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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类书无论是官修的，还是私撰的，有很多比较重视对古典小说文献的采集和纂录；特别是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类书，如宋人李昉主编的《太平广记》、曾慥编修的《类说》，明人不如子编修的《不如异类钞》、《不如艳类钞》，清人吴肃公编修的《阐义》、高承勋编修的《豪谱》，等等，它们更是以采集和纂录古典小说文献为己任，这无疑有助于小说作品广泛传播，因为类书在古代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案头参考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通。
更为重要的是，类书的编排体例催生出了中国古典小说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孕生、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类书的编排体例曾给予小说以示范作用。
纵向考察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类书，可以发现，古人编纂类书，对其编排体例、结构体式一般都比较讲究，力求做到简明合理、精致隽雅，以便于读者披览查检，参考利用。因此，古代类书的编排体例、结构体式之中往往蕴涵着编纂者特定的审美意趣和审美追求，往往内敛着编纂者特定的文化理念和艺术经验。而这些，又往往以一种特有的魅力对使用类书的人产生吸引、同化作用，从而令使用类书的人在其艺术实践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法于类书的编排体例、结构体式。这一点，在小说家的艺术实践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刘天振先生在论及类书的结构体式对古代小说家创作的影响时曾说：
无论是大型官修类书，还是小型私撰类书，它们对于文人意识的渗透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类书是这样一些文本，它在把经过确认的共识，经过简约化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最便于携带、背诵的形式充斥人们的记忆，也充当每一个受教育的人的启蒙读物，从一开始就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底色，今后无论如何皴染，它都顽强地显现出来，它不仅是童年经验，也是基本知识。”笔者以为，种种类书对于读书人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底色”，还会表现于他们后天从事文化活动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当中。当他们修改话本、润色讲史小说时，自幼谙熟于心的种种类书的结构体式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呈现于他们的产品当中。
综观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可知，刘天振先生的上述观点诚为卓见。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的确受到过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影响，古典小说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在古代小说家取法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基础上得以孕生、形成。譬如说，古典小说有两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是在散文叙事中插入诗词韵语，一是以回目提挈大意，它们的形成就与古代小说家对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借鉴与效仿有关系。下面，对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成因问题作些具体分析。
先说第一种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特别宋代以后的古白话小说，习惯在散文化的叙事中不时插入诗词韵语，形成了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如《清平山堂话本》之《刎颈鸳鸯会》写杭州府淫荡女子蒋淑贞两番出嫁，三度通奸，残害数条人命，招致杀身之祸的故事，颇有点明人小说以色劝色、以淫劝淫的自为悖谬的流风。其入话有一诗一词，煞尾有一词一对句，正话中间插以10篇《商调醋葫芦》小令。这种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可以发挥单一文体难以起到的作用，如：调节叙事节奏和声情；醒目悦耳，对相关的情节加以强调；中断叙事时间顺序，引发听者或读者的思考和联想等等。
然则，这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叙事形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果要追根究底、推其原委的话，不能不提到古代类书的影响作用。有论者曾这样诠释韵散交替之表现形式的成因问题：对于这种叙事方式的成因，学术界一般归因于史传叙事模式和宋元“说话”艺术的影响，其实应将这一问题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宋、元、明时《日记故事》、《金璧故事》等民间类书中的故事体制许多都是韵散兼行的，即在散文故事后附有韵文赞语。如《金璧故事》卷五有一则《维翰铸铁砚掇危科》所附诗：“青紫欲致身，业专志弥锐。铸砚喻庸俗，业易虽砚弊。岂惟示我坚，亦欲资破砺。果以磨不磷，襄然取高第。”…… 宋元“说话”是一种口头艺术，宋元民间类书则是案头读本，因此谈论明清小说的叙述方式、文本体制，是不能忽视民间类书的影响的。
由此可见，古典小说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的形成，的确与古代类书结构体制的影响作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几乎都属于敕撰，不仅其选录内容在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它们的编纂体例也无疑拥有崇高的示范性，因而类书这种韵散交错的艺术表现形式无形中影响着读书人，当他们在修改话本，润色讲史小说时，便自觉不自觉的呈现于作品之中。
再说第二种表现形式：以回目提挈大意。
类书因是“割裂饾饤，博采群书”拼凑而成，为方便文人翻阅，就要特别注意其编排体例的结构清晰，直观醒目。在唐代，为了醒人眼目，便于查检，类书已经开始使用“标题隶事”的方式来处理和编排材料，即拟制简短的标题（一般是抄撮原材料中的词语），置于相关材料之前，用以概括和显示材料的大旨。这样，读者根据标题就可以很快地寻检到自己所需的材料。就现存的唐代类书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是最早使用“标题隶事”之编纂体式的类书。不过，《北堂书钞》所拟制的标题还是单句形式，比较粗简。嗣后，类书中出现了具有对仗特点的双句偶目，形式上更富有审美性。如徐坚《初学记》的“事对”部分就使用了双句偶目，兹略举几例如下：
浮云（下引李陵诗句，略）——零雨（下引孙楚诗句，略）
送南浦（下引《楚辞》诗句，略）——造北林（下引曹植诗句，略）
一月三日（下引《诗经》诗句，略）——二载千秋（下引李陵诗句，略）
像这样的双句偶目，不仅能很好地提示所引材料的内容，便于读者查阅、记忆，而且其本身对仗工稳，形式整饬，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古代类书“标题隶事”的编纂体式，因有特殊的功效和审美内质，受到了古代小说家的关注，并对古代小说家的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类书的编纂体例成熟在前，章回小说的标目体式定型在后。古代小说家所创作的章回小说，以单句或偶句标目，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受到了类书“标题隶事”之编纂体式的启发。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正文前面列出的小标题：“敬塘割十六州赂契丹”、“石敬塘改元天福国号曰晋”、“立永宁公主为皇后”“契丹立石重贵留守”等，在话本小说中起提挈情节大意，标识故事段落的作用，明显受到类书编排体制影响。这种标题最初是单句，后逐渐进化为字句参差、不讲对仗的双句，最后发展为回目整齐、对仗工巧的偶句，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立首功”；《金瓶梅词话》中的“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不仅有助于读者的检阅与记忆，而且标题本身也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至明末清初，长篇章回小说标目的双句对偶化已经成为作家们共同遵守的艺术定律。
在此，我们不妨以明代小说家、类书编纂家邓志谟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邓志谟生活于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一生困顿于科场，不得不以创作和编纂谋生。他创作了《新锲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等章回小说3种，编撰了《锲旁注事类捷录》、《刻注释艺林故事白眉》等类书6种。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创作小说时，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他怎样调动他的类书知识。例如《飞剑记》第一回有‘青州从事’，下面小字双行夹注便说‘好酒称曰青州从事’，而这个注解和他所编的《故事白眉》卷十《饮食部·酒类》的《青州从事》注解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分析邓志谟著作中各个文类之间的参照关系，就可以更好把握他创作的具体过程和方法。而这种创作方法不可能是邓志谟一个人的，当时很多小说家的创作方法也恐怕大都如此。”因此，有论者说“章回小说双句对偶的标目形式汲取了传统类书编纂体例的营养”是很有道理的。
综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受到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明显影响，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天振.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
[2]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刘天振.民间类书与明清小说[J].光明日报，2006.
[4][韩]金文京.晚明小说、类书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M].学林出版社，2002.
[5]刘天振.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
（作者简介：叶方石（1963-），男，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类书的编排体例催生出了中国古典小说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孕生、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类书的编排体例曾给予小说以示范作用。
纵向考察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类书，可以发现，古人编纂类书，对其编排体例、结构体式一般都比较讲究，力求做到简明合理、精致隽雅，以便于读者披览查检，参考利用。因此，古代类书的编排体例、结构体式之中往往蕴涵着编纂者特定的审美意趣和审美追求，往往内敛着编纂者特定的文化理念和艺术经验。而这些，又往往以一种特有的魅力对使用类书的人产生吸引、同化作用，从而令使用类书的人在其艺术实践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法于类书的编排体例、结构体式。这一点，在小说家的艺术实践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刘天振先生在论及类书的结构体式对古代小说家创作的影响时曾说：
无论是大型官修类书，还是小型私撰类书，它们对于文人意识的渗透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类书是这样一些文本，它在把经过确认的共识，经过简约化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最便于携带、背诵的形式充斥人们的记忆，也充当每一个受教育的人的启蒙读物，从一开始就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底色，今后无论如何皴染，它都顽强地显现出来，它不仅是童年经验，也是基本知识。”笔者以为，种种类书对于读书人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底色”，还会表现于他们后天从事文化活动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当中。当他们修改话本、润色讲史小说时，自幼谙熟于心的种种类书的结构体式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呈现于他们的产品当中。
综观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可知，刘天振先生的上述观点诚为卓见。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的确受到过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影响，古典小说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在古代小说家取法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基础上得以孕生、形成。譬如说，古典小说有两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是在散文叙事中插入诗词韵语，一是以回目提挈大意，它们的形成就与古代小说家对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借鉴与效仿有关系。下面，对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成因问题作些具体分析。
先说第一种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特别宋代以后的古白话小说，习惯在散文化的叙事中不时插入诗词韵语，形成了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如《清平山堂话本》之《刎颈鸳鸯会》写杭州府淫荡女子蒋淑贞两番出嫁，三度通奸，残害数条人命，招致杀身之祸的故事，颇有点明人小说以色劝色、以淫劝淫的自为悖谬的流风。其入话有一诗一词，煞尾有一词一对句，正话中间插以10篇《商调醋葫芦》小令。这种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可以发挥单一文体难以起到的作用，如：调节叙事节奏和声情；醒目悦耳，对相关的情节加以强调；中断叙事时间顺序，引发听者或读者的思考和联想等等。
然则，这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叙事形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果要追根究底、推其原委的话，不能不提到古代类书的影响作用。有论者曾这样诠释韵散交替之表现形式的成因问题：对于这种叙事方式的成因，学术界一般归因于史传叙事模式和宋元“说话”艺术的影响，其实应将这一问题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宋、元、明时《日记故事》、《金璧故事》等民间类书中的故事体制许多都是韵散兼行的，即在散文故事后附有韵文赞语。如《金璧故事》卷五有一则《维翰铸铁砚掇危科》所附诗：“青紫欲致身，业专志弥锐。铸砚喻庸俗，业易虽砚弊。岂惟示我坚，亦欲资破砺。果以磨不磷，襄然取高第。”…… 宋元“说话”是一种口头艺术，宋元民间类书则是案头读本，因此谈论明清小说的叙述方式、文本体制，是不能忽视民间类书的影响的。
由此可见，古典小说韵散交替的表现形式的形成，的确与古代类书结构体制的影响作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几乎都属于敕撰，不仅其选录内容在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它们的编纂体例也无疑拥有崇高的示范性，因而类书这种韵散交错的艺术表现形式无形中影响着读书人，当他们在修改话本，润色讲史小说时，便自觉不自觉的呈现于作品之中。
再说第二种表现形式：以回目提挈大意。
类书因是“割裂饾饤，博采群书”拼凑而成，为方便文人翻阅，就要特别注意其编排体例的结构清晰，直观醒目。在唐代，为了醒人眼目，便于查检，类书已经开始使用“标题隶事”的方式来处理和编排材料，即拟制简短的标题（一般是抄撮原材料中的词语），置于相关材料之前，用以概括和显示材料的大旨。这样，读者根据标题就可以很快地寻检到自己所需的材料。就现存的唐代类书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是最早使用“标题隶事”之编纂体式的类书。不过，《北堂书钞》所拟制的标题还是单句形式，比较粗简。嗣后，类书中出现了具有对仗特点的双句偶目，形式上更富有审美性。如徐坚《初学记》的“事对”部分就使用了双句偶目，兹略举几例如下：
浮云（下引李陵诗句，略）——零雨（下引孙楚诗句，略）
送南浦（下引《楚辞》诗句，略）——造北林（下引曹植诗句，略）
一月三日（下引《诗经》诗句，略）——二载千秋（下引李陵诗句，略）
像这样的双句偶目，不仅能很好地提示所引材料的内容，便于读者查阅、记忆，而且其本身对仗工稳，形式整饬，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古代类书“标题隶事”的编纂体式，因有特殊的功效和审美内质，受到了古代小说家的关注，并对古代小说家的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类书的编纂体例成熟在前，章回小说的标目体式定型在后。古代小说家所创作的章回小说，以单句或偶句标目，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受到了类书“标题隶事”之编纂体式的启发。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正文前面列出的小标题：“敬塘割十六州赂契丹”、“石敬塘改元天福国号曰晋”、“立永宁公主为皇后”“契丹立石重贵留守”等，在话本小说中起提挈情节大意，标识故事段落的作用，明显受到类书编排体制影响。这种标题最初是单句，后逐渐进化为字句参差、不讲对仗的双句，最后发展为回目整齐、对仗工巧的偶句，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立首功”；《金瓶梅词话》中的“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不仅有助于读者的检阅与记忆，而且标题本身也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至明末清初，长篇章回小说标目的双句对偶化已经成为作家们共同遵守的艺术定律。
在此，我们不妨以明代小说家、类书编纂家邓志谟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邓志谟生活于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一生困顿于科场，不得不以创作和编纂谋生。他创作了《新锲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等章回小说3种，编撰了《锲旁注事类捷录》、《刻注释艺林故事白眉》等类书6种。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创作小说时，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他怎样调动他的类书知识。例如《飞剑记》第一回有‘青州从事’，下面小字双行夹注便说‘好酒称曰青州从事’，而这个注解和他所编的《故事白眉》卷十《饮食部·酒类》的《青州从事》注解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分析邓志谟著作中各个文类之间的参照关系，就可以更好把握他创作的具体过程和方法。而这种创作方法不可能是邓志谟一个人的，当时很多小说家的创作方法也恐怕大都如此。”因此，有论者说“章回小说双句对偶的标目形式汲取了传统类书编纂体例的营养”是很有道理的。
综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受到古代类书编排体例、结构体式的明显影响，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天振.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
[2]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刘天振.民间类书与明清小说[J].光明日报，2006.
[4][韩]金文京.晚明小说、类书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M].学林出版社，2002.
[5]刘天振.类书编纂与章回小说的标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
（作者简介：叶方石（1963-），男，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