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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关键词：
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结构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缓解社会经济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从上世纪80年代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率在短短几十年间降低到了替代水平以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重大转变，无论是单独家庭、双独家庭还是双非家庭①〓〓①本文所指“双独家庭”为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单独家庭”为夫妇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双非家庭”指夫妇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其生育意愿均已下降到了终生生育两个孩子以下（图1），九成以上的家庭其意愿的子女数量在两个或两个以下（图2），开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体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目标渐趋一致，表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空间逐步放宽。
与此同时，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可能导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凸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况长期存在，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不足，以及家庭结构不当造成的养老保障等矛盾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生育意愿的走势也反映出政策与现实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已进入婚育年龄，从文献和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独生子女家庭近年来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图1），这可能源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代际补偿”和改变“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强烈愿望。尽管平均而言家庭意愿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家庭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事实是近年来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比重显著上升，已超过六成（图2），并且其中不仅包括独生子女家庭，也有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日趋显现。
上述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表明，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机日趋成熟，但也需要面向家庭的不同状况，在统筹宏观人口和家庭生育决策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多样化、人性化和家庭化的生育政策，改变过去相对“一刀切”的模式。然而，与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研究相比，目前对于中国微观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较为零散，是什么因素主导了家庭的生育决策？经济收入、家庭构成状况、区域因素的变化如何改变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未来的政策是否可以基于家庭生育决策机制进行调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进行系统地分析将有助于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
对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通过文献回顾，综述已有研究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将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讨论政策因素的作用；第四部分将依据实证研究结论，讨论生育政策应如何基于家庭生育意愿进行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于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均有研究，在理论研究中，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主要依据人口统计学分析、规范模型和角色理论。依据人口统计进行研究始于Landry（1934）提出的社会人口转型三阶段理论[1]，用于解释生育率由高到低的历史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目前大量的人口学研究依然延续这一框架，关注社会层面的宏观、中观因素。规范模型除了关注社会规范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之外，更将视野转向家庭层面，研究范式更微观化。而角色理论则更注重个体因素及其在家庭中的作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Jackson，1972；Tobin，1976）[2][3]，尤其是关于女性婚姻关系角色的分析，奠定了许多后续研究将女性作为生育意愿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陈卫、史梅，2002；郑真真，2004；杜凤莲，2008；周兴、王芳，2010）。[4][5][6][7]经济学分析模式同样也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Malthus（1798）的研究是生育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典范，也为人口控制政策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8]上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Becker开创的家庭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成员收入、育儿成本、劳动时间分配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被纳入到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中（Becker，1960；Mincer，1974）[9][10]，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相对地位和家庭内部决策机制的影响（Leibenstein，1974、1975）；[11][12]一些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家庭所处的环境，认为生育决策是家庭微观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Easterlin，1968）[13]，这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理论研究模型的日渐成熟，相关分析更多地集中到实证研究上，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和成员个体特征一直是研究重点：Butz & Ward（1979）关于个体收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生育的影响是较早期的实证研究；[14]Steven & Franklin（1995）的研究则利用面板数据来研究家庭收入、工作地位、人力资本变量对生育数量的影响，验证了家庭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15]Laurie & Alex（2005）的研究则发现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16]Audrey（2001）的研究发现结婚年龄的上升对生育率下降大约会产生15%—30%的影响；[17]Paula（2007）[18]的研究表明家务工作和育儿时间的上升会降低边际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往往会降低其生育意愿，这在Alfonso，Gema & Raquel（2009）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19]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在近晚期的实证研究中受到关注：Mary & Oscar（2002）同时分析了经济变量与非经济变量对印度生育率的影响，发现文化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女性自主权和家庭计划与规模偏好可能影响生育决策，一些非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甚至高于经济变量；[20]Eva C. Yen，Gili Yen.&Liu（1989）以中国台湾地区家庭为样本，研究发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21]社会政策的作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也在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明，Lonnie（2005）的研究就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低生育意愿与其公共福利政策、社会化的健康照顾、女性普遍教育计划相关。[22] 从国内文献来看，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家庭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基础展开的研究主要运用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消费-储蓄理论、风险-投资理论和偏好-效用理论（李建民，1994；黄步云，2005；钱明亮，2007；庄渝霞，2009；孙奎立，2010；吕红平，1991；周双超，1996）。[23][24][25][26][27][28][29]以社会学研究范式展开的研究包括生育三维模型、生育决策的四方面多层次理论（顾宝昌，2011；李建民，2004）。[30][31]其二是以不同人群、家庭或地区的生育意愿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人口统计学或经济计量方法分析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风笑天、张青松，2002；风笑天，2009；贾志科、吕红平，2012）。[32][33][34]这些研究总结了2010年之前相关文献对生育意愿调查的研究结果，分别以我国不同地区的育龄妇女、青年群体、独生子女、农民、流动人口等为调查对象，发现生育意愿总体出现下降趋势，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决策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李建民，2004；刘庚常，2010；王云多，徐振兴，2013）。[31][35][36]而已有研究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并不确定，一些研究认为不仅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生育意愿，医疗保障、家庭承包责任制等其他的社会政策也影响了中国的生育率（王海霞，2001；曾毅、舒尔茨，1998）[37][38]，制度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经济因素（王金营、王志成、何云艳等，2005）；[39]但近晚期的一些研究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首要的影响因素（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等，2003）[40]，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趋同、农村和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趋同以及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水平偏低（风笑天，2004；郑真真，2004；侯亚非、马小红，2008）等现象表明现行的差别化的生育政策可能不会对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41][5][42]
目前，国内外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有较大进展，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都提供了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的理论模型和调研数据。然而，目前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已有文献有各自的分析框架，但由于学科差异和研究多样性，不同理论框架的整合较少，不能揭示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全貌；二是已有的研究基于各类影响因素进行的宏观测算和现状描述较多，而综合个人、家庭、制度因素进行完整实证分析的较少；三是受制于调查地域范围、时间跨度和跟踪研究的难度，已有的研究较难深入分析生育意愿的地区差异和时间演进状况，尽管有少量文献已经开始基于文献研究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侯佳伟、黄四林与辛自强等，2014）[43]，但是对制度变迁作用的实证检验和评估仍然较为欠缺。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的生育意愿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中国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所做的“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包括了从1989年开始的中国不同省份3000多个家庭约15000个体追踪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从中提取的2099个样本，涵盖了重庆、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黑龙江、辽宁和北京12个地区，调查年份为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时间跨度20年。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信息主要来自育龄妇女问卷中对其怀孕史、生育史和生育观进行的调查，对其是否还想再要孩子以及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性别等信息的收集。
由于数据较完整和连续地提供了与家庭生育意愿相关的各种信息，在时间延续性和地区可比性上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科学研究基础，因此有利于实证分析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图3）。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受到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个体因素中的人口学和经济特征因素在已有的研究中讨论较多，而对个体生理因素作用的关注较少。家庭因素则主要指家庭结构、家庭分工和经济特征，由于生育决策和抚养儿童在中国不仅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观念和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他家庭成员和家族观念的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家庭成员、规模及其相互关系。区域因素主要指城乡生育观念和区域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一般较为稳定并且具有历史延续性，会对家庭结构和分工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政策因素主要是计划生育制度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但也不局限于计划生育制度本身，还包括医疗、户籍和教育制度等。直接影响主要指政策会左右家庭对于生育后代的成本-收益分析，比如超生社会抚养费的征缴带来的家庭经济损失，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全会降低“养儿防老”的需求，户籍和教育制度带来的长期育儿成本变化等；而间接影响则表现为政策性因素会影响个人、家庭和区域因素，进而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比如医疗保险和教育制度会对个体健康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状况产生影响。以家庭状况、城乡地区为基础的差异性计划生育政策则在会影响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人口流动，从而在长期中影响家庭代际生育决策，区域因素尽管较为稳定，但是也会由于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其他政策性因素发生改变。比如农村教育水平提升使得城乡教育观念趋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化改变了男女家庭地位和分工状况，而这些都会使家庭生育决策发生改变。
然而，要在实证分析中观察上述因素的影响却并不容易，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特别是政策性因素对其他三类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将其纳入模型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一些影响因素不可观察，比如观念、文化和部分难以衡量的政策因素，因此无法纳入简单的OLS回归模型，而这却会产生较严重的变量遗漏问题。不同的影响因素或者随时间，或者随样本，或者同时随两者发生改变，比如家庭和个体的经济特征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区域文化因素虽然具有时间稳定性，但不同家庭的状况却大相径庭；而计划生育政策在1991—2011年的20年间会发生调整，同时其适用性也会随家庭结构的变迁而产生变化。 综合考虑模型的复杂性和因素变化的多样性，实证研究将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展开。“是否再要孩子”的生育决策由yit表示，即第i个样本在第t年是否再要孩子，i=1，2，…，N表示第i个样本；t=1，2，…T表示样本调查年份。由于其数据类型为二值变量（是=1，否=0），因此采用概率模型。影响生育决策的系列变量为xit，具体见表1，并且xit的变化决定了个体生育决策的选择概率P在0到1之间变化，用logistic概率函数概括为：
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中ai可以是不随时间变化而又与xit相关的难以直接观察到的因素，比如较为稳定的文化、观念和政策性因素，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处理，ai的扰动作用将被排除，εit为时变误差，满足外生性和同方差的假定。对于不同的截面，模型的截距显著不同，但是对于不同的时间序列（个体）截距是相同的，那么就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此时残差项为uit=at+εit。同时，本文并不在一开始就排除ai或at为随机因素从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可能性，选择将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
而“想要几个孩子”的生育决策则用zit来表示，受调查者对该问题的回答从0～9个均有出现，因此应变量数据较符合受限变量的tobit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解释变量和其他参数的含义与模型（2）相同，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各应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性质如表1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依据（2）和（3）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其中“是否再要孩子”的回归采用了混合面板logit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logit模型、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logit模型；而“想要几个孩子”的回归模型由于采用tobit模型，其性质决定无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进行了混合面板tobit模型和随机效应t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1.个人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看，虽然年龄较大的个体希望家庭有更多小孩，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再生孩子的意愿在下降，户口类型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由于个体的身份特征导致的生育意愿差异并不明显。与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相比，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个体再要孩子的愿望越小。与过去学历越低越想生的状况不同，目前高学历人群尤其是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个体更有生二胎的意愿，这与国家统计局（2014）[44]的调查结果相一致。从生理因素的影响来看，有生育障碍和其他疾病的个体比健康的个体更希望要孩子，并且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上升，这种愿望越强烈。
从经济特征因素来看，与没有工作的个体相比，无论是个体经营者还是为雇主工作的劳动者想再要孩子的意愿均较低，而从事家庭工作的劳动者则不具有这一特征。除了从事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的个体希望再要孩子的意愿较其他人员更显著之外，其他工作单位类型的影响也不显著。与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相比，在小集体企业、农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工作的个体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相对较少。整体来看，职业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对生育决策影响的显著性在不同模型估计中不稳定，而工作类型因素的影响较为稳定。个体工作时间对生育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个人收入的影响则较为显著，收入越高的个体再生育孩子的意愿越低。
2.家庭因素
从家庭因素来看，少数民族家庭（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少数民族）更希望再要孩子，家庭总纯收入越高的家庭，再要孩子的意愿越强烈，对于孩子数量的偏好也上升，这充分说明抚养孩子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整体效应，而非家庭成员单边的利益。同时，结合个人收入的影响可以推测，在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女性收入相对男性低的家庭更愿意多要孩子。但是有家庭产业并且家庭产业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再要孩子的愿望反而下降，对于孩子数量的偏好也下降，这一状况可能是因为家庭产业需要夫妻双方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管理和经营，而抚养孩子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较多，使得拥有家庭产业的夫妇在生育决策上更为谨慎。分时间段回归也提供了些有趣的信息，比如在1991—2000年时间段中，住房使用面积对于是否再要小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一现象在2004—2011年时间段中却不显著，这表明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住房不再成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表3）。
除了夫妇双方之外，直系亲属的状况也会对生育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母亲在世或婆婆在世的家庭更倾向于再要孩子，这一状况可能与中国家庭孩子的抚养状况有直接关系——由奶奶或外祖母帮助抚养幼儿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夫妇自己在家照顾孩子的样本再生育孩子的意愿较低，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家庭的儿童抚养模式对于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单独家庭”和“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双非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已有研究中的一些结论（侯亚非、马小红，2008；风笑天，2010）。[42][45]家庭成员较多的“大家族”对于再要孩子的意愿较低，无论孩子是否和自己一起居住，孩子数量越多的家庭生育意愿越低，但如果家庭曾经出现过孩子不幸死亡的情况，那么其再要孩子的意愿会相当显著，这一情况在“失独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3.区域因素
从区域因素来看，是否为城市样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城乡差别因素对于家庭生育意愿的作用不大，这与已有研究中生育意愿城乡趋同的结论相一致（侯亚非，2003；王磊，2009）。[46][47]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实行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政策，中国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差别，这可能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尹文耀、姚引妹、李芬，2013）。[48]在本文数据覆盖的年份，所调查地区的生育政策分类如下：上海、江苏、北京、重庆属于第一类，即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南、湖北则为第二类，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可生二孩政策混合；而贵州、广西、河南则是第三类，执行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2003）。[40] 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与北京的样本相比，江苏省和黑龙江省的家庭再生育孩子的意愿显著较低，而河南省的家庭则显著较高。比较实际生育率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图4），江苏省和北京市同属于第一类政策地区，实际生育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从1990到2010年，江苏和北京分别下降了907%和881%，两者差距不大，但回归结果显示两者的生育意愿却仍有显著差别。黑龙江省的政策严格程度低于北京，但前者的生育意愿反而较低，黑龙江的实际生育率从1990年到2010年下降了1290%，是本文调查地区中下降最快的，这与其生育意愿较低的状况一致。河南省1990年代初的实际生育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属于第三类政策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更为宽松。回归也显示该地区家庭再要孩子的意愿较高，但20年间河南省的生育率下降了1260%，仅次于黑龙江省，因此地区性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并非主导因素。而其他地区的生育意愿则没有显著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区域性因素的作用较为复杂，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是其中之一。虽然它能诱导生育意愿发生转变，影响实际生育率，但地区经济、观念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往往会起到综合性作用，从而导致生育意愿与地区性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程度不完全相关。
4.政策因素
除了区域差别之外，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反映在纵向的时间变迁上。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我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稳定变动期，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的225左右平稳下降至2011年的104（图5），这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68—1980年）生育率急需下降和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前期阶段生育率波动变化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及实施都进入稳定期，变化更多体现在微调及政策涉及人口生育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上。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演变历史，主要的调整有两次：一是21世纪初由一胎政策调整到“双独二胎”。其标志为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全国15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上海、江苏等全国18个省区陆续取消了对二胎生育时间的限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的“双独”夫妇可申请生育二孩。二是2010年提出“单独二胎”政策。经过三年的讨论酝酿，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水平上显著。介于篇幅原因，本表省略报告分时段回归结果差异不明显的解释变量，包括生理和医疗、受教育状况、职业类型、工作类型、工作单位、孩子照顾和省份。另外，由于包含应变量“想要几个孩子”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分时间段回归，因此本表只报告了应变量“是否再要孩子”的回归结果。
为了观察政策阶段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分别将1991—2000年和2004—2011年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其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表3）。结果表明，2000年之前的城市家庭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农村家庭，而2000年之后，城乡没有显著差别，这与政策调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开始，我国城市地区的施行力度普遍比农村严格，这使得城市样本的生育意愿更易受到政策性影响，城市家庭独生子女的现象也更为普遍。从2000开始，第一代独生子女也逐步进入婚育年龄，此时出现的政策松动恰好呼应了这种变化，而后一时间段的回归不存在显著差别。2000年代初期的政策调整核心是针对“双独家庭”放开二胎，但是回归结果则是更多地表现为单独家庭的差异上。在前一时间段，单独家庭比其他家庭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后一时间段三类家庭都没有显著差异。出现这种状况并不难理解，从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过程来看，三类家庭按照“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双非家庭”的顺序渐次进入放开范畴，不同家庭对于政策调整时间也有一定的预期，“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双非家庭”短期内不能生育二胎的事实都比较明确，因此其生育意愿在调查时间段没有显著波动。单独家庭尽管家庭结构与双独家庭相似，但在2000年之前还未进入政策允许范畴，对于未来能否享受以及在何时享受二胎政策并不明确，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感和不确定性反而使得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上升。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生育率反弹状况类似，当时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反而带来了逆反性生育现象（梁中堂，1997；包蕾萍，2009）。[49][50]这都表明政策有时会带来微妙的心理变化，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生理因素、工作类型和经济收入状况会显著影响生育决策；家庭因素中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家庭规模、少数民族家庭、家庭总纯收入、家庭产业经营状况、儿童抚养模式、孩子夭折状况等，而在不同的时间段，家庭居住条件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表现；区域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阶段性的城乡差别和省际差别，这与家庭、地区为基础的差别化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区域经济、观念和文化因素；政策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表现在时间变迁上，21世纪初针对“双独家庭”进行的政策调整对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政策带来的社会成员心理变化有关。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制定更加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调整生育政策的重点。本文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生育意愿下降和相互趋同是历史发展趋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未来即使放宽城乡差异、区域分层、双独、单独、双非家庭有别的生育政策，可能也不会对实际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而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由“约束型”向“引导型”发展。 其次，需要重估计划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预估的，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从而导致政策推行不力，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不符。因此未来生育政策应该更加关注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使人们形成较为稳定的政策预期。
最后，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应成为未来调整的主要方向。分析表明除了已有研究关注的人口学和经济因素之外，个体的生理状况、孩子夭折问题和儿童抚养模式都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更多地体现在微观层次，且是涉及家庭风险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生育政策应该逐步下放生育政策制定的层次，让微观主体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要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失独家庭再育、儿童收养制度、教育和户籍制度，形成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套的格局，合理引导家庭内在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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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结构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缓解社会经济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从上世纪80年代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率在短短几十年间降低到了替代水平以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重大转变，无论是单独家庭、双独家庭还是双非家庭①〓〓①本文所指“双独家庭”为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单独家庭”为夫妇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双非家庭”指夫妇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其生育意愿均已下降到了终生生育两个孩子以下（图1），九成以上的家庭其意愿的子女数量在两个或两个以下（图2），开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体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目标渐趋一致，表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空间逐步放宽。
与此同时，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可能导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凸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况长期存在，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不足，以及家庭结构不当造成的养老保障等矛盾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生育意愿的走势也反映出政策与现实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已进入婚育年龄，从文献和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独生子女家庭近年来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图1），这可能源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代际补偿”和改变“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强烈愿望。尽管平均而言家庭意愿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家庭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事实是近年来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比重显著上升，已超过六成（图2），并且其中不仅包括独生子女家庭，也有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日趋显现。
上述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表明，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机日趋成熟，但也需要面向家庭的不同状况，在统筹宏观人口和家庭生育决策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多样化、人性化和家庭化的生育政策，改变过去相对“一刀切”的模式。然而，与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研究相比，目前对于中国微观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较为零散，是什么因素主导了家庭的生育决策？经济收入、家庭构成状况、区域因素的变化如何改变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未来的政策是否可以基于家庭生育决策机制进行调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进行系统地分析将有助于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
对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通过文献回顾，综述已有研究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将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讨论政策因素的作用；第四部分将依据实证研究结论，讨论生育政策应如何基于家庭生育意愿进行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于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均有研究，在理论研究中，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主要依据人口统计学分析、规范模型和角色理论。依据人口统计进行研究始于Landry（1934）提出的社会人口转型三阶段理论[1]，用于解释生育率由高到低的历史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目前大量的人口学研究依然延续这一框架，关注社会层面的宏观、中观因素。规范模型除了关注社会规范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之外，更将视野转向家庭层面，研究范式更微观化。而角色理论则更注重个体因素及其在家庭中的作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Jackson，1972；Tobin，1976）[2][3]，尤其是关于女性婚姻关系角色的分析，奠定了许多后续研究将女性作为生育意愿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陈卫、史梅，2002；郑真真，2004；杜凤莲，2008；周兴、王芳，2010）。[4][5][6][7]经济学分析模式同样也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Malthus（1798）的研究是生育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典范，也为人口控制政策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8]上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Becker开创的家庭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成员收入、育儿成本、劳动时间分配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被纳入到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中（Becker，1960；Mincer，1974）[9][10]，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相对地位和家庭内部决策机制的影响（Leibenstein，1974、1975）；[11][12]一些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家庭所处的环境，认为生育决策是家庭微观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Easterlin，1968）[13]，这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理论研究模型的日渐成熟，相关分析更多地集中到实证研究上，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和成员个体特征一直是研究重点：Butz & Ward（1979）关于个体收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生育的影响是较早期的实证研究；[14]Steven & Franklin（1995）的研究则利用面板数据来研究家庭收入、工作地位、人力资本变量对生育数量的影响，验证了家庭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15]Laurie & Alex（2005）的研究则发现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16]Audrey（2001）的研究发现结婚年龄的上升对生育率下降大约会产生15%—30%的影响；[17]Paula（2007）[18]的研究表明家务工作和育儿时间的上升会降低边际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往往会降低其生育意愿，这在Alfonso，Gema & Raquel（2009）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19]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在近晚期的实证研究中受到关注：Mary & Oscar（2002）同时分析了经济变量与非经济变量对印度生育率的影响，发现文化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女性自主权和家庭计划与规模偏好可能影响生育决策，一些非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甚至高于经济变量；[20]Eva C. Yen，Gili Yen.&Liu（1989）以中国台湾地区家庭为样本，研究发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21]社会政策的作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也在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明，Lonnie（2005）的研究就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低生育意愿与其公共福利政策、社会化的健康照顾、女性普遍教育计划相关。[22] 从国内文献来看，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家庭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基础展开的研究主要运用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消费-储蓄理论、风险-投资理论和偏好-效用理论（李建民，1994；黄步云，2005；钱明亮，2007；庄渝霞，2009；孙奎立，2010；吕红平，1991；周双超，1996）。[23][24][25][26][27][28][29]以社会学研究范式展开的研究包括生育三维模型、生育决策的四方面多层次理论（顾宝昌，2011；李建民，2004）。[30][31]其二是以不同人群、家庭或地区的生育意愿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人口统计学或经济计量方法分析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风笑天、张青松，2002；风笑天，2009；贾志科、吕红平，2012）。[32][33][34]这些研究总结了2010年之前相关文献对生育意愿调查的研究结果，分别以我国不同地区的育龄妇女、青年群体、独生子女、农民、流动人口等为调查对象，发现生育意愿总体出现下降趋势，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决策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李建民，2004；刘庚常，2010；王云多，徐振兴，2013）。[31][35][36]而已有研究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并不确定，一些研究认为不仅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生育意愿，医疗保障、家庭承包责任制等其他的社会政策也影响了中国的生育率（王海霞，2001；曾毅、舒尔茨，1998）[37][38]，制度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经济因素（王金营、王志成、何云艳等，2005）；[39]但近晚期的一些研究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首要的影响因素（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等，2003）[40]，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趋同、农村和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趋同以及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水平偏低（风笑天，2004；郑真真，2004；侯亚非、马小红，2008）等现象表明现行的差别化的生育政策可能不会对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41][5][42]
目前，国内外对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有较大进展，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都提供了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的理论模型和调研数据。然而，目前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已有文献有各自的分析框架，但由于学科差异和研究多样性，不同理论框架的整合较少，不能揭示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全貌；二是已有的研究基于各类影响因素进行的宏观测算和现状描述较多，而综合个人、家庭、制度因素进行完整实证分析的较少；三是受制于调查地域范围、时间跨度和跟踪研究的难度，已有的研究较难深入分析生育意愿的地区差异和时间演进状况，尽管有少量文献已经开始基于文献研究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侯佳伟、黄四林与辛自强等，2014）[43]，但是对制度变迁作用的实证检验和评估仍然较为欠缺。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的生育意愿数据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中国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所做的“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包括了从1989年开始的中国不同省份3000多个家庭约15000个体追踪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从中提取的2099个样本，涵盖了重庆、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黑龙江、辽宁和北京12个地区，调查年份为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时间跨度20年。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信息主要来自育龄妇女问卷中对其怀孕史、生育史和生育观进行的调查，对其是否还想再要孩子以及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性别等信息的收集。
由于数据较完整和连续地提供了与家庭生育意愿相关的各种信息，在时间延续性和地区可比性上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科学研究基础，因此有利于实证分析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图3）。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受到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个体因素中的人口学和经济特征因素在已有的研究中讨论较多，而对个体生理因素作用的关注较少。家庭因素则主要指家庭结构、家庭分工和经济特征，由于生育决策和抚养儿童在中国不仅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观念和家庭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他家庭成员和家族观念的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家庭成员、规模及其相互关系。区域因素主要指城乡生育观念和区域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一般较为稳定并且具有历史延续性，会对家庭结构和分工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政策因素主要是计划生育制度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但也不局限于计划生育制度本身，还包括医疗、户籍和教育制度等。直接影响主要指政策会左右家庭对于生育后代的成本-收益分析，比如超生社会抚养费的征缴带来的家庭经济损失，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全会降低“养儿防老”的需求，户籍和教育制度带来的长期育儿成本变化等；而间接影响则表现为政策性因素会影响个人、家庭和区域因素，进而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比如医疗保险和教育制度会对个体健康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状况产生影响。以家庭状况、城乡地区为基础的差异性计划生育政策则在会影响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人口流动，从而在长期中影响家庭代际生育决策，区域因素尽管较为稳定，但是也会由于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其他政策性因素发生改变。比如农村教育水平提升使得城乡教育观念趋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化改变了男女家庭地位和分工状况，而这些都会使家庭生育决策发生改变。
然而，要在实证分析中观察上述因素的影响却并不容易，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特别是政策性因素对其他三类因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如何将其纳入模型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一些影响因素不可观察，比如观念、文化和部分难以衡量的政策因素，因此无法纳入简单的OLS回归模型，而这却会产生较严重的变量遗漏问题。不同的影响因素或者随时间，或者随样本，或者同时随两者发生改变，比如家庭和个体的经济特征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区域文化因素虽然具有时间稳定性，但不同家庭的状况却大相径庭；而计划生育政策在1991—2011年的20年间会发生调整，同时其适用性也会随家庭结构的变迁而产生变化。 综合考虑模型的复杂性和因素变化的多样性，实证研究将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展开。“是否再要孩子”的生育决策由yit表示，即第i个样本在第t年是否再要孩子，i=1，2，…，N表示第i个样本；t=1，2，…T表示样本调查年份。由于其数据类型为二值变量（是=1，否=0），因此采用概率模型。影响生育决策的系列变量为xit，具体见表1，并且xit的变化决定了个体生育决策的选择概率P在0到1之间变化，用logistic概率函数概括为：
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中ai可以是不随时间变化而又与xit相关的难以直接观察到的因素，比如较为稳定的文化、观念和政策性因素，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处理，ai的扰动作用将被排除，εit为时变误差，满足外生性和同方差的假定。对于不同的截面，模型的截距显著不同，但是对于不同的时间序列（个体）截距是相同的，那么就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此时残差项为uit=at+εit。同时，本文并不在一开始就排除ai或at为随机因素从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可能性，选择将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
而“想要几个孩子”的生育决策则用zit来表示，受调查者对该问题的回答从0～9个均有出现，因此应变量数据较符合受限变量的tobit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解释变量和其他参数的含义与模型（2）相同，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各应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性质如表1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依据（2）和（3）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其中“是否再要孩子”的回归采用了混合面板logit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logit模型、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logit模型；而“想要几个孩子”的回归模型由于采用tobit模型，其性质决定无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进行了混合面板tobit模型和随机效应t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1.个人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看，虽然年龄较大的个体希望家庭有更多小孩，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再生孩子的意愿在下降，户口类型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由于个体的身份特征导致的生育意愿差异并不明显。与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相比，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个体再要孩子的愿望越小。与过去学历越低越想生的状况不同，目前高学历人群尤其是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个体更有生二胎的意愿，这与国家统计局（2014）[44]的调查结果相一致。从生理因素的影响来看，有生育障碍和其他疾病的个体比健康的个体更希望要孩子，并且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上升，这种愿望越强烈。
从经济特征因素来看，与没有工作的个体相比，无论是个体经营者还是为雇主工作的劳动者想再要孩子的意愿均较低，而从事家庭工作的劳动者则不具有这一特征。除了从事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的个体希望再要孩子的意愿较其他人员更显著之外，其他工作单位类型的影响也不显著。与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相比，在小集体企业、农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工作的个体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相对较少。整体来看，职业类型和工作单位类型对生育决策影响的显著性在不同模型估计中不稳定，而工作类型因素的影响较为稳定。个体工作时间对生育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而个人收入的影响则较为显著，收入越高的个体再生育孩子的意愿越低。
2.家庭因素
从家庭因素来看，少数民族家庭（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少数民族）更希望再要孩子，家庭总纯收入越高的家庭，再要孩子的意愿越强烈，对于孩子数量的偏好也上升，这充分说明抚养孩子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整体效应，而非家庭成员单边的利益。同时，结合个人收入的影响可以推测，在家庭总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女性收入相对男性低的家庭更愿意多要孩子。但是有家庭产业并且家庭产业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再要孩子的愿望反而下降，对于孩子数量的偏好也下降，这一状况可能是因为家庭产业需要夫妻双方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管理和经营，而抚养孩子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较多，使得拥有家庭产业的夫妇在生育决策上更为谨慎。分时间段回归也提供了些有趣的信息，比如在1991—2000年时间段中，住房使用面积对于是否再要小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一现象在2004—2011年时间段中却不显著，这表明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住房不再成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表3）。
除了夫妇双方之外，直系亲属的状况也会对生育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母亲在世或婆婆在世的家庭更倾向于再要孩子，这一状况可能与中国家庭孩子的抚养状况有直接关系——由奶奶或外祖母帮助抚养幼儿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夫妇自己在家照顾孩子的样本再生育孩子的意愿较低，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家庭的儿童抚养模式对于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单独家庭”和“双独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双非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已有研究中的一些结论（侯亚非、马小红，2008；风笑天，2010）。[42][45]家庭成员较多的“大家族”对于再要孩子的意愿较低，无论孩子是否和自己一起居住，孩子数量越多的家庭生育意愿越低，但如果家庭曾经出现过孩子不幸死亡的情况，那么其再要孩子的意愿会相当显著，这一情况在“失独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3.区域因素
从区域因素来看，是否为城市样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城乡差别因素对于家庭生育意愿的作用不大，这与已有研究中生育意愿城乡趋同的结论相一致（侯亚非，2003；王磊，2009）。[46][47]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独生子女政策到实行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政策，中国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存在较大差别，这可能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尹文耀、姚引妹、李芬，2013）。[48]在本文数据覆盖的年份，所调查地区的生育政策分类如下：上海、江苏、北京、重庆属于第一类，即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南、湖北则为第二类，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可生二孩政策混合；而贵州、广西、河南则是第三类，执行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2003）。[40] 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与北京的样本相比，江苏省和黑龙江省的家庭再生育孩子的意愿显著较低，而河南省的家庭则显著较高。比较实际生育率的历史变化可以发现（图4），江苏省和北京市同属于第一类政策地区，实际生育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从1990到2010年，江苏和北京分别下降了907%和881%，两者差距不大，但回归结果显示两者的生育意愿却仍有显著差别。黑龙江省的政策严格程度低于北京，但前者的生育意愿反而较低，黑龙江的实际生育率从1990年到2010年下降了1290%，是本文调查地区中下降最快的，这与其生育意愿较低的状况一致。河南省1990年代初的实际生育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属于第三类政策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更为宽松。回归也显示该地区家庭再要孩子的意愿较高，但20年间河南省的生育率下降了1260%，仅次于黑龙江省，因此地区性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并非主导因素。而其他地区的生育意愿则没有显著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区域性因素的作用较为复杂，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是其中之一。虽然它能诱导生育意愿发生转变，影响实际生育率，但地区经济、观念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往往会起到综合性作用，从而导致生育意愿与地区性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程度不完全相关。
4.政策因素
除了区域差别之外，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反映在纵向的时间变迁上。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我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稳定变动期，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的225左右平稳下降至2011年的104（图5），这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阶段（1968—1980年）生育率急需下降和20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前期阶段生育率波动变化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及实施都进入稳定期，变化更多体现在微调及政策涉及人口生育决策所带来的影响上。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演变历史，主要的调整有两次：一是21世纪初由一胎政策调整到“双独二胎”。其标志为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全国15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上海、江苏等全国18个省区陆续取消了对二胎生育时间的限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的“双独”夫妇可申请生育二孩。二是2010年提出“单独二胎”政策。经过三年的讨论酝酿，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水平上显著。介于篇幅原因，本表省略报告分时段回归结果差异不明显的解释变量，包括生理和医疗、受教育状况、职业类型、工作类型、工作单位、孩子照顾和省份。另外，由于包含应变量“想要几个孩子”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分时间段回归，因此本表只报告了应变量“是否再要孩子”的回归结果。
为了观察政策阶段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分别将1991—2000年和2004—2011年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其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表3）。结果表明，2000年之前的城市家庭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农村家庭，而2000年之后，城乡没有显著差别，这与政策调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开始，我国城市地区的施行力度普遍比农村严格，这使得城市样本的生育意愿更易受到政策性影响，城市家庭独生子女的现象也更为普遍。从2000开始，第一代独生子女也逐步进入婚育年龄，此时出现的政策松动恰好呼应了这种变化，而后一时间段的回归不存在显著差别。2000年代初期的政策调整核心是针对“双独家庭”放开二胎，但是回归结果则是更多地表现为单独家庭的差异上。在前一时间段，单独家庭比其他家庭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后一时间段三类家庭都没有显著差异。出现这种状况并不难理解，从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过程来看，三类家庭按照“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双非家庭”的顺序渐次进入放开范畴，不同家庭对于政策调整时间也有一定的预期，“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双非家庭”短期内不能生育二胎的事实都比较明确，因此其生育意愿在调查时间段没有显著波动。单独家庭尽管家庭结构与双独家庭相似，但在2000年之前还未进入政策允许范畴，对于未来能否享受以及在何时享受二胎政策并不明确，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感和不确定性反而使得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上升。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生育率反弹状况类似，当时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反而带来了逆反性生育现象（梁中堂，1997；包蕾萍，2009）。[49][50]这都表明政策有时会带来微妙的心理变化，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因素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生理因素、工作类型和经济收入状况会显著影响生育决策；家庭因素中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家庭规模、少数民族家庭、家庭总纯收入、家庭产业经营状况、儿童抚养模式、孩子夭折状况等，而在不同的时间段，家庭居住条件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表现；区域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阶段性的城乡差别和省际差别，这与家庭、地区为基础的差别化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区域经济、观念和文化因素；政策性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表现在时间变迁上，21世纪初针对“双独家庭”进行的政策调整对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政策带来的社会成员心理变化有关。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制定更加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调整生育政策的重点。本文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生育意愿下降和相互趋同是历史发展趋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未来即使放宽城乡差异、区域分层、双独、单独、双非家庭有别的生育政策，可能也不会对实际生育率产生重大影响，而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由“约束型”向“引导型”发展。 其次，需要重估计划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可预估的，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从而导致政策推行不力，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不符。因此未来生育政策应该更加关注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使人们形成较为稳定的政策预期。
最后，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应成为未来调整的主要方向。分析表明除了已有研究关注的人口学和经济因素之外，个体的生理状况、孩子夭折问题和儿童抚养模式都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更多地体现在微观层次，且是涉及家庭风险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生育政策应该逐步下放生育政策制定的层次，让微观主体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要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失独家庭再育、儿童收养制度、教育和户籍制度，形成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套的格局，合理引导家庭内在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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