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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以来，作为全球化时代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智库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做出批示，并在重要场合数次强调开展“智库外交”，建设“高端智库”“专业化智库”的紧迫性。于是，智库这个似乎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实际却深刻影响着13亿中国人的“国家大脑”愈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西方智库作用显著
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已经成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倚重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各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军事为例，据美国《全球安全》杂志披露，在美国，仅关注中国军事的智库就有1600余家，它们对中国军事的关注非常细致，小到甚至不会放过一部电视剧。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课题过程中，《亮剑》《DA师》《突出重围》等军事题材电视剧被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中国军队那种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不讲常规的作战方式，正是西方军队最难以招架的。”该中心的报告得出结论说，《亮剑》中的男主角代表了中国军队指挥官的特点。
以上仅是智库作用的冰山一角。在美国，智库是政策制定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美国公共决策的一般顺序为：智库—媒体—国会—政府（行政当局）—政策出台。在英国，智库是舆论引导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座以及举办研究班，智库发挥着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每年要举行100多场国际会议。在意大利，智库是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发源地。罗马俱乐部曾经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进而做出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这在全球挑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如今，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的力量，智库得以更加迅速地将其研究成果与全球各国分享，这种极强的渗透力和高效的传播方式，使得智库的作用愈发突出和明显。
中国智库尚待发展
中国的智库发展起步较晚，尚无法与欧美国家智库相提并论。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中国智库的质量和数量都相当领先。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有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中国领导人对智库的使用非常频繁，众所周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内参，大量尖锐的意见、有见地的观点和多元化的思想往往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内参中。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很多重要政策往往也是先由智库提出，后被政府采纳的。
与强大的官方智库相比，中国民间智库的实力仍显得比较弱。其发展较为缓慢，数量仅占全国智库总量的5%左右，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究其原因，与民间资本的成长态势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里，民营企业一直艰难前行，根本没有精力和金钱去发展民间智库。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民营资本真正开始发展壮大，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国退民进”的政策导向下，民营资本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从国企改制到医疗改革，从VC/PE投资到股权众筹，从文创产业到互联网金融，无一不包。中国的民间智库随之方兴未艾，可以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民间智库大发展的年代。
母智库基金横空出世
要引导社会资本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投入智库建设，让每一分钱花得更值得，采取“母智库基金”形式是最佳选择之一。母基金（FOF，Fund of Funds）是专门投资于其他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而“母智库基金”，则是投资于子智库基金，从而间接投资各类智库的“基金之母”“智库之母”。
母智库基金的优势在于可以广泛地凝聚社会资本，这个整体的机构投资人（LP）的资金来自社会各界，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具有国家战略目标需求的机构投资人，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社会保障基金、各大保险机构等。
资金聚集到一定规模后，可由母智库基金管理人（GP）作为代表，选择优质专业的子智库基金进行投资。
母智库基金管理人是基金市场化运作的核心，同时又必须具备把握政策方向的能力，应当以“民营管理团队+政府引导”的形式存在：一方面，以专业的资本运作理念和丰富的投资经验来管理母基金，通过子智库基金投资于专注不同研究领域、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民间智库；另一方面，则须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将智库的建设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扩大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政府决策、“二轨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力。
如今，这种“跨界”的基金管理人为数不少。它们投资的智库类项目往往具有半公益性质，在经济利益方面，看似与通过上市退出动辄获得几十倍回报的项目无法比拟，但“跨界”基金管理人看重的并非眼前利益：一方面，尽管母基金管理费的费率不高，但由于资金体量巨大，管理费的总量其实很可观；另一方面，投资的智库相关项目可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客观准确的统计数据等等，它们都成为免费为基金管理人服务的智囊团。更重要的是，母智库基金的投资人中不乏国有背景的金融投资机构，基金管理人与这些机构拉近距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国家的政策走向，获得政府支持。在时代的风口上，这些宝贵的资源往往能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投资人都非常关心基金投资项目的退出。母智库基金天然带有半公益的性质，它是政府通过少量出资来撬动大规模社会资本的产物，因此其存续期可能会长达十年、二十年。在此期间，随着智库的成长和发展，母基金将通过转让、并购、智库自身回购等方式全身而退。此时，基金的结构就需要重新设计，例如采用分级基金的方式由政府资金、国企或央企资金作为劣后，或是为希望提前退出的社会投资人设置一些时间段的开放赎回期等等。当然，要吸引民间资本长久地支持智库，支持母智库基金，还需要政府部门像前几年支持创业创新一样，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扶持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提供场地、施以奖励等手段全方位地支持母智库基金的发展。 助力新型智库建设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智库运营资金的来源对其发展前景的影响非常大。国外智库获取资金的渠道很丰富，大致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捐赠等。例如，兰德公司80%左右的经费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其他经费则来自私人企业、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委托合同收入；布鲁金斯学会只有4%的经费来自政府，74%来自公司和个人。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仰人鼻息。
美国智库不依靠政府课题研究订单也能保持繁荣，这与美国基金会产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美国的基金会在20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1900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批基金会中最知名的两家。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统计，2011年全美基金会的总捐款额达3058亿美元，其中72%来自个人捐款，还有一些采取小额信贷的形式。这些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领域日益扩展，除了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等，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资助智库建设。资金来源的独立，使“美国模式”智库的运作可以独立于政府、党派和利益集团，从而获得全社会对智库机构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在其2013年的智库排名名单中，美国以外的全球顶级智库前10名中，欧洲智库占有9席，而包括美国智库在内的前10名中，美国智库包揽了6席。
在中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也都设有基金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东欧的民间智库迅速发展起来，运作得比较成功的有20多个，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匈牙利）、拉祖姆科夫中心（乌克兰）等，它们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中国，母智库基金这一形式实际上丰富了智库的资金来源——基金的投资人是多元化的，有政府财政资金、开发性金融投资，有大型国企、央企和保险机构的资金，还有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等等。这些资金汇于一处，通过母智库基金管理人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和投资，使得民间智库获得了官方智库不具备的天然优势。
首先，民间智库能更独立地运作。“独立性”是智库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建立政策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官方智库多数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政府机构，有的甚至有较为明确的行政编制。这种权力图谱使得这些官方智库出现两种行为偏好：在研究方向的选取方面，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上级的喜好和意图；在研究内容方面，并不是在决策前提供有效建议，而是在决策后进行解读和注释，成为政府的宣传部门。反观民间智库，来自母智库基金的雄厚财力支持，可以使其坚守“独立性”这一关键原则。研究者不必顾虑出资人的态度，只需关注研究本身，努力做到客观和独立即可。研究者不用顾虑政策走向，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从事研究，通过客观分析来获得结论，做到基于事实说明问题，这有助于建立更客观、更有影响力的新型中国智库。
其次，民间智库将更有专业性。官方智库每年可以获得大量财政经费的支持，因而有能力聘请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来做研究。而以往民间智库由于资金紧张，研究人员往往受到财务指标等外部因素的干扰，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有了来自母智库基金的资金支持之后，智库可以将那些在各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招至麾下，发挥他们缜密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把他们的智慧与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起来，形成富有创造性和指导意义的结论，以此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第三，民间智库的研究效率和影响力将大大提高。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相对于新知识的生产来说，智库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新知识的应用上，而最为关键的是其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通过市场化的基金运作方式，同时配合政府政策导向，智库能够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由于部分母智库基金LP具有政府背景，有助于缩短政府与民间智库间的距离，后者无论是递交决策咨询方案，还是铺陈梳理政治理念都会因而更加顺畅。
当前，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愈发复杂，独立的民间智库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作用也愈加凸显。在今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义为“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之所以强调“新型”，正是因为传统的智库已经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此时，不但需要建立“新型”官方智库，更需要大量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新型”民间智库，这样才能使多元化的社会达到平衡，实现和谐发展。
新型智库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凭空而来或可一蹴而就，需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母智库基金是中国特色新型民间智库发展的助推器，资本与智慧相结合将产生巨大的力量，为智库插上腾飞的翅膀。
西方智库作用显著
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已经成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倚重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各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军事为例，据美国《全球安全》杂志披露，在美国，仅关注中国军事的智库就有1600余家，它们对中国军事的关注非常细致，小到甚至不会放过一部电视剧。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课题过程中，《亮剑》《DA师》《突出重围》等军事题材电视剧被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中国军队那种灵活机智的战略战术、不讲常规的作战方式，正是西方军队最难以招架的。”该中心的报告得出结论说，《亮剑》中的男主角代表了中国军队指挥官的特点。
以上仅是智库作用的冰山一角。在美国，智库是政策制定网络的重要参与主体。美国公共决策的一般顺序为：智库—媒体—国会—政府（行政当局）—政策出台。在英国，智库是舆论引导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座以及举办研究班，智库发挥着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每年要举行100多场国际会议。在意大利，智库是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发源地。罗马俱乐部曾经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进而做出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这在全球挑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如今，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的力量，智库得以更加迅速地将其研究成果与全球各国分享，这种极强的渗透力和高效的传播方式，使得智库的作用愈发突出和明显。
中国智库尚待发展
中国的智库发展起步较晚，尚无法与欧美国家智库相提并论。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中国智库的质量和数量都相当领先。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有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中国领导人对智库的使用非常频繁，众所周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内参，大量尖锐的意见、有见地的观点和多元化的思想往往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内参中。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很多重要政策往往也是先由智库提出，后被政府采纳的。
与强大的官方智库相比，中国民间智库的实力仍显得比较弱。其发展较为缓慢，数量仅占全国智库总量的5%左右，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究其原因，与民间资本的成长态势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里，民营企业一直艰难前行，根本没有精力和金钱去发展民间智库。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民营资本真正开始发展壮大，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国退民进”的政策导向下，民营资本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从国企改制到医疗改革，从VC/PE投资到股权众筹，从文创产业到互联网金融，无一不包。中国的民间智库随之方兴未艾，可以说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民间智库大发展的年代。
母智库基金横空出世
要引导社会资本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投入智库建设，让每一分钱花得更值得，采取“母智库基金”形式是最佳选择之一。母基金（FOF，Fund of Funds）是专门投资于其他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而“母智库基金”，则是投资于子智库基金，从而间接投资各类智库的“基金之母”“智库之母”。
母智库基金的优势在于可以广泛地凝聚社会资本，这个整体的机构投资人（LP）的资金来自社会各界，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机构投资人，特别是具有国家战略目标需求的机构投资人，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社会保障基金、各大保险机构等。
资金聚集到一定规模后，可由母智库基金管理人（GP）作为代表，选择优质专业的子智库基金进行投资。
母智库基金管理人是基金市场化运作的核心，同时又必须具备把握政策方向的能力，应当以“民营管理团队+政府引导”的形式存在：一方面，以专业的资本运作理念和丰富的投资经验来管理母基金，通过子智库基金投资于专注不同研究领域、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民间智库；另一方面，则须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将智库的建设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扩大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政府决策、“二轨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力。
如今，这种“跨界”的基金管理人为数不少。它们投资的智库类项目往往具有半公益性质，在经济利益方面，看似与通过上市退出动辄获得几十倍回报的项目无法比拟，但“跨界”基金管理人看重的并非眼前利益：一方面，尽管母基金管理费的费率不高，但由于资金体量巨大，管理费的总量其实很可观；另一方面，投资的智库相关项目可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客观准确的统计数据等等，它们都成为免费为基金管理人服务的智囊团。更重要的是，母智库基金的投资人中不乏国有背景的金融投资机构，基金管理人与这些机构拉近距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国家的政策走向，获得政府支持。在时代的风口上，这些宝贵的资源往往能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投资人都非常关心基金投资项目的退出。母智库基金天然带有半公益的性质，它是政府通过少量出资来撬动大规模社会资本的产物，因此其存续期可能会长达十年、二十年。在此期间，随着智库的成长和发展，母基金将通过转让、并购、智库自身回购等方式全身而退。此时，基金的结构就需要重新设计，例如采用分级基金的方式由政府资金、国企或央企资金作为劣后，或是为希望提前退出的社会投资人设置一些时间段的开放赎回期等等。当然，要吸引民间资本长久地支持智库，支持母智库基金，还需要政府部门像前几年支持创业创新一样，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扶持政策，通过税收减免、提供场地、施以奖励等手段全方位地支持母智库基金的发展。 助力新型智库建设
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智库运营资金的来源对其发展前景的影响非常大。国外智库获取资金的渠道很丰富，大致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个人捐赠等。例如，兰德公司80%左右的经费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其他经费则来自私人企业、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委托合同收入；布鲁金斯学会只有4%的经费来自政府，74%来自公司和个人。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仰人鼻息。
美国智库不依靠政府课题研究订单也能保持繁荣，这与美国基金会产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美国的基金会在20世纪获得了蓬勃发展，1900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批基金会中最知名的两家。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统计，2011年全美基金会的总捐款额达3058亿美元，其中72%来自个人捐款，还有一些采取小额信贷的形式。这些基金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关注的领域日益扩展，除了传统的扶贫、教育、环境、医疗、公共事业等等，还扩展到全球发展、精神、个人潜质发掘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资助智库建设。资金来源的独立，使“美国模式”智库的运作可以独立于政府、党派和利益集团，从而获得全社会对智库机构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在其2013年的智库排名名单中，美国以外的全球顶级智库前10名中，欧洲智库占有9席，而包括美国智库在内的前10名中，美国智库包揽了6席。
在中东欧一些转型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也都设有基金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东欧的民间智库迅速发展起来，运作得比较成功的有20多个，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匈牙利）、拉祖姆科夫中心（乌克兰）等，它们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中国，母智库基金这一形式实际上丰富了智库的资金来源——基金的投资人是多元化的，有政府财政资金、开发性金融投资，有大型国企、央企和保险机构的资金，还有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等等。这些资金汇于一处，通过母智库基金管理人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和投资，使得民间智库获得了官方智库不具备的天然优势。
首先，民间智库能更独立地运作。“独立性”是智库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建立政策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官方智库多数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政府机构，有的甚至有较为明确的行政编制。这种权力图谱使得这些官方智库出现两种行为偏好：在研究方向的选取方面，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上级的喜好和意图；在研究内容方面，并不是在决策前提供有效建议，而是在决策后进行解读和注释，成为政府的宣传部门。反观民间智库，来自母智库基金的雄厚财力支持，可以使其坚守“独立性”这一关键原则。研究者不必顾虑出资人的态度，只需关注研究本身，努力做到客观和独立即可。研究者不用顾虑政策走向，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从事研究，通过客观分析来获得结论，做到基于事实说明问题，这有助于建立更客观、更有影响力的新型中国智库。
其次，民间智库将更有专业性。官方智库每年可以获得大量财政经费的支持，因而有能力聘请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来做研究。而以往民间智库由于资金紧张，研究人员往往受到财务指标等外部因素的干扰，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有了来自母智库基金的资金支持之后，智库可以将那些在各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招至麾下，发挥他们缜密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把他们的智慧与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起来，形成富有创造性和指导意义的结论，以此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第三，民间智库的研究效率和影响力将大大提高。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相对于新知识的生产来说，智库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新知识的应用上，而最为关键的是其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通过市场化的基金运作方式，同时配合政府政策导向，智库能够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由于部分母智库基金LP具有政府背景，有助于缩短政府与民间智库间的距离，后者无论是递交决策咨询方案，还是铺陈梳理政治理念都会因而更加顺畅。
当前，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愈发复杂，独立的民间智库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作用也愈加凸显。在今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义为“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之所以强调“新型”，正是因为传统的智库已经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此时，不但需要建立“新型”官方智库，更需要大量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新型”民间智库，这样才能使多元化的社会达到平衡，实现和谐发展。
新型智库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凭空而来或可一蹴而就，需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母智库基金是中国特色新型民间智库发展的助推器，资本与智慧相结合将产生巨大的力量，为智库插上腾飞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