、志趣、品行等，表现出晏子聪明机智、正直不阿、善良质朴、勇于谏诤的政治家形象。《晏子春秋》是先秦时期用众多故事集中塑造一个人物的绝无仅有的一次尝试，而且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总之，笔者认为《晏子春秋》为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者介绍：段巧玲，菏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