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所谓“绝笔诗”，是指死前最后所写的诗而言。用联语方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称挽联。若按被挽的对象分，挽联有挽人和自挽两类。一些革命烈士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曾写下“绝笔诗”或题联自挽，以寄情寓意，或嫉恶如仇，或激励后人，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堪称我们的楷模。
周文雍(1905—1928)。广东开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地站在牢房窗前留影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夏明翰(1900—1928)，湖南衡阳人。1920年到长沙，从事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起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1927年，在武汉任全国农协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马日”事变后回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旋调汉口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2月8日，在汉口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夏明翰表现得很坚强。一个专门做诱降工作的人假惺惺地说：“夏先生，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你是清楚的，我们蒋总司令不会亏待你。”夏明翰回答得很干脆：“办不到。宁可牺牲我的生命，决不可放弃我的信仰。”敌人用重刑折磨他，从古老的刑具到现代的刑具，统统用上了。可是夏明翰顽强地忍受着，一声不吭。国民党反动派无奈，只得宣布将他“就地处决”。次日，在刑场上，夏明翰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周围的群众默默低头流泪。反动派急了，问他：“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纸和笔!”他用手抓住笔，蘸上浓墨，在纸上写了一首题为《就义诗》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写毕，将毛笔往地上一扔，大声喝道：“开枪吧!”夏明翰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罗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原名罗善扬，后来改名“亦农”。他曾对其夫人说：“我过去的名字叫罗善扬，现在叫亦农，意思是既能为工人服务，亦能为农民服务。”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江浙区委书记。曾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和长江局书记。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一个联络点，被叛徒出卖，遭英巡捕逮捕。国民党将他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押陆军监狱。罗亦农在狱中曾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4月21日，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罗亦农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0期发表专文哀悼并高度评价他战斗的一生，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楷模。”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贵州荔波人。水族。1920年后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筹建中共山东支部。1922年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直属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在组织工人运动中，邓恩铭曾两次被捕。1928年12月因叛徒王复元告密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逮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邓恩铭一直是狱内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着被捕党员及其他人同敌人进行斗争。他动员大家坚持学习。准备出狱后为革命多做贡献，领导难友进行数次绝食抗争，并策划了两次越狱斗争。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邓恩铭毫不畏惧，不为所动，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绝笔诗”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诗曰：“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惨遭杀害。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关怀，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党团书记。1927年先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是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30年4月19日，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组织工人总同盟罢工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被捕时，恽代英机智地抓毁了自己的面容，以至在狱中隐蔽了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当刑期将满，党组织正设法使恽代英先期出狱时，却为叛徒顾顺章告密，敌人大惊失色，第二天(1931年4月29日)就将恽代英在南京监狱的操场上杀害了。临行前，恽代英拒不下跪，挺着胸膛，屹立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并侃谈爱国的大道理。敌人大恐，急忙执刑。第一个执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反动派不得不换人开枪。恽代英身中数弹才倒下了。恽代英曾在狱中写了这样的一首“绝笔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杨匏安(1896--1931)，广东中山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南返广州，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南下部队。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7月，杨匏安等1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伪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同年8月在龙华英勇就义。杨匏安在就义前夕，写给狱中难友的一首题为《狱中诗》的“绝笔诗”是：“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张俭：东汉桓帝时人，曾任山阳郡督察官，因得罪贪官而逃亡，人们都知道他的名望，甘愿 毁家相救。穷张俭，言张俭无路可走，即指被捕。褚渊：南北朝时宋人，宋明帝临死，封他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但他却出卖袁粲投靠野心勃勃的萧道成，萧道成篡宋后，封褚渊为南康郡公，加尚书令。人们讽刺他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迟行笑褚渊”句：作者耻笑那出卖革命的无耻叛徒像褚渊一样将为后世万人唾骂。与杨匏安一起被捕的10余人中的罗绮园，入狱后即叛变并出买了全部同志，企图以此苟且偷生，但敌人并没有饶恕他，在他出卖同志之后，将他处决。此句诗即是指罗绮园的变节而言。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曾任西北军旅长、师长。1929年起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0年所部被蒋介石调驻河南，因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回国。1933年任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出师抗日。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9日在天津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被捕。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将军遇难的日子。这天清晨，他要来纸张笔墨，写下了遗书。遗书总结了自己历尽艰难曲折寻求真理的一生，倾诉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必胜信念，同时历数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条条罪状。何应钦看到这份遗书，气急败坏地立即将它投进了火炉。将近中午，吉鸿昌将军披上了斗篷，像出门遛弯儿似地迈着大步向北平军分会的刑场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他拣起一根树枝，从容地在土地上写下了这样的一首“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并让他的姐夫记了下来。临刑前，他对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不能倒下!”他命令特务去搬了把椅子坐下后，又对刽子手们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刽子手不禁发抖了，说：“那您说怎么办?”吉鸿昌将军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刽子手愣了一下，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的举起了枪。这时，吉鸿昌将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万岁!”紧接着，枪声响了，吉鸿昌将军这才倒在椅子上英勇就义。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l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35年2月突围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乡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因叛徒出卖，暴露身份。1935年6月18日晨8时，瞿秋自在牢房里伏案写了一首“集句”绝笔诗，写完后又加了一段跋语，全文如下：“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壁”(第一句是唐代韦应物的，第二句是唐代郎士元的，第三句是唐代杜甫的，第四句是唐代郎士元的——笔者注)。然后，他从容步出监狱大门。据当时在场的《大公报》记者报道：他被从狱中押解出来，曾先到中山公园拍照。他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鸦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至刑场的路上，他吟诵着《国际歌》、《红军歌》，并间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走到长汀门外罗汉林下，见有一片草坪，瞿秋白说：“此地甚好。”然后便在草地上盘腿而坐，从容就义。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受尽折磨，坚贞不屈。1946年10月18日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害。敌人残忍地将他毁尸灭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亲自为烈士题写了墓碑。临难前罗世文朗诵的一首“绝笔诗”是：“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王步文(1898--1931)，安徽岳西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赴日留学，组织中共东京特别支部。1927年2月，王步文按党的要求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上海工会青年部部长，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委员，领导梅城暴动。1929年7月，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出席豪猪岭会议。1931年2月15日。代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任省委书记。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在芜湖柳春园不幸被捕。反动当局先是以高官厚禄引诱，继而指使叛徒劝降，均遭到王步文的坚决拒绝。当穷凶极恶的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枪杀他时，王步文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写出了一副“自挽联”。联曰：“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生，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其一生绝佳的写照。1931年5月31日，在安庆，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高唱着《国际歌》，大义凛然地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曾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帮手，“筹安会”“六君子”的带头人，后又做过军阀的幕僚，并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交情笃密。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此后向往革命，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晚年顺应时代潮流，毅然参加革命的杨度，1931年在上海病危，死前曾写了一副对革命前途抱有坚强信心的“自挽联”。联曰：“帝道真如，而今却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来人。”但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是周恩来在杨度逝世后的1974年向外界宣告的。1974年，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但还有一件事萦绕在心头；有一天，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你告诉上海 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后出版的《辞海》在杨度辞目上写的是：“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陈法轼(1917—1942)。贵州贵阳人。1937年因生活所迫，辍学考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工作，同年10月调到镇远县邮局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另二位同志组建了中共镇远县党支部并创办了秘密刊物《海燕》。根据党支部的意见，组织歌咏队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随后，他多次被调动工作，先后到贵阳、赤水、松桃等地工作，每到一地，他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工人运动。曾积极参加贵州邮电职工运动，与反动派混入工会的特务分子进行坚决斗争。1941年11月20日，国民党特务在松桃将他逮捕，旋即押送贵阳，囚禁于贵州省保安处牢房。陈法轼在狱中曾写了一副“自挽联”。联曰：“生不害世，死不累人，雄心无愧，吾亦可去；志在救国，举在济众，伟业不成，我应重来。”面对特务们的审讯、拷打，陈法轼怒目而视，宁死不屈。还从容镇定地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日：“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壮志犹未折，热血进将流。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1942年6月20日，陈法轼在贵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黎又霖(1895—1949)，贵州黔西县城关镇人。又名黎万里。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33年赴福建参加反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辗转于上海、贵州等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黎又霖联络左翼文艺界人士到香港筹办战时大学，后因受阻未果转回重庆。黎又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特别党员。他曾以隐蔽身份担任过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支部秘书处主任。1948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年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策动武装起义。1949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黎又霖在牺牲前两天，曾在草纸上写下了荡气回肠的两首“绝命诗”。其一为：“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琅珰频向窗前望，几日红军到古渝。”其二为：“革命何须问生死。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黎又霖在殉难前，还曾作“自挽联”一副。联曰：“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联中“二绝句”指其上述所作的七言绝句两首：“三上书”指其三次在特务逼其招供状上书：“没有说的。请枪毙!”1949年11月27日深夜，黎又霖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被杀害。
周文雍(1905—1928)。广东开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地站在牢房窗前留影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夏明翰(1900—1928)，湖南衡阳人。1920年到长沙，从事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起任中共湖南区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1927年，在武汉任全国农协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马日”事变后回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旋调汉口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2月8日，在汉口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夏明翰表现得很坚强。一个专门做诱降工作的人假惺惺地说：“夏先生，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你是清楚的，我们蒋总司令不会亏待你。”夏明翰回答得很干脆：“办不到。宁可牺牲我的生命，决不可放弃我的信仰。”敌人用重刑折磨他，从古老的刑具到现代的刑具，统统用上了。可是夏明翰顽强地忍受着，一声不吭。国民党反动派无奈，只得宣布将他“就地处决”。次日，在刑场上，夏明翰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周围的群众默默低头流泪。反动派急了，问他：“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纸和笔!”他用手抓住笔，蘸上浓墨，在纸上写了一首题为《就义诗》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写毕，将毛笔往地上一扔，大声喝道：“开枪吧!”夏明翰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罗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原名罗善扬，后来改名“亦农”。他曾对其夫人说：“我过去的名字叫罗善扬，现在叫亦农，意思是既能为工人服务，亦能为农民服务。”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江浙区委书记。曾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和长江局书记。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一个联络点，被叛徒出卖，遭英巡捕逮捕。国民党将他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押陆军监狱。罗亦农在狱中曾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4月21日，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罗亦农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0期发表专文哀悼并高度评价他战斗的一生，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楷模。”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贵州荔波人。水族。1920年后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筹建中共山东支部。1922年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直属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在组织工人运动中，邓恩铭曾两次被捕。1928年12月因叛徒王复元告密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逮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邓恩铭一直是狱内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着被捕党员及其他人同敌人进行斗争。他动员大家坚持学习。准备出狱后为革命多做贡献，领导难友进行数次绝食抗争，并策划了两次越狱斗争。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邓恩铭毫不畏惧，不为所动，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绝笔诗”抒发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诗曰：“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惨遭杀害。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关怀，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党团书记。1927年先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是中共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30年4月19日，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组织工人总同盟罢工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被捕时，恽代英机智地抓毁了自己的面容，以至在狱中隐蔽了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当刑期将满，党组织正设法使恽代英先期出狱时，却为叛徒顾顺章告密，敌人大惊失色，第二天(1931年4月29日)就将恽代英在南京监狱的操场上杀害了。临行前，恽代英拒不下跪，挺着胸膛，屹立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并侃谈爱国的大道理。敌人大恐，急忙执刑。第一个执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反动派不得不换人开枪。恽代英身中数弹才倒下了。恽代英曾在狱中写了这样的一首“绝笔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杨匏安(1896--1931)，广东中山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南返广州，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南下部队。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7月，杨匏安等10余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伪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同年8月在龙华英勇就义。杨匏安在就义前夕，写给狱中难友的一首题为《狱中诗》的“绝笔诗”是：“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张俭：东汉桓帝时人，曾任山阳郡督察官，因得罪贪官而逃亡，人们都知道他的名望，甘愿 毁家相救。穷张俭，言张俭无路可走，即指被捕。褚渊：南北朝时宋人，宋明帝临死，封他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但他却出卖袁粲投靠野心勃勃的萧道成，萧道成篡宋后，封褚渊为南康郡公，加尚书令。人们讽刺他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迟行笑褚渊”句：作者耻笑那出卖革命的无耻叛徒像褚渊一样将为后世万人唾骂。与杨匏安一起被捕的10余人中的罗绮园，入狱后即叛变并出买了全部同志，企图以此苟且偷生，但敌人并没有饶恕他，在他出卖同志之后，将他处决。此句诗即是指罗绮园的变节而言。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曾任西北军旅长、师长。1929年起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0年所部被蒋介石调驻河南，因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回国。1933年任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出师抗日。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9日在天津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被捕。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将军遇难的日子。这天清晨，他要来纸张笔墨，写下了遗书。遗书总结了自己历尽艰难曲折寻求真理的一生，倾诉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必胜信念，同时历数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条条罪状。何应钦看到这份遗书，气急败坏地立即将它投进了火炉。将近中午，吉鸿昌将军披上了斗篷，像出门遛弯儿似地迈着大步向北平军分会的刑场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他拣起一根树枝，从容地在土地上写下了这样的一首“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并让他的姐夫记了下来。临刑前，他对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不能倒下!”他命令特务去搬了把椅子坐下后，又对刽子手们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刽子手不禁发抖了，说：“那您说怎么办?”吉鸿昌将军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刽子手愣了一下，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的举起了枪。这时，吉鸿昌将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话：“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万岁!”紧接着，枪声响了，吉鸿昌将军这才倒在椅子上英勇就义。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l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35年2月突围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乡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因叛徒出卖，暴露身份。1935年6月18日晨8时，瞿秋自在牢房里伏案写了一首“集句”绝笔诗，写完后又加了一段跋语，全文如下：“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壁”(第一句是唐代韦应物的，第二句是唐代郎士元的，第三句是唐代杜甫的，第四句是唐代郎士元的——笔者注)。然后，他从容步出监狱大门。据当时在场的《大公报》记者报道：他被从狱中押解出来，曾先到中山公园拍照。他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鸦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至刑场的路上，他吟诵着《国际歌》、《红军歌》，并间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走到长汀门外罗汉林下，见有一片草坪，瞿秋白说：“此地甚好。”然后便在草地上盘腿而坐，从容就义。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受尽折磨，坚贞不屈。1946年10月18日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害。敌人残忍地将他毁尸灭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亲自为烈士题写了墓碑。临难前罗世文朗诵的一首“绝笔诗”是：“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王步文(1898--1931)，安徽岳西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赴日留学，组织中共东京特别支部。1927年2月，王步文按党的要求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上海工会青年部部长，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委员，领导梅城暴动。1929年7月，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出席豪猪岭会议。1931年2月15日。代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任省委书记。1931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在芜湖柳春园不幸被捕。反动当局先是以高官厚禄引诱，继而指使叛徒劝降，均遭到王步文的坚决拒绝。当穷凶极恶的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枪杀他时，王步文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写出了一副“自挽联”。联曰：“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生，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其一生绝佳的写照。1931年5月31日，在安庆，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高唱着《国际歌》，大义凛然地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 杨度(1874--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曾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帮手，“筹安会”“六君子”的带头人，后又做过军阀的幕僚，并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交情笃密。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此后向往革命，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晚年顺应时代潮流，毅然参加革命的杨度，1931年在上海病危，死前曾写了一副对革命前途抱有坚强信心的“自挽联”。联曰：“帝道真如，而今却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来人。”但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是周恩来在杨度逝世后的1974年向外界宣告的。1974年，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但还有一件事萦绕在心头；有一天，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你告诉上海 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后出版的《辞海》在杨度辞目上写的是：“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陈法轼(1917—1942)。贵州贵阳人。1937年因生活所迫，辍学考入贵州省邮政管理局工作，同年10月调到镇远县邮局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另二位同志组建了中共镇远县党支部并创办了秘密刊物《海燕》。根据党支部的意见，组织歌咏队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随后，他多次被调动工作，先后到贵阳、赤水、松桃等地工作，每到一地，他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工人运动。曾积极参加贵州邮电职工运动，与反动派混入工会的特务分子进行坚决斗争。1941年11月20日，国民党特务在松桃将他逮捕，旋即押送贵阳，囚禁于贵州省保安处牢房。陈法轼在狱中曾写了一副“自挽联”。联曰：“生不害世，死不累人，雄心无愧，吾亦可去；志在救国，举在济众，伟业不成，我应重来。”面对特务们的审讯、拷打，陈法轼怒目而视，宁死不屈。还从容镇定地写了一首“绝笔诗”。诗日：“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壮志犹未折，热血进将流。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1942年6月20日，陈法轼在贵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黎又霖(1895—1949)，贵州黔西县城关镇人。又名黎万里。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33年赴福建参加反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辗转于上海、贵州等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黎又霖联络左翼文艺界人士到香港筹办战时大学，后因受阻未果转回重庆。黎又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特别党员。他曾以隐蔽身份担任过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支部秘书处主任。1948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48年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策动武装起义。1949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黎又霖在牺牲前两天，曾在草纸上写下了荡气回肠的两首“绝命诗”。其一为：“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琅珰频向窗前望，几日红军到古渝。”其二为：“革命何须问生死。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黎又霖在殉难前，还曾作“自挽联”一副。联曰：“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联中“二绝句”指其上述所作的七言绝句两首：“三上书”指其三次在特务逼其招供状上书：“没有说的。请枪毙!”1949年11月27日深夜，黎又霖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