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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8日，以“兴学强国与西北抗战办学”为主题的第四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在天津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光明日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8所与西北联合大学有直接传承关系的高校共同发起主办，来自国内各高校的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百余人与会。回顾西北联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西北联大“兴学强国”的使命与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此次论坛的聚焦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西北联大是捍卫中国高校文化存续的重要成果，它在战火中构建的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刊从论坛发言中选取若干，并请专家特为本刊读者充实整理或重新撰稿，以便读者了解当年抗战硝烟中的西北联大，了解一段曾久被尘封的中国高教史。
1895年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闰五月丁卯（7月19日）谕军机大臣等力行实政，“立学堂”便是实政之一。9月19日，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明确“兴学强国”主张。次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以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为纬，如此则可以“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而自强之道未有急于是者。一语道出了国家自强之道，必须以兴学为先。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之后，1902年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上疏中指出，“近日中国若议救败图存，舍此（兴学育才——笔者注）竟无办法。”同年张百熙《进呈全学章程折》中也写道：“值智力并孚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这一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借鉴西方办学模式的创始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再到“兴学育才”，随着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日渐深入，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中国高等教育自创办之初便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兴学强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初创阶段的首要目标和共同期许，通过兴学使中国走向富强、文明成为时人的共识。中国高等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依相随，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兴学强国”也逐渐凝铸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精神和文化诉求。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制度健全和规模大发展时期，“兴学强国”的办学精神在新时期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说清末高等教育初创期，“兴学强国”精神中含有维护清廷统治、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创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制、为国家富强培育人才等内涵，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全面的入侵，“兴学强国”精神中则更是被时代赋予了“抗日救国”这一主题。这一主题在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内迁高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壹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逐步侵占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此时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族灭种的危机，平津等地高校被迫内迁。1937年9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西迁入陕，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在西北联大组建及以后的各校分立办学期间，联大学人秉持“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践行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兴学强国”这一中国高等教育原创精神在特殊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突出表现为以西北联大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为国家战略规划作出贡献并打上鲜明的抗日救国烙印。
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办学是适应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规划需要的举措。1928年国民军北伐成功以后，有识之士便提出开发西北的倡议，对西北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东北的沦陷，开发西北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发展西北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开发西北的构想也开始诞生。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上海，东南国土也面临危机。胡庶华指出：“欲救东北必须开发西北，欲保东南必须开发西北，欲固西南尤须开发西北。”在当时人士眼中，复兴中国只有从西北开始，西北成为中国抗战根据地和复兴的基地。
此时中国面临东北沦陷、东南局促、英国势力进入西藏，“日复进窥内蒙，新疆多故，苏俄趁机来侵”等多重危机，开发西北不但有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是巩固国防的必要举措。在此背景下，西北开发成为全国共识。政府要员、学术团体、工商巨子纷纷组织去西北考察，以促进西北发展、巩固国防。
政界和学界纷纷提出各种开发西北之方案，“而开发之道，则言人人殊”。其中发展西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培养开发西北所需的各方面人才，是一项重要的选择。最早计划在西北兴办大学的是戴季陶：
今后西北新兴之大学，应以理科为中心，而农矿工医各科，为血脉之四支；兹将简单而最略之规划分别述之：第一：先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第二：农林专科学校完成满三年后，即开办国立西北理学院……第三：理学院开办满二年或三年，主要各学系，内容设备既已充实，人才已集，再开办工学院，或同时开办工医二学院，而农林专科学校，亦可扩充为农学院；工学院之内容，在开发西北之必要上，尤以采石冶金及水利等为最重要。
在戴季陶建议后不久，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西北之后，时论指出在西北设立一所大学的必要性：
一、设立西北大学或边政学院。西北各省，年来因灾乱过重，民穷财尽，许多优秀青年，无法出省升学。幸有甘肃学院一所，堪资一部分有志之青年之深造，惟以经费困难，设备单简，一切未能完善。目前开发西北干部人才，急为需要，应由中央筹拨巨款，在兰州设一西北大学或将原有甘肃学院，扩充改进使成造就边务人才之中心，增加农林，水利，工程，矿冶，畜牧，兽医，制革，纺织等系，广收西北当地之青年，以宏造就，俾得协助中央，从事西北之建设与开发。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议案筹设西北大学。12月底，邵力子函请行政院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入陕，以满足西北对高等教育之需求。 与此同时，1936年初，张学良在西安选定东大新校舍，2月东北大学陆续从各地率先前往西安。平津等地部分高校也有因时局紧迫而西迁的意向，这与西部省份一拍即合。如1936年1月，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曾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拟将北洋工学院移于西安，作为筹设西北大学之基本。西北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也曾到西安考察校址。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攻陷平津，保护平津地区教育资源、保存学界精英的形势十分紧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将高校内迁。平津等地高校和研究单位遂内迁至大后方，相继组建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高校。
综上可见，西北联大的建立一方面是国家开发西北、发展西北高教的切实需求，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逼迫之下，加速了这一次中国高等教育在西部的战略布局的实现。这正显示出中国高等教育自创办起与生俱来的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特质，也是“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延续与发展。
贰
“兴学强国”的精神在西北联大办学实践活动中体现为强烈的“抗日救国”色彩，联大的各项活动均融汇贯穿这一时代主题，直到抗战结束。西北联大师生肩负起培植人才、开发西北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抗日救国这一历史责任，表现出高度的使命自觉。
首先，西北联大各校掌校人始终坚定教育救国之理念，将其作为师生的基本立场。如李蒸在1932年便指出：“（教育）须以社会及民族为立场，而不以个人为立场，着眼于千百世之后，而不以目前利害萦诸胸怀。”1941年的新生训练讲话上，李蒸对师范学院的责任解释道：“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李蒸还指出教育家与国家兴亡有关：“教育家不但是办理教育事业的成功者，而且负起社会教化，转移风气的责任，实为关系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主力……抗战以来，因生活之不能维持教育界人士改变职业者已经不少，但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教育家则仍在忍饥耐寒，努力为国家民族争生存，为全人类求解放，而不肯轻易放弃其精神生活的乐趣。”对坚持操守、奉献民族生存和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进行了高度评价。李书田在工学院矿冶工程学会迎新大会上讲演，勉励同学们在国难深重之际不可自馁，应培植能力，“以备异日担负复兴与建设大业之重任”。对抗战时期的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在全国动员抗敌的情况下，“在在需要人人尽其最大智能，以‘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胡庶华在联大讲演中鼓励学生在精神方面“必须适合战时需要……务使抗战教育之精神随抗战生活而孟晋”。齐璧亭在讲述天津沦陷经过时借用张伯苓之言并加以修改道：敌人所毁坏者，中国之物质，中国人之精神，将因此而愈加奋励，益行团结。今后将以全民族之力量，抵抗顽敌，期获最后胜利。
在西北联大日常学习、科研和生活当中，“抗日救国”也成为师生的共识，师生以实际行动履行这一共识。在学习和科研方面，联大师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均努力刻苦，以实际行动为西北开发和抗战培养人才。正如徐诵明所说，（最高学府）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学生们对此也有深刻认识，如工学院的学生写道：我们虽不能执戈陷阵，但我们是在发展抗战的物质力量，它们就是些建国的柱石。试想我们都跑到工厂里去，使每一个齿轮都转动起来，每一件引擎，每一辆摩托都送出能力，制作出衣服、汽车和武器来，跑到矿坑里去，把我们的富源开发出来，试想那些钢铁煤油，对于抗战，该有怎样重要的关系？
针对中国国民教育缺乏，民众文化素质和民族精神不强、汉奸甚多的情况，西北联大还着力推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推行中，面对中国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的现状，黎锦熙指出社会教育要确保全国民众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展区的民众，确知国家是靠自己来保卫的，不只作逃兵的打算，踊跃参加民众组训；失地的民众，确知国家，不是可以暴力征服的，只要自己不屈服，不作顺民，乘机图恢复，秘密进行民众组训——如此，才是全面的抗战”。为宣传抗日救国，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西北联大教授专门撰写大量文章，如许重远的《近代民族主义发展报告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许寿裳《勾践的精神》、李季谷《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谢似颜《民族主义与道德》等。民族国家的概念，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此时在中国民众中尚不普及。学者们对其的提倡，在凝聚民心、促进民族认同、团结力量抗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特殊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除此之外，师生还组织进行军训、抗战宣传、慰问抗战将士等活动，为抗战提供力量和支持。
叁
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在西北联大还表现为联大师生的文化自觉。一方面，西北联大作为西北的最高学府，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承担着提高西北文化水平，引领西北学术研究的责任。如1941年创办的《西北学报》便以“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另一方面，在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方面，西北联大能够在保证学术研究水平的同时，在其中融入民族精神和抗战救国思想。学术研究多侧重西北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体现了联大学人的责任与担当。在黎锦熙先生所作校歌中，最后一句“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民族情怀跃然纸上。对坚持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黎锦熙先生解释道：将西北民族融为“国族”，正是学府之任务。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注重将研究与抗战现实相结合。1938年，西北联大对张骞墓分两次发掘，此次发掘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意义甚大。而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宣传活动，使民众对张骞抗击匈奴、御侮图强及开拓精神有所认识，进而对民族精神培育和抗日战争提供精神动力。为了知己知彼、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许兴凯教授对日本进行了系列研究，通过去东北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日本的重要资料，为国人抗战提供精神助力。西北联大还成立边政学系，进行边政学研究，培养了大量边政人才。此外，西北联大还注重整理地方文化，在方志学等方面作出了大量研究。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文化建设方面，1938年行政院根据中央命令通令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机关搜集抗战史料，西北联大也开始进行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抗战史料纂集工作由历史系负责，在大纲中分为中国、国际、日本三个部分。为此，历史系成立了抗战史料纂集指导委员会，推定李季谷、许寿裳、陆懋德、许重远、谢兆熊等为指导委员。抗战史料目的“一方是为提倡民族复兴之助，一方使珍贵史料得有系统之保存”。抗战史料的纂集，对于保存当时历史真相，延续民族文脉，凝聚民族意识及增强民众忧患意识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联大学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所办刊物卷首上注明道：“日寇最毒辣的计划，要在毁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毁灭我们的历史，务使我们的子孙，以后忘了祖国而已。假使把历史都亡了，还能谈到什么民族意识呢？”历史要努力保存，发箧陈书，究心于兴废得失之所在。正因为如此，西北联大在西北史地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尤为注重，联大所办的刊物如《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等也成为学术研究和宣传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双重阵地。而“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也自然而然成为联大学人们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于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不同，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兴学强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目标之一，在中国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西迁各校组建西北联大，则进一步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内化，形成了中国大学所特有的品格。这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与国家长期战略规划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在传承发扬民族文化，延续国家文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于中国有利的。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兴学强国”这一办学精神在不同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内涵不同的要求。这是“兴学强国”精神的阶段性表现，也是随现实环境而发展的必然。时至今日的和平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社会形势与挑战，“兴学强国”之办学精神在此一阶段仍属需要。高等教育应继续发扬“兴学强国”的自觉，为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1895年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闰五月丁卯（7月19日）谕军机大臣等力行实政，“立学堂”便是实政之一。9月19日，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明确“兴学强国”主张。次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以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为纬，如此则可以“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而自强之道未有急于是者。一语道出了国家自强之道，必须以兴学为先。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之后，1902年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上疏中指出，“近日中国若议救败图存，舍此（兴学育才——笔者注）竟无办法。”同年张百熙《进呈全学章程折》中也写道：“值智力并孚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这一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借鉴西方办学模式的创始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再到“兴学育才”，随着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日渐深入，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中国高等教育自创办之初便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兴学强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初创阶段的首要目标和共同期许，通过兴学使中国走向富强、文明成为时人的共识。中国高等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依相随，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兴学强国”也逐渐凝铸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精神和文化诉求。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制度健全和规模大发展时期，“兴学强国”的办学精神在新时期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说清末高等教育初创期，“兴学强国”精神中含有维护清廷统治、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创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制、为国家富强培育人才等内涵，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全面的入侵，“兴学强国”精神中则更是被时代赋予了“抗日救国”这一主题。这一主题在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内迁高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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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逐步侵占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此时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族灭种的危机，平津等地高校被迫内迁。1937年9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高校西迁入陕，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在西北联大组建及以后的各校分立办学期间，联大学人秉持“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践行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兴学强国”这一中国高等教育原创精神在特殊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突出表现为以西北联大等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为国家战略规划作出贡献并打上鲜明的抗日救国烙印。
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办学是适应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规划需要的举措。1928年国民军北伐成功以后，有识之士便提出开发西北的倡议，对西北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东北的沦陷，开发西北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发展西北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开发西北的构想也开始诞生。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上海，东南国土也面临危机。胡庶华指出：“欲救东北必须开发西北，欲保东南必须开发西北，欲固西南尤须开发西北。”在当时人士眼中，复兴中国只有从西北开始，西北成为中国抗战根据地和复兴的基地。
此时中国面临东北沦陷、东南局促、英国势力进入西藏，“日复进窥内蒙，新疆多故，苏俄趁机来侵”等多重危机，开发西北不但有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是巩固国防的必要举措。在此背景下，西北开发成为全国共识。政府要员、学术团体、工商巨子纷纷组织去西北考察，以促进西北发展、巩固国防。
政界和学界纷纷提出各种开发西北之方案，“而开发之道，则言人人殊”。其中发展西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培养开发西北所需的各方面人才，是一项重要的选择。最早计划在西北兴办大学的是戴季陶：
今后西北新兴之大学，应以理科为中心，而农矿工医各科，为血脉之四支；兹将简单而最略之规划分别述之：第一：先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第二：农林专科学校完成满三年后，即开办国立西北理学院……第三：理学院开办满二年或三年，主要各学系，内容设备既已充实，人才已集，再开办工学院，或同时开办工医二学院，而农林专科学校，亦可扩充为农学院；工学院之内容，在开发西北之必要上，尤以采石冶金及水利等为最重要。
在戴季陶建议后不久，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西北之后，时论指出在西北设立一所大学的必要性：
一、设立西北大学或边政学院。西北各省，年来因灾乱过重，民穷财尽，许多优秀青年，无法出省升学。幸有甘肃学院一所，堪资一部分有志之青年之深造，惟以经费困难，设备单简，一切未能完善。目前开发西北干部人才，急为需要，应由中央筹拨巨款，在兰州设一西北大学或将原有甘肃学院，扩充改进使成造就边务人才之中心，增加农林，水利，工程，矿冶，畜牧，兽医，制革，纺织等系，广收西北当地之青年，以宏造就，俾得协助中央，从事西北之建设与开发。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议案筹设西北大学。12月底，邵力子函请行政院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入陕，以满足西北对高等教育之需求。 与此同时，1936年初，张学良在西安选定东大新校舍，2月东北大学陆续从各地率先前往西安。平津等地部分高校也有因时局紧迫而西迁的意向，这与西部省份一拍即合。如1936年1月，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曾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拟将北洋工学院移于西安，作为筹设西北大学之基本。西北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也曾到西安考察校址。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攻陷平津，保护平津地区教育资源、保存学界精英的形势十分紧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将高校内迁。平津等地高校和研究单位遂内迁至大后方，相继组建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高校。
综上可见，西北联大的建立一方面是国家开发西北、发展西北高教的切实需求，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逼迫之下，加速了这一次中国高等教育在西部的战略布局的实现。这正显示出中国高等教育自创办起与生俱来的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特质，也是“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延续与发展。
贰
“兴学强国”的精神在西北联大办学实践活动中体现为强烈的“抗日救国”色彩，联大的各项活动均融汇贯穿这一时代主题，直到抗战结束。西北联大师生肩负起培植人才、开发西北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抗日救国这一历史责任，表现出高度的使命自觉。
首先，西北联大各校掌校人始终坚定教育救国之理念，将其作为师生的基本立场。如李蒸在1932年便指出：“（教育）须以社会及民族为立场，而不以个人为立场，着眼于千百世之后，而不以目前利害萦诸胸怀。”1941年的新生训练讲话上，李蒸对师范学院的责任解释道：“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李蒸还指出教育家与国家兴亡有关：“教育家不但是办理教育事业的成功者，而且负起社会教化，转移风气的责任，实为关系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主力……抗战以来，因生活之不能维持教育界人士改变职业者已经不少，但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教育家则仍在忍饥耐寒，努力为国家民族争生存，为全人类求解放，而不肯轻易放弃其精神生活的乐趣。”对坚持操守、奉献民族生存和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进行了高度评价。李书田在工学院矿冶工程学会迎新大会上讲演，勉励同学们在国难深重之际不可自馁，应培植能力，“以备异日担负复兴与建设大业之重任”。对抗战时期的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在全国动员抗敌的情况下，“在在需要人人尽其最大智能，以‘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胡庶华在联大讲演中鼓励学生在精神方面“必须适合战时需要……务使抗战教育之精神随抗战生活而孟晋”。齐璧亭在讲述天津沦陷经过时借用张伯苓之言并加以修改道：敌人所毁坏者，中国之物质，中国人之精神，将因此而愈加奋励，益行团结。今后将以全民族之力量，抵抗顽敌，期获最后胜利。
在西北联大日常学习、科研和生活当中，“抗日救国”也成为师生的共识，师生以实际行动履行这一共识。在学习和科研方面，联大师生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均努力刻苦，以实际行动为西北开发和抗战培养人才。正如徐诵明所说，（最高学府）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学生们对此也有深刻认识，如工学院的学生写道：我们虽不能执戈陷阵，但我们是在发展抗战的物质力量，它们就是些建国的柱石。试想我们都跑到工厂里去，使每一个齿轮都转动起来，每一件引擎，每一辆摩托都送出能力，制作出衣服、汽车和武器来，跑到矿坑里去，把我们的富源开发出来，试想那些钢铁煤油，对于抗战，该有怎样重要的关系？
针对中国国民教育缺乏，民众文化素质和民族精神不强、汉奸甚多的情况，西北联大还着力推行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推行中，面对中国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的现状，黎锦熙指出社会教育要确保全国民众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展区的民众，确知国家是靠自己来保卫的，不只作逃兵的打算，踊跃参加民众组训；失地的民众，确知国家，不是可以暴力征服的，只要自己不屈服，不作顺民，乘机图恢复，秘密进行民众组训——如此，才是全面的抗战”。为宣传抗日救国，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西北联大教授专门撰写大量文章，如许重远的《近代民族主义发展报告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许寿裳《勾践的精神》、李季谷《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谢似颜《民族主义与道德》等。民族国家的概念，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此时在中国民众中尚不普及。学者们对其的提倡，在凝聚民心、促进民族认同、团结力量抗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特殊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除此之外，师生还组织进行军训、抗战宣传、慰问抗战将士等活动，为抗战提供力量和支持。
叁
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在西北联大还表现为联大师生的文化自觉。一方面，西北联大作为西北的最高学府，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承担着提高西北文化水平，引领西北学术研究的责任。如1941年创办的《西北学报》便以“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另一方面，在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方面，西北联大能够在保证学术研究水平的同时，在其中融入民族精神和抗战救国思想。学术研究多侧重西北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体现了联大学人的责任与担当。在黎锦熙先生所作校歌中，最后一句“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民族情怀跃然纸上。对坚持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黎锦熙先生解释道：将西北民族融为“国族”，正是学府之任务。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们注重将研究与抗战现实相结合。1938年，西北联大对张骞墓分两次发掘，此次发掘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意义甚大。而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宣传活动，使民众对张骞抗击匈奴、御侮图强及开拓精神有所认识，进而对民族精神培育和抗日战争提供精神动力。为了知己知彼、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许兴凯教授对日本进行了系列研究，通过去东北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日本的重要资料，为国人抗战提供精神助力。西北联大还成立边政学系，进行边政学研究，培养了大量边政人才。此外，西北联大还注重整理地方文化，在方志学等方面作出了大量研究。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文化建设方面，1938年行政院根据中央命令通令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机关搜集抗战史料，西北联大也开始进行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抗战史料纂集工作由历史系负责，在大纲中分为中国、国际、日本三个部分。为此，历史系成立了抗战史料纂集指导委员会，推定李季谷、许寿裳、陆懋德、许重远、谢兆熊等为指导委员。抗战史料目的“一方是为提倡民族复兴之助，一方使珍贵史料得有系统之保存”。抗战史料的纂集，对于保存当时历史真相，延续民族文脉，凝聚民族意识及增强民众忧患意识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联大学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所办刊物卷首上注明道：“日寇最毒辣的计划，要在毁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毁灭我们的历史，务使我们的子孙，以后忘了祖国而已。假使把历史都亡了，还能谈到什么民族意识呢？”历史要努力保存，发箧陈书，究心于兴废得失之所在。正因为如此，西北联大在西北史地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尤为注重，联大所办的刊物如《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等也成为学术研究和宣传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双重阵地。而“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也自然而然成为联大学人们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于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不同，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兴学强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目标之一，在中国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西迁各校组建西北联大，则进一步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内化，形成了中国大学所特有的品格。这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与国家长期战略规划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高等教育在传承发扬民族文化，延续国家文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于中国有利的。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兴学强国”这一办学精神在不同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内涵不同的要求。这是“兴学强国”精神的阶段性表现，也是随现实环境而发展的必然。时至今日的和平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社会形势与挑战，“兴学强国”之办学精神在此一阶段仍属需要。高等教育应继续发扬“兴学强国”的自觉，为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