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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者到商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陈东升以自己的人生转型轨迹,
昭示了一种『中国梦』—过好自己想过的好生活。
他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许多年前,陈东升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商人。如今,鬓发斑白的他自称 “嘉泰先生”,可见早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在其生命中的地位。
在陈东升的回忆里,1992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政府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当时,嗅觉敏锐的陈东升决定“下海”,他同时递交了两份申请:一个是申请创办嘉德拍卖行,另一个是申请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执照。
在中国管理界,陈东升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有人形容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看到东京最高楼就决定办保险公司。事实上,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创立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
陈东升是“92派”这一称谓的发明者。在他看来,“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而后形成标杆企业,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
记者:为什么说“92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陈东升:1992年前后下海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以1992年的两个重要文件为基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基本上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所以很多“92派”的企业家,比如袁岳,在咨询业是中国的盖洛普,毛振华就是中国的穆迪,嘉德就是中国的索斯比,王梓木创办的华泰也是中国顶尖的保险公司,田源是期货之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业鼻祖。
我一直坚持肯定那两个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革命性贡献。我们这些“92派”企业家是那两个文件的践行者,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这批人开始摸索并建立起来的。
记者:你怎么体会改革开放与“92派”的中国梦?
陈东升: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重新崇尚企业家精神,进入了一个财富创造的时代。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根本不创造财富。总之,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和创造财富的时代。创造财富的主力就是企业家,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就像美国一样,实现中产阶级梦想。中国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92派”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陈东升:用冯仑的语言,就是死扛。我就是一句话,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头走到黑,就是坚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我能走到今天,放弃了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泰康的时候,我7年不盈利,谁看见了?今天有人说陈东升是老大,我就反问,7年前他们会说这话吗?7年前他们会说陈东升有商业才华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成功跟人家也是一样的,我放弃了很多,这就是机会成本。
企业家分两大类,一类是做交易,一类是做企业管理。再说透一点儿,做项目,做交易,叫商人;做企业,把一个企业持续做大,是企业家。商人做交易、做项目,所以它是1+1;做企业的永远是1x2、2x2。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后来我总结,这么超强的定力来自什么?来自对理想、对目标的追求,你的认识有多深,你的定力就有多强;你的目标有多纯,你接近这个目标的距离就有多近。
记者: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创业呢?
陈东升:我纯,我不三心二意,不是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搞所谓的多元化。很多企业家都达不到这种境界,这是大智慧。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超级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这几个同学目标都很清晰,比如田源做期货,毛振华做评估,我先做拍卖、做保险,再做快递,商业模式都很清楚。像冯仑他们的过去是不清楚的,他们的万通集团后来慢慢地专注于地产了,终有一个过程。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言以蔽之:坚持。
别看企业家很光荣,其实差异挺大—企业和企业差异很大,人和人差异也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像演电影、演皮影戏一样,各路英雄辈出,电光石火。有死了的,有抓了的,有政治上倒了的,所以冯仑说“伟大就是熬出来的”,这话挺深刻的。冯仑有一些语言还是比较经典,我的语言不容易被流传,可能太学术,但企业家归根结底就是后来我说的一句话,“做市场的好学生”。
我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后发力量,我主张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记者:你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譬如公平缺失、生态恶化、国进民退等等,还是别的?
陈东升:国家要改革,人民要团结,坚持市场化,保护企业家精神,持续改善民生。不能说改善民生就要打倒资本家,改善民生是第三次财富分配,跟企业家精神没关系,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主心骨,财富是他们创造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哪天企业家阶层受到压制,就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点我受西方的影响,从来不变—并非因为我是企业家。所以在当下中国,我讲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改善民生。
陈东升以自己的人生转型轨迹,
昭示了一种『中国梦』—过好自己想过的好生活。
他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许多年前,陈东升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商人。如今,鬓发斑白的他自称 “嘉泰先生”,可见早年创办的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在其生命中的地位。
在陈东升的回忆里,1992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政府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当时,嗅觉敏锐的陈东升决定“下海”,他同时递交了两份申请:一个是申请创办嘉德拍卖行,另一个是申请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执照。
在中国管理界,陈东升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找最好的葫芦画最好的瓢”。有人形容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看到东京最高楼就决定办保险公司。事实上,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创立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
陈东升是“92派”这一称谓的发明者。在他看来,“92派”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建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而后形成标杆企业,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
记者:为什么说“92派”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陈东升:1992年前后下海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以1992年的两个重要文件为基础(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基本上走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所以很多“92派”的企业家,比如袁岳,在咨询业是中国的盖洛普,毛振华就是中国的穆迪,嘉德就是中国的索斯比,王梓木创办的华泰也是中国顶尖的保险公司,田源是期货之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业鼻祖。
我一直坚持肯定那两个文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革命性贡献。我们这些“92派”企业家是那两个文件的践行者,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这批人开始摸索并建立起来的。
记者:你怎么体会改革开放与“92派”的中国梦?
陈东升: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重新崇尚企业家精神,进入了一个财富创造的时代。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根本不创造财富。总之,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市场经济和创造财富的时代。创造财富的主力就是企业家,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中国梦就是过好生活,就像美国一样,实现中产阶级梦想。中国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不是机会主义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92派”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陈东升:用冯仑的语言,就是死扛。我就是一句话,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头走到黑,就是坚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我能走到今天,放弃了很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泰康的时候,我7年不盈利,谁看见了?今天有人说陈东升是老大,我就反问,7年前他们会说这话吗?7年前他们会说陈东升有商业才华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的成功跟人家也是一样的,我放弃了很多,这就是机会成本。
企业家分两大类,一类是做交易,一类是做企业管理。再说透一点儿,做项目,做交易,叫商人;做企业,把一个企业持续做大,是企业家。商人做交易、做项目,所以它是1+1;做企业的永远是1x2、2x2。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后来我总结,这么超强的定力来自什么?来自对理想、对目标的追求,你的认识有多深,你的定力就有多强;你的目标有多纯,你接近这个目标的距离就有多近。
记者:你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创业呢?
陈东升:我纯,我不三心二意,不是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搞所谓的多元化。很多企业家都达不到这种境界,这是大智慧。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超级现实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这几个同学目标都很清晰,比如田源做期货,毛振华做评估,我先做拍卖、做保险,再做快递,商业模式都很清楚。像冯仑他们的过去是不清楚的,他们的万通集团后来慢慢地专注于地产了,终有一个过程。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目标纯正,心无旁骛,一言以蔽之:坚持。
别看企业家很光荣,其实差异挺大—企业和企业差异很大,人和人差异也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像演电影、演皮影戏一样,各路英雄辈出,电光石火。有死了的,有抓了的,有政治上倒了的,所以冯仑说“伟大就是熬出来的”,这话挺深刻的。冯仑有一些语言还是比较经典,我的语言不容易被流传,可能太学术,但企业家归根结底就是后来我说的一句话,“做市场的好学生”。
我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后发力量,我主张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是一个企业崛起的后发力量。
记者:你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譬如公平缺失、生态恶化、国进民退等等,还是别的?
陈东升:国家要改革,人民要团结,坚持市场化,保护企业家精神,持续改善民生。不能说改善民生就要打倒资本家,改善民生是第三次财富分配,跟企业家精神没关系,企业家精神永远是这个社会的主心骨,财富是他们创造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哪天企业家阶层受到压制,就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点我受西方的影响,从来不变—并非因为我是企业家。所以在当下中国,我讲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