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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者到商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陈东升以自己的人生转型轨迹，
昭示了一种『中国梦』—过好自己想过的好生活。
他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许多年前，陈东升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商人。如今，鬓发斑白的他自称 “嘉泰先生”，可见早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在其生命中的地位。
在陈东升的回忆里，1992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政府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当时，嗅觉敏锐的陈东升决定“下海”，他同时递交了两份申请：一个是申请创办嘉德拍卖行，另一个是申请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执照。
在中国管理界，陈东升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有人形容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看到东京最高楼就决定办保险公司。事实上，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创立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
陈东升是“92派”这一称谓的发明者。在他看来，“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而后形成标杆企业，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
记者：为什么说“92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陈东升：1992年前后下海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以1992年的两个重要文件为基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基本上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所以很多“92派”的企业家，比如袁岳，在咨询业是中国的盖洛普，毛振华就是中国的穆迪，嘉德就是中国的索斯比，王梓木创办的华泰也是中国顶尖的保险公司，田源是期货之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业鼻祖。
我一直坚持肯定那两个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革命性贡献。我们这些“92派”企业家是那两个文件的践行者，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这批人开始摸索并建立起来的。
记者：你怎么体会改革开放与“92派”的中国梦？
陈东升：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重新崇尚企业家精神，进入了一个财富创造的时代。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根本不创造财富。总之，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和创造财富的时代。创造财富的主力就是企业家，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就像美国一样，实现中产阶级梦想。中国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92派”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陈东升：用冯仑的语言，就是死扛。我就是一句话，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头走到黑，就是坚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我能走到今天，放弃了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泰康的时候，我7年不盈利，谁看见了？今天有人说陈东升是老大，我就反问，7年前他们会说这话吗？7年前他们会说陈东升有商业才华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成功跟人家也是一样的，我放弃了很多，这就是机会成本。
企业家分两大类，一类是做交易，一类是做企业管理。再说透一点儿，做项目，做交易，叫商人；做企业，把一个企业持续做大，是企业家。商人做交易、做项目，所以它是1+1；做企业的永远是1x2、2x2。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后来我总结，这么超强的定力来自什么？来自对理想、对目标的追求，你的认识有多深，你的定力就有多强；你的目标有多纯，你接近这个目标的距离就有多近。
记者：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创业呢？
陈东升：我纯，我不三心二意，不是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搞所谓的多元化。很多企业家都达不到这种境界，这是大智慧。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超级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这几个同学目标都很清晰，比如田源做期货，毛振华做评估，我先做拍卖、做保险，再做快递，商业模式都很清楚。像冯仑他们的过去是不清楚的，他们的万通集团后来慢慢地专注于地产了，终有一个过程。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言以蔽之：坚持。
别看企业家很光荣，其实差异挺大—企业和企业差异很大，人和人差异也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像演电影、演皮影戏一样，各路英雄辈出，电光石火。有死了的，有抓了的，有政治上倒了的，所以冯仑说“伟大就是熬出来的”，这话挺深刻的。冯仑有一些语言还是比较经典，我的语言不容易被流传，可能太学术，但企业家归根结底就是后来我说的一句话，“做市场的好学生”。
我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后发力量，我主张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记者：你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譬如公平缺失、生态恶化、国进民退等等，还是别的？
陈东升：国家要改革，人民要团结，坚持市场化，保护企业家精神，持续改善民生。不能说改善民生就要打倒资本家，改善民生是第三次财富分配，跟企业家精神没关系，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主心骨，财富是他们创造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哪天企业家阶层受到压制，就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点我受西方的影响，从来不变—并非因为我是企业家。所以在当下中国，我讲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改善民生。
陈东升以自己的人生转型轨迹，
昭示了一种『中国梦』—过好自己想过的好生活。
他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许多年前，陈东升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商人。如今，鬓发斑白的他自称 “嘉泰先生”，可见早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在其生命中的地位。
在陈东升的回忆里，1992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政府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当时，嗅觉敏锐的陈东升决定“下海”，他同时递交了两份申请：一个是申请创办嘉德拍卖行，另一个是申请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执照。
在中国管理界，陈东升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有人形容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看到东京最高楼就决定办保险公司。事实上，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创立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
陈东升是“92派”这一称谓的发明者。在他看来，“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而后形成标杆企业，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
记者：为什么说“92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陈东升：1992年前后下海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以1992年的两个重要文件为基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基本上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所以很多“92派”的企业家，比如袁岳，在咨询业是中国的盖洛普，毛振华就是中国的穆迪，嘉德就是中国的索斯比，王梓木创办的华泰也是中国顶尖的保险公司，田源是期货之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业鼻祖。
我一直坚持肯定那两个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革命性贡献。我们这些“92派”企业家是那两个文件的践行者，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这批人开始摸索并建立起来的。
记者：你怎么体会改革开放与“92派”的中国梦？
陈东升：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重新崇尚企业家精神，进入了一个财富创造的时代。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根本不创造财富。总之，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和创造财富的时代。创造财富的主力就是企业家，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就像美国一样，实现中产阶级梦想。中国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92派”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陈东升：用冯仑的语言，就是死扛。我就是一句话，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头走到黑，就是坚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我能走到今天，放弃了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泰康的时候，我7年不盈利，谁看见了？今天有人说陈东升是老大，我就反问，7年前他们会说这话吗？7年前他们会说陈东升有商业才华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成功跟人家也是一样的，我放弃了很多，这就是机会成本。
企业家分两大类，一类是做交易，一类是做企业管理。再说透一点儿，做项目，做交易，叫商人；做企业，把一个企业持续做大，是企业家。商人做交易、做项目，所以它是1+1；做企业的永远是1x2、2x2。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后来我总结，这么超强的定力来自什么？来自对理想、对目标的追求，你的认识有多深，你的定力就有多强；你的目标有多纯，你接近这个目标的距离就有多近。
记者：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创业呢？
陈东升：我纯，我不三心二意，不是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搞所谓的多元化。很多企业家都达不到这种境界，这是大智慧。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超级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这几个同学目标都很清晰，比如田源做期货，毛振华做评估，我先做拍卖、做保险，再做快递，商业模式都很清楚。像冯仑他们的过去是不清楚的，他们的万通集团后来慢慢地专注于地产了，终有一个过程。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言以蔽之：坚持。
别看企业家很光荣，其实差异挺大—企业和企业差异很大，人和人差异也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像演电影、演皮影戏一样，各路英雄辈出，电光石火。有死了的，有抓了的，有政治上倒了的，所以冯仑说“伟大就是熬出来的”，这话挺深刻的。冯仑有一些语言还是比较经典，我的语言不容易被流传，可能太学术，但企业家归根结底就是后来我说的一句话，“做市场的好学生”。
我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后发力量，我主张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记者：你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譬如公平缺失、生态恶化、国进民退等等，还是别的？
陈东升：国家要改革，人民要团结，坚持市场化，保护企业家精神，持续改善民生。不能说改善民生就要打倒资本家，改善民生是第三次财富分配，跟企业家精神没关系，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主心骨，财富是他们创造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哪天企业家阶层受到压制，就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点我受西方的影响，从来不变—并非因为我是企业家。所以在当下中国，我讲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