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四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同在国立清华大学学习，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到了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新星，时称“清华四剑客”。“四剑客”中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有幸在“四剑客”中除李长之外其他三位先生门下奔走。吴组缃、林庚两位先生都是中文系教授，老当益壮，自然时常在课堂上耳提面命;而季羡林先生长期执教于东语系，我虽在公开场合下面聆过先生的教诲，但并未登堂入室、传承衣钵，只能算是他广义的学生。当然，“广义的学生”也还是学生，学生和老师总会有近距离的接触，但所有这些接触都是在季先生浑然不觉之时，所以，也即民间所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式的接触，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我进北大的第二年春季，美籍华裔学者欧阳祯教授来北大讲学，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第二教学楼203室。大家熱情高涨，203教室座无虚席，座位间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还有更多的人在教室门口和楼道里张望。欧阳教授来了，颀长，西装革履而略显拘谨。一位头发斑白的老教师忙着为欧阳教授开道，随后为讲座和欧阳教授做了简短的介绍，再看看已经爆满的教室，便很随意地在讲台边上坐了下来——203教室的讲台是一个离地约20厘米，五六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也差不多等于席地而坐了。周边的学生们则纷纷效尤敬陪末座，很快就把讲台也坐满了。举步维艰的欧阳教授于是成了汪洋中的一棵树。
　　直至“一棵树”开讲前弯下腰来，毕恭毕敬地向老教师致敬和致谢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席地而坐的老者竟是时任北大副校长、大名鼎鼎的比较文学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教室里有些轻微的骚动，但很快也就平静下来了。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季先生：面貌清癯，神情蔼然，着一件那个年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洗得有些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戴一顶同样颜色的解放帽，所有的纽扣，包括风纪扣都系得严严实实。从那以后，我便学着季先生，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也系起中山装的风纪扣——直到不再穿中山装。
　　第二次面聆季先生教诲，是在差不多一年后五四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会场。季先生是五四文学社的顾问之一。记得另一位顾问谢冕老师是早早到了会场，大会开始前，花白头发的季先生搀扶着白发苍苍、瘦小而步履有些蹒跚的朱光潜先生走进会场。肃然起敬之余，我发现季先生似乎仍穿着一年前那件有些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依然系着风纪扣。
　　季先生以顾问老师的身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今天看到大家“四世同堂”，十分高兴。当年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课;谢冕同志可以算是我的学生;而在座的同学们又是谢老师的学生，我们四代人都喜欢文学，中国的文学还是很有希望的。季先生的教诲，我一直未能忘怀——倒不是由此激发了什么宏伟的文学理想，而是感动于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家人。
　　文学使人亲近，亲如一家的亲近。于是就有可能将自己的文学父辈、祖辈与心目中最熟悉的文学人物联系起来——是戏谑，也是亲近，没大没小的亲近。1985年毕业离校南下谋职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季先生，只是在报章上读到他的高论，还是会有“见字如面”的亲切感。
　　南下不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似乎经历过一场“全民经商”，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大潮。我供职的学校和系顺势而为，议决做水晶项链生意——从产地东海购进，在南京销售，赚取中间差价。有一次系里开会讨论进货和销售事宜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手边一本《读书》杂志上刊载的季先生的大作，其中有一段直言如今教员的收入太低，待遇太差，并忆及自己清华大学毕业后，应聘回老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的优裕生活：在济南请三四位友人下馆子，一桌酒菜加上小费，不过两块大洋;而高中教员的月薪有一百五十块大洋。记得当时好像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处之泰然的感觉：自己距离每个月请七十多次客的经济实力，实在是太过遥远。既如此，那就慢慢来吧。
　　与季先生稍有联系的记忆，似乎都是耐人寻味的……
　　几年后读到季先生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成为我后来反复“寻味”的文字。望九之年的季先生艰难行进了半个世纪，才走到了恩师墓前。他所祭奠缅怀的胡适先生似乎也不仅仅只是那位曾经的北京大学校长，还包括与其紧密相连的北京大学精神，以及包括作者在内的北大学人的为学、为师、为人之道，那一段心目中挥之不去的静好岁月——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这里的“他”当然是指胡适先生，但怎么读都觉得像是季先生的夫子自道：“如坐春风中”是五十年前季先生面对胡适先生的感受，然而，又何尝不是四五十年后我们这些年轻后辈面对季先生的真切感受……
　　而胡适先生的为师之道，更是令季先生感佩不已——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陞）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陞）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恪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也不应当无动于衷——这实在是有如“钱学森之问”一样发人深省的“世纪之问”呀。
　　后来，季先生渐渐成了公众人物，频频出镜。镜头是一种再造空间、再造现实，难以从中获得“亲炙”的震撼与亲切;因此，我也从未像“追剧”粉丝们那样去关注季先生的起止行状。只是偶尔在电视里看到季先生的影像，一旦记起“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的“世纪之问”，便似乎看到了这位通常被镜头处理成为气色红润的面团团的老人那慈祥的眼神后面，两道依然锐利深邃的目光。
　　那是任何艺术手段都掩饰不住，也改变不了的睿智者思想的电光石火。那一刻我好像忽然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当年虽年轻气盛，但瘦削文弱的季先生愿意接受“剑客”的称号。
　　只是这怕是最后的剑客了……思之不觉有些怅然。
　　编辑 曹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