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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顺义，男，1954年出生，汉族，浙江湖州人，毕业于菱湖中学。1978年开始当民办教师；1981—1983年在平湖师范学习；1983年开始当公办教师，曾在小学教书半年，后调至初中，先后在三所初中任教直至1999年，教龄20年。1999年因伤病调出初中，任千金镇成人学校校长，2012年退休。
一、当民办教师
1.“做就做好了”
1978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进入教师队伍，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其实在企业工作待遇更好些，教师的收入是相当低的。在企业工作工资一个月有一百多块，而教师只有
40块。刚开始我也不太愿意当老师，退伍后为了生存，做了民办教师。后来，正式教了书，也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而且对我来说，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好，至少自己的良心活要做好的，误人子弟的事，我是不做的。
2.一边教书一边复习
1980年左右，我想要读师范，就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倘若考不上，又教得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因为学生减少了，国家开始逐渐减少民办教师的数量，我们镇一年就辞退了十几个民办教师。所以那个时候危机感很重，每天拼命复习，认真
教书。
二、专业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我考上平湖师范学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专业学习。我读的是普通师范，课程主要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还要学心理学、教育学。那两年学的知识，在日后的教学中对我帮助很大，让我能够从更系统的角度看待许多
问题。
三、重上讲台
1.“要吃这碗饭，能力就要提高”
1983年，我毕业后到村里的小学教书。第二年，我被调到初中。一开始教的是初二语文，后来因为缺数学老师，我就改教数学。半路出家教数学，只好平时再下苦功夫、认真钻研。我把代数问题中的各种运算法则都总结出来；几何问题也是这样，各种添线方法，全部给研究出来。要吃这碗饭，能力就要提高。
那一年，我教的班数学平均分差不多有80分，但是其他班级平均分只有六十几分，相差很多。这样，我这个数学就教牢（一直教的意思）了。第二年，被调到千金镇上教书，一直教到1997年。
2.给学生三次机会
我一直对学生有这样一个观点：两头尖，除了上头这批冒尖的学生，后面这批学生也是“尖”，也是人才。前面这批是学习型，后面这批往往胆子大、有闯劲。
我觉得小孩总归要吵要闹的，或者在外面捣捣乱。我给他们三次机会，也就是可以违反三次纪律，但是也要注意自我控制，三次过后我就要管他们了。前三次违反纪律，我会和学生谈话、讲道理，如果以后再犯就要严肃处理。这三次就是给学生改正错误的适应期。给他们转变的时间和过程，毕竟他们还是小孩子，不可能马上就改变。
主要一条原则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要沟通好。只有沟通好，尊重学生，对学生有亲和力，学生才会听。
四、当副校长
1.“业务拿出来，才站得住脚”
1997年，我被派去一所中学任副校长。那所中学当时比较乱，校长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很激烈。我初来乍到，不参与他们的纠纷。可是工作要怎么开展呢？只有先把自己的工作水平拿出来，人际关系嘛，再靠平常的接触、事情的处理慢慢累积。所以我前半个学期，比较沉默，校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多说一句话，一门心思把书教好。我教一个班的数学，第一学期期中考完试，班级成绩一评比，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开始不一样了。不管怎样，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业务这一块儿先拿出来，才站得住脚。
2.听课
学校初三的成绩很差，月考在全区15个初中里垫底。我带的初二教出点成绩后，校长就说，初三你也插一插手。叫我管，那么我就插插手。我就把椅子放在教室里面，老师们按课表上课，我就在教室里坐一天。换个班级，再去坐一天，每个老师的课都听到。
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业务要精，自己要懂，不懂就干脆说不知道。比如，因为我教过物理，所以听物理课可以指出老师们讲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我不懂英语，去听英语课的话，就只关注课堂的形式与气氛。
3.“是不是当领导，我看穿了”
我教书一直教到1997年，基本上都是当班主任，后来还当年级组长。我管的年级，从老师到学生，从未请校长解决过问题，都是我自己消化，还算和顺的。1997年把我调去当副校长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一直不想到管理层，当领导看似风光，实则责任重大，很麻烦。
无论是读师范时当学生干部，还是后来到中学当副校长，一旦我的努力得到认可，总会生病或遭遇车祸，我也很无奈。所以我爱人说：“你这个人红不得。”
做人就是这样，做点事情就好了，是不是当领导，我看穿了，“穷人不生病好比交大运”。我出车祸脑部受伤之后，区里为了照顾我，就不让我在初中教书了。1999年把我调到镇上的成人学校，专门负责劳动力培训。
五、回首来时路：“没犹豫，有点后悔”
对于当老师，我没有犹豫过，但有点后悔。我一直想，按照我的钻研劲头，如果钻在其他地方，可能发展得要比现在好。我钻在教学上，学生受益比较多，当老师，是造就别人。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人活一世，总要做点事，才能得到别人认可。你对社会有贡献，社会才可能认可你，认可你才会有社会地位。做事对他人有益，挺好；但是只要是人，都会想自己的利益的，只是谋取自己正当利益的同时不要伤害别人就好。人家需要时帮一把，自己也不用付出太多，人家也能受益，这也好。
访谈后记
感谢赵老师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访谈，甚至为了配合我的时间，冒雨赶到镇上。虽然我们并不熟悉（经过我母亲介绍联系上的），但是赵老师还是很坦率地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教师”并不是赵老师最初心仪的职业选择。作为男性，他自身的抱负以及社会商业化浪潮使他曾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另样的期待，但是最终他在选择了教师职业之后，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因为他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赵老师的人生故事也代表着教师群体中一部分教师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东部农村教师。他们出身于贫穷的家庭，承担着原生家庭改变命运的期望，又被时代的商业潮流所裹挾。对教师职业并不是很认同，但是还算喜欢，觉得既然做了就要做好。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低认同感，高责任感。
我最后决定用“教师是个良心活”做文章标题。虽然赵老师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是很高，但是责任心很强，自我要求比较高。在“良心”的前提下，无论教师认同感的高低，自身的责任感都能驱使他去考虑学生的发展，从而提高教学水平。但是，仅靠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职业认同感会影响一位教师对教师职业、教育事业的理解深度。因此，为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在教师具有较高责任感的情况下，人际、组织甚至制度层面对农村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JYA001）、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2016-2017年度资助项目（2016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一、当民办教师
1.“做就做好了”
1978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进入教师队伍，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其实在企业工作待遇更好些，教师的收入是相当低的。在企业工作工资一个月有一百多块，而教师只有
40块。刚开始我也不太愿意当老师，退伍后为了生存，做了民办教师。后来，正式教了书，也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而且对我来说，既然做了，就一定要做好，至少自己的良心活要做好的，误人子弟的事，我是不做的。
2.一边教书一边复习
1980年左右，我想要读师范，就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倘若考不上，又教得不好，是要被辞退的。因为学生减少了，国家开始逐渐减少民办教师的数量，我们镇一年就辞退了十几个民办教师。所以那个时候危机感很重，每天拼命复习，认真
教书。
二、专业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我考上平湖师范学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专业学习。我读的是普通师范，课程主要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还要学心理学、教育学。那两年学的知识，在日后的教学中对我帮助很大，让我能够从更系统的角度看待许多
问题。
三、重上讲台
1.“要吃这碗饭，能力就要提高”
1983年，我毕业后到村里的小学教书。第二年，我被调到初中。一开始教的是初二语文，后来因为缺数学老师，我就改教数学。半路出家教数学，只好平时再下苦功夫、认真钻研。我把代数问题中的各种运算法则都总结出来；几何问题也是这样，各种添线方法，全部给研究出来。要吃这碗饭，能力就要提高。
那一年，我教的班数学平均分差不多有80分，但是其他班级平均分只有六十几分，相差很多。这样，我这个数学就教牢（一直教的意思）了。第二年，被调到千金镇上教书，一直教到1997年。
2.给学生三次机会
我一直对学生有这样一个观点：两头尖，除了上头这批冒尖的学生，后面这批学生也是“尖”，也是人才。前面这批是学习型，后面这批往往胆子大、有闯劲。
我觉得小孩总归要吵要闹的，或者在外面捣捣乱。我给他们三次机会，也就是可以违反三次纪律，但是也要注意自我控制，三次过后我就要管他们了。前三次违反纪律，我会和学生谈话、讲道理，如果以后再犯就要严肃处理。这三次就是给学生改正错误的适应期。给他们转变的时间和过程，毕竟他们还是小孩子，不可能马上就改变。
主要一条原则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要沟通好。只有沟通好，尊重学生，对学生有亲和力，学生才会听。
四、当副校长
1.“业务拿出来，才站得住脚”
1997年，我被派去一所中学任副校长。那所中学当时比较乱，校长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很激烈。我初来乍到，不参与他们的纠纷。可是工作要怎么开展呢？只有先把自己的工作水平拿出来，人际关系嘛，再靠平常的接触、事情的处理慢慢累积。所以我前半个学期，比较沉默，校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多说一句话，一门心思把书教好。我教一个班的数学，第一学期期中考完试，班级成绩一评比，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开始不一样了。不管怎样，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业务这一块儿先拿出来，才站得住脚。
2.听课
学校初三的成绩很差，月考在全区15个初中里垫底。我带的初二教出点成绩后，校长就说，初三你也插一插手。叫我管，那么我就插插手。我就把椅子放在教室里面，老师们按课表上课，我就在教室里坐一天。换个班级，再去坐一天，每个老师的课都听到。
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业务要精，自己要懂，不懂就干脆说不知道。比如，因为我教过物理，所以听物理课可以指出老师们讲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是我不懂英语，去听英语课的话，就只关注课堂的形式与气氛。
3.“是不是当领导，我看穿了”
我教书一直教到1997年，基本上都是当班主任，后来还当年级组长。我管的年级，从老师到学生，从未请校长解决过问题，都是我自己消化，还算和顺的。1997年把我调去当副校长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一直不想到管理层，当领导看似风光，实则责任重大，很麻烦。
无论是读师范时当学生干部，还是后来到中学当副校长，一旦我的努力得到认可，总会生病或遭遇车祸，我也很无奈。所以我爱人说：“你这个人红不得。”
做人就是这样，做点事情就好了，是不是当领导，我看穿了，“穷人不生病好比交大运”。我出车祸脑部受伤之后，区里为了照顾我，就不让我在初中教书了。1999年把我调到镇上的成人学校，专门负责劳动力培训。
五、回首来时路：“没犹豫，有点后悔”
对于当老师，我没有犹豫过，但有点后悔。我一直想，按照我的钻研劲头，如果钻在其他地方，可能发展得要比现在好。我钻在教学上，学生受益比较多，当老师，是造就别人。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人活一世，总要做点事，才能得到别人认可。你对社会有贡献，社会才可能认可你，认可你才会有社会地位。做事对他人有益，挺好；但是只要是人，都会想自己的利益的，只是谋取自己正当利益的同时不要伤害别人就好。人家需要时帮一把，自己也不用付出太多，人家也能受益，这也好。
访谈后记
感谢赵老师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访谈，甚至为了配合我的时间，冒雨赶到镇上。虽然我们并不熟悉（经过我母亲介绍联系上的），但是赵老师还是很坦率地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教师”并不是赵老师最初心仪的职业选择。作为男性，他自身的抱负以及社会商业化浪潮使他曾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另样的期待，但是最终他在选择了教师职业之后，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因为他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赵老师的人生故事也代表着教师群体中一部分教师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东部农村教师。他们出身于贫穷的家庭，承担着原生家庭改变命运的期望，又被时代的商业潮流所裹挾。对教师职业并不是很认同，但是还算喜欢，觉得既然做了就要做好。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低认同感，高责任感。
我最后决定用“教师是个良心活”做文章标题。虽然赵老师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是很高，但是责任心很强，自我要求比较高。在“良心”的前提下，无论教师认同感的高低，自身的责任感都能驱使他去考虑学生的发展，从而提高教学水平。但是，仅靠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职业认同感会影响一位教师对教师职业、教育事业的理解深度。因此，为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在教师具有较高责任感的情况下，人际、组织甚至制度层面对农村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JYA001）、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2016-2017年度资助项目（2016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