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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神话缺少两个重要的神祗,一个是酒神,另一个是诗神。偏偏中国是一个酒和诗都格外发达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说,我们没有酒神和诗神,那是因为他们都已经从天堂降落到了人间。更不妨说,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国家,诗和酒结合得像中国这么水乳相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郎酒」高层管理者的李明政,以一个诗歌爱好者的面目出现,便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带有某种命定式的必然了。
儒雅、俊朗、善饮、几年前,当我和明政初次见面时,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犹记得,那一次的饭局上,既有央视记者,也有香港明星,其中词锋最盛,并不时以看似随意的调侃把饭局推向高潮的,却是作为企业人的明政。几年下来,明政的形象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地印在心头:这是一个随和的人,一个幽默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宽容的、且带着某种程度阴柔之美的人。他自嘲,喝二两酒时还能把持住爱诗者的定位,酒过数巡,就自然成为诗人了;要是超过一斤,就理所当然地升格为著名诗人。明政说,酒的曼妙之处在于自我肯定。这是我所见他在酒桌上「郎酒」幽默广告之“自我提拔”篇。
明政自我总结说,他是一个「慢郎中」。按我的理解,这个“慢”字应该有几重意思:其一,他的肢体语言确是比较缓慢,比如走路,比如端酒杯一一尽管他的内心在狂奔也未可知。其二,他的个人气质总是体现出一种大度与从容,由此也就给人以缓慢之感。要知道,在一个加速度与实用化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保持一种理智的慢,诗性的慢,那就不仅是他个人的修为,同时也是朋友们的福份了。其三,就诗歌写作而言,明政的写作速度也的确可用慢来形容。我想:一是缘自他对自已爱诗者的定位,二是基于更高层次的精神诉求使然。
阅读明政的诗作,我从中发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词语,它们也许就是打开明政诗歌世界乃至心灵世界的通灵钥匙。这两个词语都很普通,一个是“茶”,一个是“米”。茶和米,这原本是百姓们所关心的生活必需品,但当明政带着深情的双手轻轻地触动它们时,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日常事物的背后,也有着诗人思绪的流转与智能之光。
《在茶的周围》是明政最重要的一组作品。当年我在编一家航空杂志时,把这组诗在这个本来不刊诗歌的杂志上发表了。此前,同事中有人持非议态度,但待到读了有关的诗作后,便不禁连说了几个想不到:想不到诗歌可以这样写,想不到我们不读诗的人也能接受诗,想不到一个企业老总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在季节里飘来飘去的/当海底隧道接通了天空/云从天上掉在脚底/我不能在一张HOTEL的磁卡上/入眠”《在茶的周围》。以明政企业人的身份,多年来,他在商海里拼斗,天南地北,早东晚西,“在城市间独行/冰冷的大理石/长满奇形怪状的空虚”。做诗人只是业余的兴之所至;可贵的是,他那颗属于诗人的敏感多思的心却永远存留着,感悟着。因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纷繁杂乱时,面对世态人生的种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时,明政敏锐地感觉到了,并努力从精神世界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东西。最终,他找到了,那就是茶。
明政精神世界里的茶,具有宏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故土写给我的一封封密信”,也是“我沾地气的一种方式”,同时还是“你是怎样成为诗人的”最初动因。正是以茶为依托,明政深入打量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以一种类似于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曲折地传达出了在面对时代的喧哗与骚动时,诗人如何以茶来建构属于自己的内心家园。莎士比亚曾经借他笔下人物之口喊道:“上帝啊,即使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能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疆土的君王。”莎翁的自信,在于他拥有一个深邃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内心。而在明政那里,茶同样是他建造“无限疆土”的元素。有了这些元素,作为诗人,明政便足以在浮躁的时代,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从米出发》(《诗刊》2003年9月下半刊)是明政的另一重要作品。诗人在“水泥做的河”和“钢铁做的水”里,不知“要被带到哪个海”,诗人因“活在一片/阿拉伯数字的丛林/在那些会、场、秀/中间穿梭”而迷失自己时,他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他深情地说过:“在土巴墙中间住着我的母亲”(《诗刊》2003年9月下半刊)“我听见母亲在春夏秋冬的尽头一一喊我”(《春节》《泸州日报》1995年)。而这一次母亲的呼唤则是以米为标记的:“你常说/几天都没沾一粒米了/母亲听了很困惑/她是一个南方农民/说你尽吃些不养人的东西”“所以/先坐下来/好好吃几碗饭/然后从米出发”
同《在茶的周围》中的茶一样,《从米出发》中的米显然也是一种源自于真实生活的象征,诗人赋予了它们更为深刻更为隐喻的内涵。诗无达诂,我们无法用量化的语言剖析茶和米到底都具体地指向了什么,但我们能够指证的是,无论茶还是米,它们都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两种外在元素,在对它们进行的一系列状写之中,寄托的是诗人对现实生活与自我灵魂的反思、悖逆和引领。当然,如果要更进一步细细区分的话,茶和米虽然同为构成明政近年诗歌的两块基石,二者仍有相当区别。窃以为,茶更多的是作为诗人与纷乱人世的镇静剂而存在,而米更多的则是诗人对乡关、家园追思的外延。抑或说,是对一种简单质朴生活固执地眷恋与向往。这也正好验证了明政对诗的追求“诗歌就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独特感受的发现与展开。”
从艺术特色上讲,明政的诗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它质地的纯正和用语的利落与干净;跳跃的短句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而不时潜伏在诗行中的华彩句段则可圈可点,不难看出诗人的机智与锐利。
自从走出西南师范大学幽静的校园,明政由党校而机关,由机关而企业,已经“入世”二十多个年头,他有一句话:人生就是两个字——事情。事就是事,情就是情,事情就是事情。也许正是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明政的诗歌写作才显出了一种慢。不过,这种慢的速度却带来了力求出精品的额外收获。
明政坦言,他对诗歌的感情就像一堆山区农民灶房里的“子母灰”一一表面上看,明火已经熄灭了,但灰中仍埋葬着旺盛的火种,只要用木棍轻轻一拨,辅以燃料,大火就能立即再次燃烧起来。那根能够把火堆再次拨燃的木棍,于明政,既是事务性工作消磨不了的才华,也是心灵世界对诗歌的固守与坚持。
诗酒趁年华。明政刚过不惑之年,人生的大书正是浓墨重彩的华章段落。愿他永远葆有那一份可贵的慢——在这个急不可耐的时代里,那正是一种难以寻觅和复制的大度与从容啊。
儒雅、俊朗、善饮、几年前,当我和明政初次见面时,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犹记得,那一次的饭局上,既有央视记者,也有香港明星,其中词锋最盛,并不时以看似随意的调侃把饭局推向高潮的,却是作为企业人的明政。几年下来,明政的形象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地印在心头:这是一个随和的人,一个幽默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宽容的、且带着某种程度阴柔之美的人。他自嘲,喝二两酒时还能把持住爱诗者的定位,酒过数巡,就自然成为诗人了;要是超过一斤,就理所当然地升格为著名诗人。明政说,酒的曼妙之处在于自我肯定。这是我所见他在酒桌上「郎酒」幽默广告之“自我提拔”篇。
明政自我总结说,他是一个「慢郎中」。按我的理解,这个“慢”字应该有几重意思:其一,他的肢体语言确是比较缓慢,比如走路,比如端酒杯一一尽管他的内心在狂奔也未可知。其二,他的个人气质总是体现出一种大度与从容,由此也就给人以缓慢之感。要知道,在一个加速度与实用化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保持一种理智的慢,诗性的慢,那就不仅是他个人的修为,同时也是朋友们的福份了。其三,就诗歌写作而言,明政的写作速度也的确可用慢来形容。我想:一是缘自他对自已爱诗者的定位,二是基于更高层次的精神诉求使然。
阅读明政的诗作,我从中发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词语,它们也许就是打开明政诗歌世界乃至心灵世界的通灵钥匙。这两个词语都很普通,一个是“茶”,一个是“米”。茶和米,这原本是百姓们所关心的生活必需品,但当明政带着深情的双手轻轻地触动它们时,我们才看到了这些日常事物的背后,也有着诗人思绪的流转与智能之光。
《在茶的周围》是明政最重要的一组作品。当年我在编一家航空杂志时,把这组诗在这个本来不刊诗歌的杂志上发表了。此前,同事中有人持非议态度,但待到读了有关的诗作后,便不禁连说了几个想不到:想不到诗歌可以这样写,想不到我们不读诗的人也能接受诗,想不到一个企业老总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在季节里飘来飘去的/当海底隧道接通了天空/云从天上掉在脚底/我不能在一张HOTEL的磁卡上/入眠”《在茶的周围》。以明政企业人的身份,多年来,他在商海里拼斗,天南地北,早东晚西,“在城市间独行/冰冷的大理石/长满奇形怪状的空虚”。做诗人只是业余的兴之所至;可贵的是,他那颗属于诗人的敏感多思的心却永远存留着,感悟着。因此面对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纷繁杂乱时,面对世态人生的种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时,明政敏锐地感觉到了,并努力从精神世界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东西。最终,他找到了,那就是茶。
明政精神世界里的茶,具有宏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故土写给我的一封封密信”,也是“我沾地气的一种方式”,同时还是“你是怎样成为诗人的”最初动因。正是以茶为依托,明政深入打量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以一种类似于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曲折地传达出了在面对时代的喧哗与骚动时,诗人如何以茶来建构属于自己的内心家园。莎士比亚曾经借他笔下人物之口喊道:“上帝啊,即使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能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疆土的君王。”莎翁的自信,在于他拥有一个深邃的只属于他自己的内心。而在明政那里,茶同样是他建造“无限疆土”的元素。有了这些元素,作为诗人,明政便足以在浮躁的时代,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从米出发》(《诗刊》2003年9月下半刊)是明政的另一重要作品。诗人在“水泥做的河”和“钢铁做的水”里,不知“要被带到哪个海”,诗人因“活在一片/阿拉伯数字的丛林/在那些会、场、秀/中间穿梭”而迷失自己时,他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他深情地说过:“在土巴墙中间住着我的母亲”(《诗刊》2003年9月下半刊)“我听见母亲在春夏秋冬的尽头一一喊我”(《春节》《泸州日报》1995年)。而这一次母亲的呼唤则是以米为标记的:“你常说/几天都没沾一粒米了/母亲听了很困惑/她是一个南方农民/说你尽吃些不养人的东西”“所以/先坐下来/好好吃几碗饭/然后从米出发”
同《在茶的周围》中的茶一样,《从米出发》中的米显然也是一种源自于真实生活的象征,诗人赋予了它们更为深刻更为隐喻的内涵。诗无达诂,我们无法用量化的语言剖析茶和米到底都具体地指向了什么,但我们能够指证的是,无论茶还是米,它们都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两种外在元素,在对它们进行的一系列状写之中,寄托的是诗人对现实生活与自我灵魂的反思、悖逆和引领。当然,如果要更进一步细细区分的话,茶和米虽然同为构成明政近年诗歌的两块基石,二者仍有相当区别。窃以为,茶更多的是作为诗人与纷乱人世的镇静剂而存在,而米更多的则是诗人对乡关、家园追思的外延。抑或说,是对一种简单质朴生活固执地眷恋与向往。这也正好验证了明政对诗的追求“诗歌就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独特感受的发现与展开。”
从艺术特色上讲,明政的诗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它质地的纯正和用语的利落与干净;跳跃的短句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而不时潜伏在诗行中的华彩句段则可圈可点,不难看出诗人的机智与锐利。
自从走出西南师范大学幽静的校园,明政由党校而机关,由机关而企业,已经“入世”二十多个年头,他有一句话:人生就是两个字——事情。事就是事,情就是情,事情就是事情。也许正是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明政的诗歌写作才显出了一种慢。不过,这种慢的速度却带来了力求出精品的额外收获。
明政坦言,他对诗歌的感情就像一堆山区农民灶房里的“子母灰”一一表面上看,明火已经熄灭了,但灰中仍埋葬着旺盛的火种,只要用木棍轻轻一拨,辅以燃料,大火就能立即再次燃烧起来。那根能够把火堆再次拨燃的木棍,于明政,既是事务性工作消磨不了的才华,也是心灵世界对诗歌的固守与坚持。
诗酒趁年华。明政刚过不惑之年,人生的大书正是浓墨重彩的华章段落。愿他永远葆有那一份可贵的慢——在这个急不可耐的时代里,那正是一种难以寻觅和复制的大度与从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